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自新世纪以来，国家调整了对学界的治理技术，一方面加大了对学界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通过“数目字的管理”增强了大学的行政化，以包括各类各级课题、基地、学位点、奖项等在内的各种专项资金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界。如果说新父们当年还能够咬紧牙关克服清贫的话，那么，面对大量可以用学术成果去争取的资源，他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十分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持久的资源争夺战。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一批名利双收的学术新贵。
与自然家庭不同，社会家庭的接续更替更容易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干扰，因而不时会出现断代现象。比如，中国学界自1966年大学停招延续了11年，即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断层。如果从1957年反右运动对学界的禁锢和冲击算起，中国学界废学长达20年，这足以构成一个世代的断裂。
当年的“新三届”是在“父亲”缺位的情形下开始在学界开疆拓土的。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他们做成了今日学界的父亲：掌控着学界的资源，引领着学界的风潮，统领着众多的学子。那么，他们今天到底是如何做父亲的？
学界的这些新父们自幼失怙，是吃狼奶长大的。他们身上表现出这样一种鲜明的特点：社会阅历丰富，经验直觉敏锐，人际关系娴熟，问题意识明确，生存能力强劲，开拓精神十足。因此，他们能够在进入学界后不长的时间里安营扎寨，开花结果，用10年左右的时间获得了在正常情况下需要2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获得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有媒体誉之为其辉煌无法复制的“新三届神话”。
尽管学界新父们今日的学术地位的确辉煌，但是，他们的学术成就和人格品质似乎远谈不上辉煌。
首先，先天的营养不良决定了他们学问的底气虚弱，而进入学界后成名太快又使他们的精力早早地陷入会议、派系和资源的泥潭。他们太晚地奠定为学的地基，却又太早地进入戴维?洛奇所谓的“小世界”——这注定了他们的学问难上层楼。
其次，他们早年的曲折和进入学界初期的困窘使他们急于寻求补偿。他们少时追随太阳时，舍我其谁的骄傲在经历了饿其体肤的记忆、上山下乡的磨洗和“脑体倒挂”的尴尬后，而今常常表现为对权力的迷恋和资源的贪婪。
再次，早年在底层的混迹虽然使他们具有了很强的处理俗务的运作能力，但他们常常也自觉不自觉地把学术俗务化。从底层千军万马中能够挤上大学的独木桥，进而占据大学的教席，再进而在学界尽得风流，说明他们具有混社会的足够聪明，但他们常常缺乏对学术真正的敬畏，甚至缺乏做人的底线。
创新与气虚，开拓与贪婪，务实与媚俗——这就是学界新父们的两面性。尽管这种两面性一直存在，但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有所不同。以1990年代中期为界，可以看到他们的某些重要变化：
就他们与体制的关系而言，经历了从批判到合谋的变化。1980年代，在他们初入学界时，正值改革大潮兴起和新启蒙呼声甚高之时。对体制的批判精神和对道统的重塑意识使他们迅速崭露头角。长期清苦的生活条件虽然使一部分人下海另谋生路，但更多的人还秉持着某种理想精神坚守岗位。但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自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央财力的大大增强，国家调整了对学界的治理技术，一方面加大了对学界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通过“数目字的管理”增强了大学的行政化，以包括各类各级课题、基地、学位点、奖项等在内的各种专项资金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界。如今，大学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淘金之地。如果说新父们当年还能够咬紧牙关克服清贫的话，那么，面对大量可以用学术成果去争取的资源，他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十分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持久的资源争夺战。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一批名利双收的学术新贵，他们不仅头上顶满了各种头衔和荣誉，而且住上了豪宅，开上了名车。然而，在这些耀眼的光辉背后，却是空前的堕落：虽然他们著作等身，但在课题学术的引导下却是言不及义，空洞无物，且剽窃成风，学风败坏；虽然他们荣誉环绕，却是以彻底破坏避嫌原则或启动利益交换及平衡的“潜规则”为代价的；虽然他们争来了博士点、重点基地、重点学科，却是以赤裸裸的行贿为铺路石的。学界腐败之深已不亚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过之的是，学界的腐败却很少得到体制的追究。
就他们与学术本身的关系而言，经历了从自说自话到与国际接轨的变化。1980年代，是一个思想勃兴的时代，学界新父们以敏锐的问题关怀侧身其间，著书立说。尽管那种自说自话的学术产品还只是半成品，但却或多或少蕴含着对中国社会真问题的把握。但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学界与国际接轨的呼声与压力越来越大，学术规范化的要求越来越高。这种变化的确有利于搭建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从形式上推动学术的进步。但是，盲目地接轨话语也使今天的中国大学在逐渐丧失自主独立的学术精神、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立足本土的学术情怀。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中国的这些学界新父们正在自觉地成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学术市场的蹩脚尾随者。学术“成果”在大量涌现，学术真金却在不断萎缩；学术市场热闹非凡，学术空气却异常浮躁。
就他们与学生的关系而言，经历了从导师到老板的变化。1980年代，当学界新父们还只是本科生课堂的教师或最多是硕士生的导师时，他们大多还致力于引导学生通过读书来思考问题。那时，他们都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引导博士生去攀登学术的高峰。而进入1990年代以后，学界新父们先后都成了博士生导师。然而，到这个时候，“博士生导师”往往只是他们个人在学界的一种资格和地位符号。至于说他们与学生的关系，则从原来指导读书的导师变成了课题发包的老板。在新父们领来了无数的课题之后，已经完全没有兴趣或精力来指导学生读书了，他们必须主要依靠研究生来完成课题。研究生一进校就被分派到导师不同的课题中，成为课题廉价却主要的劳力，并以此充作他们的毕业论文；而老板们从课题中拨出九牛一毛给研究生充作微薄的报酬后，就欣然在学生的论文前把自己的名字署在了第一位，而后又去运作在核心期刊的发表。课题不可能达到真正培养人的目的，它需要的只是熟练的技工。新世纪前后，中国大学卷入了升格和合并的狂潮，专科变本科，学院变大学，大学变超级大学；然而，在“课题学术”的引导下，今天的中国大学几乎通通成了高级技工学校。
师道之不存，学问之不尊，学人之废学，久矣。在学界今天表面空前的繁荣的背后，掩不住的是严重的浮躁甚至无耻的堕落。当然，我所谓的学界新父，指的是占据体制主流地位的学人。也许学界真正的希望是在那些位置很低、声音很小，然而属于鲁迅所谓“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身上。不过，我并不像鲁迅早年和中年那样把希望自然地放在青年人身上。如果学术精神没有经过认真的反省和重新的奠基，如果学术体制没有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深刻的改造，只靠自然的代际，是注定无法克服学人那种媚俗之风和浮躁之气的。相反地，那些自小经历规范化训练、顶着国内外名牌大学头衔的学子新秀们会更巧妙、更娴熟地把学界新父们的生存技术和风格接过来。学界到底应该如何做“父亲”，这仍是摆在学人面前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话题。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