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新平庸时代的世界经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4 次 更新时间:2015-03-20 12:02

鲍盛刚  

新平庸时代的世界经济

经济增长是繁荣的基础,而繁荣进一步拉动增长,由此增长与繁荣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但是目前世界经济的状况是要么有繁荣无增长,要么就是有增长无繁荣,显然两者都不可能持续,因为无增长的繁荣只能建立在债务的基础上,无繁荣的增长则是建立在低工资,环境破坏的基础上。

从美国和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上世纪七十年代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或者说是一个断层,之前可以称之为增长型资本主义,之后可以称之为无增长型资本主义。所谓增长型资本主义就是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整个资本主义发展是沿着一条上升的曲线发展的,首先是经济增长,其次是在经济增长基础上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壮大,以及由此导致民主制度的发展,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不断收窄,特别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大约20多年的黄金发展时期,不仅经济增长突飞猛进,而且民主制度也达到发展的顶峰。那么,为何在1970年或者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和西方社会财富不平等现象整体出现恶化了呢?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的25年中美国和西方社会最终陷入目前的经济与政治困境之中?一般将原因归于美国与西方国内资本投资的萎缩与海外投资的加速发展,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加速了西方国家资本与产业的外包与转移,由此导致西方国家产业空洞化以及社会失业率的高居不下和政府财政收入的锐减,以至于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体制难以为继。随着经济增长的下滑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社会分配失去了来源基础,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自然因为工作机会的流失而趋于贫困化,对于富人来讲财富主要来源于海外投资利润或者遗产继承。而导致西方社会资本投资萎缩与转移的原因一般归于福利制度成本提升,投资利润的下降与投资机会的枯竭。但是,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所谓投资枯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推行一种有效地排除了私人资本也许可以获利的广大的冒险领域的财政政策,这可能是这一说法的真正症结所在。”其中特别是累进税阻挡了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由此阻挡了经济进步,导致了社会僵化与资本的出逃。


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特征是无繁荣的增长,尽管目前世界经济的增长已经主要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是它们的增长是建立在美国与西方资本与技术转移的基础上,以及以低工资与环境破坏为代价,一旦工资成本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加强,资本又会转移到下一站。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货币工资收入上的差异已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哪里单位劳动力成本低,企业家就会到哪里投资。现代大规模生产过程能够以相等的效率在世界各地实现,那么资本投资将永远寻求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资本与产业转移加快,转移的第一站是日本与亚洲四小龙,还包括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台湾与香港,它们发展主要受惠于产业转移与外包的第一波浪潮,在20世纪60年代初腾飞起来,经历了70年代与80年代的繁荣,但是到上世纪90年代它们开始走下坡路,其中特别是日本陷入长达20年的经济迷失。接下来经济全球化第二站就是中国与金砖国家,它们崛起于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黄金发展期。中国与金砖国家经济发展和崛起主要是受惠于产业转移与外包的第二波浪潮,全球资本和技术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导致了金砖国家的快速增长,美国和西方资本和技术的输入,使金砖国家成为全球投资中心,加工制造中心,贸易出口和财富积累中心,潜在消费市场中心,成为全球经济引擎和最有活力的区域,其中特别是中国。那么,中国与金砖国家之后又将是谁呢?可能是“新钻11国”(Next Eleven,简称N-11),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和越南,他们正在受惠于产业转移的第三波浪潮。那么,谁又将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站呢?中东,非洲与原东欧国家,事实上目前非洲已经被认为是世界经济最有希望的大陆。

现代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在于无止境地追求利润,而要获得利润只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技术与制度创新解决方案,二是空间解决方案。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无疑空间解决方案成为主要方案。以往以国家为单位的封闭式的繁荣与萧条经济周期模式已经被代之以开放式的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横向发展的周期模式,产业转移代替了创新与转型,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已经失去推动经济进步的功能,封闭式的螺旋上升曲线变成了水平线。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认为每个资本与技术转移周期大约为30年,目前转移周期正停留在中国和印度,考虑到这两个国家的体量,因此需要比30年更长的时间。另外考虑到这个过程在非洲与中亚还没有开始,因此资本主义要填满地球可能要等到21世纪末期。而一旦到那时世界各地的工资水平都会很高,利润就会下滑,整个世界经济体将从开放重新回归单一的封闭体系。由此,在世界各国比较优势趋同的情况下,现代经济发展只能再回到以技术和制度创新作为其利润和发展的源动力,到那时世界可能再次回到创新的年代,也许也只有到那时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又会回到共生共进的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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