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不久，一些关于抗战方面的著述便应运而生，如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印出版《时事问题丛书》和《抗战的中国丛刊》，包括《抗战中的中国经济》、《抗战中的中国政治》、《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等等。但这些著述的出炉是为了因应抗战形势，了解抗战时期的基本规律，以便制定对策，因此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而真正把抗日战争作为历史研究是在建国以后。

建国后的发展阶段，可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个阶段（建国初到80年代初）的特点表现为在民族民主革命的研究范式下，抗日战争一般是作为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就视角而言，抗日战争史研究总的来说不外两大视角，一是日本的侵略，二是中国的抵抗。抗日战争作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重大事件，它的发生、过程与结果，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今后的走向，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战争中发展壮大，并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就战胜国民党，建立新中国，故在民族民主革命的研究范式下，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活动成为观察和描述的重点，中共成为中国抗日的主体。因此，这时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和军事，即便涉及经济、外交、社会等方面的研究也基本上是政治与军事旁及的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抗战史研究，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在：

第一，由于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活动是抗战史研究的主体，其他方面如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的抗日活动往往是作为共产党的背景来开展研究的。于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变成了党派抗日战争史，从而导致描述内容不全面。事实上，抗日战争不是任何一个党派单独的反侵略战争，而是全民族反侵略战争。

第二，在以党史为研究主体的情况下，对抗日战争历史状况的描述容易带有党派色彩，这种意识形态导致描述历史难免失真。其表现方式为：不顾史实而错误地描述历史，或强调部分史实的同时有意忽略其他史实。因此，在大陆的著述中，对于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极力贬低，常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一溃千里”、“摘桃派”等字眼；在台湾的著述中，则充斥着“游而不击”、“三分应付、七分发展”等评语，事实上这些都是失真的表现。

众所周知，求真是研究历史的最高诉求、唯一主旨。正确的历史研究步骤分三步：一是从史料中寻求史实，在掌握大量的史料基础上，把握基本的史实。二是在把握基本的史实前提下，寻找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三是在把握基本史实和基本规律前提下，形成一个科学的、正确的史观。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历史学界对于以往的历史研究得以重新审视。尤其是1985年适值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在全国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开始突破抗日战争史就是中共党史的阶段史限制，从更多的方面来研究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这意味着在视角上由中共党史的阶段史逐渐拓展为中国近代史的阶段史。

与此同时，在研究范式上，通过引入现代化范式，开展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打破以往研究只关注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中国原有现代化进程的藩篱，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如何积累新的现代化因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诸多新成果。

在研究主旨方面，这一时期研究的最明显表现是开始对国民党指挥的抗日正面战场给予比较客观的描述与评价，特别是2005年以后，大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说明研究主旨由以论带史转向对历史真实做科学总结。对于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分析国民党败退台湾的原因时，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共产党避开了抗战的主战场。这一观点获得不少人的赞成。事实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如果没有敌后战场的努力与长期坚持，中国抗战无法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同样的道理，没有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的长期坚持，中国抗战也无法坚持到最后的胜利。二者不可偏废。

受研究主旨和视角的影响，抗日战争研究的内容也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拓展，由单纯的政治、军事史研究扩大为包括经济、文化、社会在内的全部历史现象的研究。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时段，它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诸如，国统区经济研究，包括国民政府的经济统制、资源开发、工业内迁等问题，研究者都给予比较客观的评价。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抗日战争史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战争遗留问题，大体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战争性质的评判，二是对战争责任的清算。

中国抗日战争研究若放在中国近代史范畴中，它基本上是一门显学，而取得这一进展有一个条件，除了实事求是的外部环境变化和受意识形态支配的力度逐渐减弱外，最重要的是史料获取的便利。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实证性研究有碎片化的倾向，规律性研究的论文比较薄弱。二是民族主义情感支配下存在非历史主义的倾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