我最初对唐诗发生兴趣，是在高中毕业后待业的一段时间。闲在家里没事，偶然在同学处见到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十讲》，便借来看，继而学着涂鸦。当时读的第一部诗集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编的《李白诗选》，我对李白的喜爱也是从那时开始的。但我至今未写过一篇专论李白的论文，我一直觉得，太白、东坡这样的天才与智者决非我现有的学养、才具所能批评，所以尽管我对太白、东坡都怀着最深的景仰，却从未想到以他们来作我研究的起点，而是最终选择了大历诗人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
我的大历诗歌研究是从戴叔伦开始的，起因纯属偶然。1979年中华书局重印标点本《全唐诗》，它三十九元的定价对当时就读于扬州师院中文系的我来说，远比今日大学生买四百元一部的《全唐文》更贵。但说不清是什么动机，我就节省了两个月的零化钱，又出让了《诗学》、《歌德谈话录》等几本很抢手的书，买了一部。以后一有空就一卷卷翻它，翻着翻着发现了问题。先是读陈子昂诗，觉得罗庸先生撰的年谱不无可商，还曾琢磨了一阵。因为看熟了陈子昂诗，浏览戴叔伦诗到《晖上人独坐亭》一首就产生了怀疑。陈子昂诗中也有个晖上人，陈集《酬晖上人秋夜独坐山亭有赠》一诗，与戴诗同用禅、泉、玄、缘押韵，内容也相呼应。我推测戴集《晖上人独坐亭》就是晖上人原唱之作，题中“晖上人”本是作者名，后窜入诗题，又讹为叔伦诗。再看集中《送崔融》、《游少林寺》，用韵与内容也与陈子昂、沈佺期同题诗合若符节，我愈觉这些诗可疑。另外，集中《寄孟郊》、《寄刘禹锡》、《冬日有怀李贺长吉》、《宿无可上人房》等与中唐诗人酬唱之作也与叔伦行年不合，十分可疑。限于学识与借书的条件，虽心存疑问，却未能进行考索求证。
1981年我考取广西师范学院（后改名为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专攻唐宋文学。第一年读的都是先秦课程，第二年进入专业阅读，将研究生资料室的《全唐文》借回宿舍，前后翻了两三遍。这时我开始考究戴叔伦诗的窜伪问题，恰读到傅璇琮、富寿荪先生的辨伪文章，深受启发。遂从追寻作品出处、考察典故名物起源、比较版本异同几个方面入手，检阅了大量文献，尤其是明人集子，继两位前辈之后又考出几十首混入戴集的唐、宋、元、明人作品，并断定戴集的伪作决非一般误收，而是明人有意作伪。这些发现极大地鼓舞了我，到定学位论文题目时，我向导师胡光舟先生提出了在整理现存诗集的基础上研究戴叔伦诗歌创作的计划，得到老师同意。经过半年多的准备，我开始编订、校勘、注释戴叔伦诗集，将现存诗作分为编年、不编年、备考、伪作四个部分。前两部分收见于唐宋典籍的较可信的作品，凡无唐宋典籍依据、暂时又不能证伪的作品均编于“备考”。为谨慎起见，“备考”未予注释，研究中也不加征引。现在看来，这么处理是可取的，因为有些作品感觉不像唐诗，后来友人湖北咸宁师专教授熊飞先生陆续发现确是明人作品。诗集的注释、校勘用了三个月时间，曾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了两种明刊丛刻，它先作为学位论文的附录油印出来，后经增订承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硕士学位论文就以《戴叔伦研究》为题，写成一篇四万字的综合研究报告，第一部分是作品考述，第二部分是生平考证，第三部分是创作研究，分别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文史》、《文学遗产》上。
应该说，《戴叔伦研究》的重点主要在考证，批评的部分并不令人满意。尽管我努力从整个大历诗的背景来把握戴叔伦诗歌的独特风貌，可实际的批评还是显得粗糙和浮泛，自己也觉得未触及深层的内涵。我甚至能感觉到那内涵的存在，却就是无法贴近它。那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至今还停留在记忆中。胡光舟先生在论文写作上曾给了我多方面的指导，使我能顺利完成全部工作。但我知道自己实在还不能胜任这样专门的研究，于是特别渴望获得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考取程千帆先生的博士生是我的又一次幸运，它改变了我学术发展的道路。从我的兴趣来说，喜欢泛读，好考据，思考问题常是综合式的，拙于分析。这种秉赋或许更适于研究历史，而不是文学。如果不是师从千帆先生，也许我就凭着兴趣，靠以前积累的资料，做些大历诗人的生平考证，逐步走到文献研究或历史研究的路上去了。程先生的学问，在史学、文献学、文学史、诗学诸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融汇贯通，不拘方隅，希望学生在理论思维、文献掌握和艺术鉴赏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发展。当时先生门下的莫砺锋、张宏生、曹虹、张伯伟、程章灿诸君都基础扎实、思维敏锐，与他们同学让我受益匪浅。读博士课程的第一年，先生根据我的情况，开了《诗经》、《楚辞》、《庄子》、《左传》、《史记》、《文心雕龙》六门课，要求各写一篇达到省级刊物发表的作业。在程先生及周勋初、郭维森先生耳提面命的指导下，经过六部书的研究，我感到把握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增强了，论文写作水平也有所提高。当我在课余将旧日有关包佶、独孤及、梁肃、权德舆生平的考证整理成文时，所关注的已不只是若干作家的事迹，而逐渐萌发全面研究大历诗人与诗歌创作的愿望。在清理事实的过程中，历史事件背后的文学史意义不断浮现出来：包佶生平考证，促使我思考大历诗人与当时财政活动的关系；梁肃年谱的编制，让我看到大历时期天台宗对士大夫的影响；独孤及文系年，启发我注意萧李集团与文坛主盟者地位的变化；权德舆年谱的整理，则让我重新考虑大历作为诗史时段在时间上的跨度。这些文章发表时只是纯粹的考据成果，可我的收获却是由此生发出的诗史问题。以前读大历诗的印象，此刻逐渐清晰起来。一个对大历诗的完整叙述，伴随表达它的冲动终于在心中酝酿出来。很快我的提纲就作为博士论文的设想交到老师手中，程先生对我的想法给予热情的鼓励，并在研究方法和观点上作了原则性的指导。
众所周知，大历诗评论家历来有定论，闻一多先生对大历诗歌创作的总体判断（《闻一多论唐诗》），程先生在《唐诗鉴赏辞典》序言中对大历诗内容、艺术所作的评价，罗宗强先生《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对大历诗美学风貌的宏观描述，储仲君、葛晓音、赵昌平等先生的论文对大历诗人的批评，都是准确而深刻的。有这些成果作基础，我不禁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然而，当我依据现代诗歌批评理论和方法建立起自己的研究模式，按自己理解的诗史过程进入分析后，却发现问题远非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对大历诗的印象实在还很浮薄，很粗糙。──倒不在于我的结论缺乏新锐之处，而在于所有结论的艰于论证。对人文科学而言，现代学术范式更强调的是结论达成的方式及过程，而不是结论本身。因为许多结论仅凭直觉的灵感或模糊的印象就能获得，可是要将这些结论付之清晰、深刻、有逻辑力量、有说服力的论证，却是相当艰难的。从明代以后，谁都能将唐诗源流作一番宏观论述，可是至今却无一部将唐诗源流梳理得很清楚，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深刻分析的唐诗史。事情就是这样，给你一千字的篇幅论唐诗，你可以文不加点，一挥而就；给你一万字，就需要费神思考；而当你准备用二十万字的篇幅来讨论时，你将不敢轻易下笔。实证及其精致化是人文科学许多领域愈益感到紧迫的问题。在我看来，唐诗尤其是大历诗的研究已到了这样一种境地，即解释和说明现有的结论要比提出新的结论更难。鉴于此，一进入研究阶段，我首先将自己的目标定位在融合和解释现有的结论上。
我花了不少时间搜集古今对大历诗的判断和评价，从中筛选出可供讨论的问题，再以自己建立的研究模式去观察、分析它们，由此形成论文的基本框架和内在逻辑。论文题目征得程先生同意，定为《大历诗风》。在我的构想中，它将是对大历诗的一个综合性研究。所谓“诗风”不等于风格，而是意味着当时诗歌创作的总体风貌，包括诗人对诗体、风格的趣味，写作的环境和动机，作品的主题与表现的特点，诗人群体的划分和相互间的关系，大历诗歌对唐诗乃至整个中国诗史的意义等等。这样一个计划规模是相当庞大的，无论我的知识准备还是时间都不允许。最后，我只做了计划中的前编──对大历诗歌总体风貌的综合分析。因为大历诗总体上是共性大于个性，群体风格鲜明而个性色彩淡漠，从整体上把握大历诗的风貌，更能说明处于诗史转折点上的大历诗歌承前启后的意义。我的工作从抽样分析开始，首先从分别代表开天和大历时代诗歌眼光的两个选本──《河岳英灵集》与《中兴间气集》入手，比较、概括各自在审美风尚、艺术倾向的差异，提出诗风嬗变的假说：对社会生活的态度由浪漫变得现实，对诗歌的趣味由推崇汉魏风骨转向欣赏六朝韵致，对诗体的好尚由古体转向近体，题材选择由表达理想、感兴咏怀转向日常生活、身边琐事。然后我逐一分析大历诗人心态、艺术理想、主题取向的变化，揭示大历诗在写作方式、作品构成、体裁风格等方面的特点，最后论定大历诗的得失与影响。当看到实证研究的结论与抽样分析的假说相符时，我深感欣慰。
论文从1987年二月起草，用了十个月时间写完，全文十六万字。由于外围资料已掌握，基本上是边读作品边做卡片边写作，具体思路纯粹是在写作中形成与完密的。评审专家一致肯定我对大历诗风内涵的概括和分析，已故沈玉成研究员特别称许论文在研究方法上的独创与有效，让我感到自豪。平心而论，论文的观点与结论很难说有多少新颖发明──大历诗风的新变大抵前辈已言，而我提出的一些观点，如吏隐问题、盛唐诗中主客体的对峙、情景交融的意象结构方式成型于大历诗等，并不一定能为学术界接受。但论文在独特的研究方式与表述框架中展开的整个研究过程，将前人源于感觉印象的笼统判断演绎得细致、清晰，使“气骨顿衰”（胡应麟）、“移风骨之赏于情致”（胡震亨）这样的抽象结论成为有分析过程支持的、可以验证的观点，则是有意义的。我为自己设计的研究和表述的框架，今天看来不过是若干研究角度的组合，无甚特别出色之处。但当时不仅在国内无先例可循，就是在海外的研究中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借鉴。更何况论文写作的1987年，新方法的提倡还停留在口号上，人们更多地是在讨论新方法的可行性问题。它在当时出现，自然是研究方法上给人的新鲜感多些。《大历诗风》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1995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专著二等奖。可惜沈先生已看不到了，否则他也会感到欣慰的。
由于计划中作家、流派研究的不克完成，致使《大历诗风》未能深入到大历诗内部去把握它自身发展的过程及对诗歌传统的参与，整个分析略显单薄与平面。已故孙望先生曾温和地指出这一点，并鼓励我继续进行大历诗人群体的研究；陈伯海先生也提出天宝诗坛老诗人在肃、代两朝的创作问题让我思考。鉴于此，1988年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后，就以“大历诗人研究”的项目申请了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随后经历1989年的政治风波，1990年的赴陕西山阳县粮食局锻炼，计划十五万字篇幅、两年完成的课题，竟拖了四年半时间，全书完稿已是1993年4月了。除研究环境的不安定外，写作量增加也是重要原因。我从来不能在成书前估计字数，所以也从来未应约写过书。计划十五万字只是随便定的，而结果写了五十八万字。这连我自己也感到吃惊。
正如《大历诗人研究》后记中所说：“我一向认定，真正的学问不在于做别人没做过的东西，而在乎做出别人做不出的东西。”所以对这个项目，我总抱着一种奢望，想写出一点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内容。这无疑将增加工作的难度，于是我的进度就变得很慢。在《大历诗人研究》中，我考虑主要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诗史上的大历本身包含一个什么样的演进过程，二是不同诗人群体之间的共性特征和个性差异，以及相互间的交流与影响。前一个问题，我通过研究安史之乱后肃、代、德三朝的历史与诗人的创作活动，将大历诗分为三个阶段、四个群体。安史乱起至代宗宝应、广德间（755～764），是开天诗人与大历诗人的接力区，老诗人继续创作，新诗人在战乱中成长，尚未分化出群体；终大历之年（765～779），诗人群体分化，十才子等入朝，成为诗坛最引人注目的人物，这是台阁诗人群活越的时期；德宗建中元年至贞元八年（780～792），十才子贬谪亡故，声势稍歇；地方官诗人成为诗坛的中坚，方外诗人声名日著，与之分庭抗礼。贞元八年以后，地方官诗人逐渐凋零，权德舆等人入朝，与方外诗人二分天下，勉强维持着冷清的诗坛。经过如此的勾勒，后一个问题就自然眉目清楚了，剩下的工作是怎么进入有深度的批评。为给自己寻找一个最佳的切入角度，找到一个有效的批评方式，常不得不停笔沉思，或干脆丢开读不相干的书。这还不要紧，麻烦的是研究进程中我常不得不停下来从事考证。本来，除自己涉及的几个作家外，我都想借助现成的考证成果，省点力气用在批评上。可是一读别人的考证文章总有可疑，只得自己重新考证。刘长卿、钱起已有不少考证文章发表，本不打算再考，结果也都考了一万多字。刘长卿生平的几个重大年代问题居然都考清楚，让我意外地高兴。细碎的考据有时会带来难以预料的收获，我对刘长卿诗史意义的认识就得益于行年考证，对权德舆新台阁诗人集团的发现，也源于对权氏诗文的系年。我不是那种能把一切问题在脑子里想清楚而后写作的人，也很少按照提纲次序进行论述。经常是想通一点写一点，韦应物一节列在第一章，而写成反在最后。这一章本是很重要的，却写得有点强弩之末的感觉。由此我得到一个教训，重要的章节一定要先写。现在，《大历诗人研究》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上编为诗人创作研究，下编为十多位诗人的事迹、作品考证，包括了十年来我研究大历诗人的成果。相对《大历诗风》而言，在这传统方式的诗史研究中，我的操作也是很传统的，基本是创作特征和风格研究。但我在批评中相机运用了一些有效的手法，如论郎士元送行诗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刘长卿、权德舆诗用新批评派的一些理论，论吴筠诗借鉴了神话批评的原理等等。我的批评，侧重从文体学的立场来看待诗人才能的运用和作品的独创性，所以常由不同体裁来讨论诗人的成就得失。表述上尽量使用说明性的语言，选择可供讨论的概念来阐释问题。这么做有时会使分析过程变得枯燥乏味，损害古典诗歌的浑融之美，但我相信在当今这个非常讲究语言精确性的时代还是很有必要的。另外，读者也许会注意到，我对作家的艺术水准比较挑剔，常有些苛刻的批评，论刘长卿、李端甚至是从缺点谈起，不免有些煞风景。但我认为批评不同于鉴赏，它具有淘汰和筛选的功能，根据作家的独创性恰如其分地评价他的成就和水平正是批评的任务。
记得曾在《古典文学知识》上读到程毅中先生一篇谈治学的文章，题目叫《研究唐代小说的遗憾》。程先生的学问非予小子所能窃攀，但那种遗憾在我是同样怀有的，而且不必待多年以后。在看《大历诗人研究》的校样时我就感觉到，“导言”中对大历时期历史状况的叙述是过于繁缛了。鉴于前辈专家对《大历诗风》较少论述诗史外部环境的遗憾，我本想通过详细的历史叙述来显示安史之乱对社会、对诗人的巨大影响，从而说明诗风嬗变与这场动乱的关系。然而文字毕竟太长，而论述不同诗人群体在诗坛的进退，原可以细论一番的，却反而粗粗带过，未免详略失当。此外，或许是出于偏爱，对戴叔伦的分析未能删削昔日幼稚的论述，更增添细致刻画，遂致文字冗沓。下编考据商榷中时有行文刻薄处，也很让我懊悔。研究大历诗多年，如果说有什么深刻教训的话，那就是我想提请读者和同行注意，对待考据尤其要慎而又慎。我作权德舆年谱时，发现德舆自述的行年每与韩愈所撰墓碑的记载不合，怀疑韩愈对德舆生卒年的记载有误。后见已故吴汝煜教授撰文举七条证据论定韩碑之误，深获我心，我还可以再举出同样多的证据来补证它。于是我在发表《权德舆前期作品系年》时，生卒年就取吴说，以为确不可移。然而陶敏教授贶书赐教，仅举《权载之文集》中表弟李少安墓志铭“情殷中外，年同甲子”一句，就证明韩碑不误。因为与德舆同龄的李少安生年正与韩碑所载权德舆生年同，文集中诸多与韩碑不合处看来只是约举成数而已。在《大历诗人研究》中，我虽已将失误纠正过来，但这一教训却值得提出来与大家共诫。至于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足，就需要专家斧正了。
回顾自己十几年的学习和研究，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是和老师的培养、前辈的鼓励、同学的帮助分不开的，对此我深为感铭。借这个机会，我要向所有教导过我帮助过我的师友，尤其是历年指导我的老师赵继武先生、胡光舟先生、程千帆先生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