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国际环境严峻的情况下，中国靠内部需求的启动，包括投资需求跟消费需求的启动，还有很大的空间。另外，中国的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只有40%多，“所以我们动用积累财政政策的空间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得多”，而且，中国的高储蓄率和外汇储备都是发展优势。
CMRC中国经济观察(CEO)第40次季度报告会于3月14日在北京大学国家经济发展研究院召开。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对政府工作报告做了详细解读。同时，他阐述了自己“中国应该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论断，并从合理性和必要性两方面作出了详细地解释。
首先，他认为，即便在国际环境严峻的情况下，中国靠内部需求的启动，包括投资需求跟消费需求的启动，还有很大的空间。另外，中国的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只有40%多，“所以我们动用积累财政政策的空间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得多”，而且，中国的高储蓄率和外汇储备都是发展优势。
从必要性来讲，林毅夫认为，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太低，会导致企业出现断崖式倒闭崩盘，这对于金融风险和保证就业率都是不利的。另外，保持中高速增长会更有利于实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的增长目标。
以下是林毅夫发言实录(编者有删节)：
经济增长：增速合理结构改善
我认为我们在2014年的经济增长达到7.4%，虽然跟年初所讲的7.5%左右的增长目标比较起来，少了0.1个百分点。但是如果我们放在整个国际的经济发展的态势来讲的话，这是一个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成绩。因为2014年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盘点年终实际的经济表现，都跟年初的增长预期都有相当大的差距。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那么国际经济形势对中国当然会有不少影响。说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平均每年的贸易增长是达到16%、17%。去年年初的时候贸易增长是7.5%。到年终盘算的时候，只有3.4%，可以讲，整个国际经济的形势还是相当严峻复杂的，有相当多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达到7.4%，只低了0.1个百分点。从国际整个经济趋势来看是不容易的。
并且，经济结构在去年也有不少的改善。比如说有不少新的亮点，包括在高端装备[1.00%]业、在互联网金融，还有网上购物、快递业务、新能源汽车等等这些领域，在去年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
同时大家都关心雾霾、关心环境。我看到一个报道，去年我们实际的碳排放总量减少了，这是了不起的成绩;另外今年收入增长还是高于GDP的增长，并且非常重要的是农村去年的纯收入增长达到9.2%，高于城市居民纯收入的增长——都是相当了不起的成绩。
当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我们肯定还有很多能够改善，而且希望改善的地方。比如说去年整个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是非常大，一个季度一个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下滑的。那么今年第一个月，第二个月还是继续这样的下滑趋势。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投资增长的情形，并没有说因为政府采用了一些政策而改变。并且在消费上面新的增长点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以投资来讲，去年的目标是17.5%的增长，那么实际的增长只有15.3%。消费的增长固然也不少，但是没有什么真正比较大的增长，来弥补投资增长的情形。
另外，去年稳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一个目标。在稳增长的时候也采取了一些比如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里面包括定向降准、降息，可是我们希望说这些降准或降息能够解决一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是后来发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存在，并没有因为宏观政策的使用而得到缓解。另外群众关心的食品安全和环境问题，各种不满的情形也时有发生。去年总的来讲还是可以的，但可以改善的地方还有很多。
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既合理又必要
关于2015年的经济工作安排，我想2015年总的来讲如果说外部环境，我觉得还是像政府工作报告来讲，有很多不确定性。还是相对严峻，因为总的来讲的话，发达国家还没有真正的从2008年的那场危机中复苏，最主要的指标就是关键的、结构性的改革，在发达国家普遍还没有真正的落实。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工作报告把2015年的经济增长，总的基调还是说允许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说发展，像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所以在整个的2015年的工作安排上，还是继续秉持这样一个思路。那么认为化解各位矛盾和风险，并且实现现代化，基本上还是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
那么这样的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是我讲到中高速，2015年的目标是在7.0%左右。我个人的看法是把增长目标定在7.0%左右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
投资和消费均有较大空间
我认为它是合理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也常讲，我们实际上还是在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因为你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那对于中国来讲的话，我们基本上既使是外部环境不好，但是靠内部需求的启动，包括投资需求跟消费需求的启动，还有很大的空间。
首先来讲投资，因为既使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讲说，我们的产业过剩产能非常多，但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既使现有的产业有产能过剩，或者是有些产业比较优势的话会被淘汰。但中长期下我们还有很多产业升级的空间，也就是总理在工作报告里面所讲的，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产业是中低端的产品，可以向中高端的产业升级，要升级就要投资，这有很多的机会。
再来就是基础设施，固然这么多年做了很多，但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然后是环境，环境要改善大家都同意，但要把所有的工厂都关掉，回到1979年以后的生活，这是不可能接受的。那么在发展和生产当中解决环境的问题，你还是要投资新的设备，用新的生产方式。
我们在城镇化的进程，农民要进城，他要改善住的地方。这些都是好的投资机会。还有高的经济回报。
我们判断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面对整个的国际经济下行压力下，这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发达国家经济下行、衰退，从2008年到现在六年多了，他走不出去，因为他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首先来讲产业是最前沿的，下一个是什么很难知道，有的话也只有一两个，很难拉动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升级的产业非常多。应该讲顶多就把老旧的基础设施，稍微改善一下。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环境也是发达国家相对好，城市化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判断中国的发展前景的时候，不能简单拿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方法作为参考，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自己的优势条件，应该发挥出来。
即便在国际环境严峻的情况下，中国靠内部需求的启动，包括投资需求跟消费需求的启动，还有很大的空间。另外，中国的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只有40%多，“所以我们动用积累财政政策的空间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得多”，而且，中国的高储蓄率和外汇储备都是发展优势。
不仅是说有好的经济回报率高跟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我们还有很多资源，有机会就要有资源。
中国优势：债务轻、储蓄高、外储丰富
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投资的条件相对比较好。
首先来讲我们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只有40%多，不到50%。大部分的发展家国家的政府都超过100%，发达国家也是。所以我们动用积累财政政策的空间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得多。并不是我们政府积累的负债没有问题。最近政府今年用一万亿的地方政府的债券来置换他现在在银行里面的欠账，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我们也一直在倡导，这样的一个建议被政府采用了。这样的话我们政府的可投资的资源，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是相当大的。民间的储蓄在全世界是最高的，要投资的话，要进口机器设备，我们有将近四万亿的外汇。这三点就是在判断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国际周期性下行的时候，他应该也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但是他经常受限于政府的财政情况不好。国内有钱投资还受限于外汇储备不足，因为你要进口一些机器设备原材料，我们这些都是相对可以的。
保持中高速增长才能保就业、防风险、增收入
如果说我们不能保持一个中高速7%左右的增长，很可能就业就要变成一个问题。2014年的时候就业是相当好的，我们有1320万的就业机会，比年初的就业机会还多。但如果说我们的经济增长是慢的，低于6%的话，大家可以想想看，企业的盈利状况会非常不好。这种情况下，很多企业就会跟未来预期比较好的，现在即使盈利状况不好，他还可能把就业保留着。如果他对未来的预期不好的话，他可能就不保留就业了，就关门了。就会出现一些所谓断崖的企业的倒闭崩盘，然后失业的增加，这个危险总是要关心的，总是有可能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这是必要的。
第二，同样的情形，就是金融的稳定性的问题。如果说企业对未来的增长预期不好，增长慢的，那么肯定企业的经营状况就会更差。这种状况下，坏账会增加，如果增长的话就会影响到金融的安全问题。
第三，我们十八大的时候提出到2020年，有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居民的收入也要在2010年上面翻一番。
从国内生产总值的翻一番来看，我们知道因为前几年增长得比较快，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就要7.2%，我们前几年都增长得比7.2%高，那就代表着从2015年到2020年的增长速度可以比较低，6.6%就可以了。我们还有一个目标，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要翻一番，有没有可能说GDP增长6.6%，然后靠再分配的时候，收入增长更快一点。那这样的话也许6.6%，城乡居民收入也可以翻一番，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会出现一个问题，现在企业的盈利状况已经很差了，那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增长是6.6%，然后靠收入分配往劳动者这边倾斜，当然我们也希望劳动者的收入增加，这个我完全支持。但如果说在增长率相对慢，然后靠收入分配，往劳动者那边倾斜，导致的结果是怎么样?企业的盈利状况之差。可能企业要关闭的，要出现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就会跟前面两个目标相抵触。所以这种情况下，十八大目标的完成，我觉得比较好的，还是保持一个差不多7.1%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因为我们现在人口增长是0.5%，如果GDP翻一番，6.6%就过了，最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也是来自于经济增长带来的。这样的话可以收入增长翻一番，也有利于就业的问题，也有利于金融稳定性的问题。
雾霾和经济增长速度无直接关系
确实雾霾的问题是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的。但是我们好像在社会上有不少人，认为我们发展很快，雾霾很严重，就把雾霾认为是因为我们发展快造成的。但是不是这样的呢?雾霾确实需要解决，但雾霾是不是经济增长快造成的?
印度1979年的时候人均GDP是227美元，比我们高出15%。但印度2014年的人均GDP是1626美元，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就代表过去这36年，经济增长速度比我们慢。但我们关心的雾霾问题，按照世界健康组织的调查，2012年印度的雾霾问题比我们还严重，所以这样一对比的话就发现并不是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三四个百分点，我们的雾霾就会好。
雾霾是怎么造成的?我想有三点原因。
第一个原因，跟发展阶段有关。像我们这种中等发展中国家，都是在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制造业能源使用密度、排放密度都高，那么环境相对于农业社会，或者是相对于高收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发达国家，环境问题是比较差的。这是共同的，除非你不要制造业阶段。
第二，我们的能源结构是以煤炭为主的，跟以天然气和以石油为主来讲，煤炭更污染，因为煤炭就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所在。
第三，跟环境值有关。
是不是把经济放缓雾霾就好一点呢?像APEC的时候把工厂掉，但如果一直关掉的话，我们就回到八十年代的生活水平了，大家也不接受。
所以，放缓经济增长速度，那就会停留在制造业的阶段更长，这样的话实际上环境污染受害的时间就会更长。我们是高速发展十几年，让我们知道了雾霾的问题。如果你到欧洲去，因为他们在快速发展的时候，就是3%的增长点，他们环境恶化都是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
所以我觉得用牺牲速度来解决雾霾的问题，这可能导致的是，我们环境恶化所要忍受的时间更长，这是我觉得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经济下行是政府投资正确时机
政府现在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到底该不该采用一些缓周期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该不该降息，该不该降准，来增加信贷的风险。或者该不该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一些项目的投资。对这个观点也有很多人反对，比如说有一些很严肃的学者，我很尊敬他们，他们做宏观分析，发现2008年到2012年，财政政策最多的时候，那段时间政府投资项目的回报率比企业的回报率低，——得出结论我们应该支持企业的投资，政府不应该采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我觉得这样的分析并不完全正确。
第一，你要被问说为什么2008年和2009年，政府积极用财政政策?如果企业做，政府就不会做，因为企业不愿意做，政府才做，这是第一点。
第二，计算基础设施回报的时候，它的周期可能是三四年，是比较长的。一般企业投资的周期比较短，所以你在投资的时候是没回报的。然后你这种回归分析都是把它加在一起。基础设施投资，很多主要是有外部性的。你必须把路修好了，对民营经济有很多外部性。第一个，汽车轮胎的损耗少了，成本低了。然后我把路修好了，排队和交通拥挤就少了，我就节省了交通时间和成本了。这一般在分析里面是不包括这个的。
即便在国际环境严峻的情况下，中国靠内部需求的启动，包括投资需求跟消费需求的启动，还有很大的空间。另外，中国的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只有40%多，“所以我们动用积累财政政策的空间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得多”，而且，中国的高储蓄率和外汇储备都是发展优势。
第三，即使你把这些都算进去，到最后你发现政府的投资回报率比较低，那你要不要做?如果政府来做回报率低，企业来做基础设施，除了少数几个有垄断的之外，大部分是长期回报是比较低的。这种情况下企业是不会去做的，比如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世界银行一直在强调说基础设施，如果他有回报，那让企业来做就好，政府不要做。导致的结果，到2000年左右，过去30年，发现只有一项基础设施，民营经济非常积极，就是移动通信。除了移动通信以外的基础设施，谈了30年基本没人做。所以你今天到发展中国家去到处是基础设施的瓶颈，那就增加了民营经济的成本，经济发展就不好。所以政府应该对基础设施有责任，即使他按照正常的回报可能低一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必须政府来做的话，你就要考虑是什么时候做，是在整个经济下滑的时候做好，民间投资不足。还是现在经济已经非常热了，然后政府再去做。如果在经济很正常，很热的时候，政府再去做就是火上加油，经济过热。所以经济下滑的时候各种建材的成本比较低，来做这些投资活动是最好的。
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这些认识上的误区，把我们的有利条件用起来，我相信在2015年实现7.0%左右的经济增长，完全是有可能的，是合理和必要的，并且很有可能是在7.0%之右，而不是在7.0%之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