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自1874年入侵台湾到1945年战败投降，其侵华历史计有70余年。在战后70年的今天，作为深化与提高中国抗战史研究的重要一环，有必要对于日本侵华史研究进行一番回顾与思考。
一
中国学界的日本侵华史研究，开始于民国初期，迄今历时百余年。
王国维先生曾云“凡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但中国学界的日本侵华史研究，却呈现出与时代脱节的滞后性。甲午战后30年，日本的研究最为活跃，成果丰硕，而中国学界未能跟上时代步伐，处于“沉寂的年代”。[1]及至民国初年，中国学界才开始关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刘彦在宣统三年（1911）所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中，对日本侵华历史颇多叙述；该书于民初多次再版，并在1927年改称《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由上海太平洋书店发行。
日本侵华史研究的高潮开始于九一八事变以后。1931—1945年间，日本侵华战争从局部至全面，家国情仇与民族感情支配、影响了一代中国学人的研究重点与路向。近代以来的日本侵华史，特别是甲午战争史和最近的中日战争史，成为近代中日关系研究中最为突出的重点领域，相关作品以各种名目充斥坊间。其中，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天津大公报社1932—1934年版）、王信忠著《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1937年版）在学术上均达到了相当水平。
战前中国学界日本侵华史研究的传统，在战后相当长时期的大陆学界，却并未得到很好的延续。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以及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沙俄侵华史研究，使得日本侵华史反而备受冷落，只有甲午战争史受到过一定程度的关照。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30年间，中国抗日战争史渐成显学，且高潮迭起。日本侵华史随之亦成为中国抗战史领域的一大亮点。刘惠吾、刘学照主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在“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断断续续的过程”之后，作为该领域第一部专著而问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自1982年起历时10年，终于编成《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作为国家“七五”规划的重点课题，系统全面地叙述了近代日本的侵华史，具有奠基和开创的重要学术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自1998年起推出的一系列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学界在日本侵华史研究上的现有水平（主要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二
纵观百余年来特别是近30年间的日本侵华史研究，参考张振鹍先生的见解[2]，笔者概括其特点如下：
一是起步很晚，但后来居上。与甲午战后30多年的沉寂时期相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70年来中国学界的日本侵华史研究起步也很晚。在最近的30年间，中国学界白手起家，奋起直追。目前可以说不但在史料的发掘与史实的研究上成果斐然，而且在史识与史观的构建上也已经掌握了更多和更大的学术话语权，并在国际学界相关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
二是更多地依据原始资料，更大程度上还原了日本侵华史的真相。新时期以来，中国学界发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比如：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一与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各地方档案馆的馆藏档案；日本残留在中国的包括满铁资料在内的各种经济资料及各种新发现的档案资料；台湾“国史馆”档案等中国方面的资料，以及日本战后公开的各种公私档案及人物、机构的资料。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对于侵台事件、“二十一条”与侵略山东、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等过去认识较为薄弱的侵华史实，都做了较大的补充。过去学界较为忽视的侵华史实，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东方会议与出兵山东、伪满洲国与汪伪政权、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日本侵华期间的政策战略与暴行等，也得到了较大的加强。而对于过去研究几近空白的领域，如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三光作战”等战争罪行问题，战时“和平”工作、伪华北与蒙疆政权等日伪统治实态，慰安妇、强制劳工、细菌战与化学战等战争遗留问题，还有战后受降与审判、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观与历史认识问题、中国抗战时期的损失等等问题，则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三是研究的深化与范围的拓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学界既注意探讨侵华事件、战争过程及其暴行等表象层面的问题，也关注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侵华政策、军国主义体制与政治因素、侵华思想与理论形态及文化心理，还有战争观、战争责任与历史认识等深层次的问题；既研究侵华战争与各种事件，也聚焦政治外交、经济扩张与资源掠夺、思想文化统治与奴化教育等领域；既有侵华军队与人物史的研究，也考察机构、团体、社会民众等；既研究伪满洲国与日据台湾，也研究华北、华中、华南等关内沦陷区的殖民统治，还把日本侵华与其在朝鲜、东南亚等亚太地区的侵略与殖民统治相联系，并与纳粹德国等进行比较。
三
在总结上述成就的同时，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笔者谨发表以下浅见：
（一）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提高日本侵华史研究的质量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日本右翼势力和部分政客不断地肆意歪曲、否定侵略历史，中国学界的日本侵华史研究，更多地转向了揭露和批判日本侵华战争暴行、罪行等领域，且取得了重要的成就。[3]我们在充分肯定其现实意义与学术贡献的同时，还应该透过这些战争表象，在更深的层次上，探究那些攸关日本侵华战争的本源性、根本性的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战后历史认识问题。也就是说，要在“知其然”的基础上，既要“知其所以然”，又要“知其然后”。比如：近代日本作为对外侵略战争策源地的问题；日本侵华战争的政治因素、军国体制、外交与谋略手段，包括政略与战略在内的侵华政策与计划；日本侵华战争的思想与文化因素、理论与主张及其相关主要人物；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观、战争责任问题与历史认识的演变及其与战前的关联，等等。对于上述问题，中国学者虽已有不同程度的涉猎，但仍有继续深入探讨之必要。因为只有进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全方位探究，才能提升我国日本侵华史研究的整体质量。
（二）要在更宽广的视野下，拓展日本侵华史研究的内容
70余年的日本侵华史，几与中国、日本的近代史相始终，也是东亚乃至世界近代史的重要内容。但我国学界的既有研究，更多地是以甲午战争、抗日战争为主的成果，即使对于这两次中日战争，也以分散性的成果居多，颇有只见树木而难见森林之感。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放宽视野，在更大程度上拓宽日本侵华史研究的内容。在纵向方面，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在不同阶段的演化，两次中日战争的演化过程及其必然联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侵华行动，日本若干重大侵华事件的来龙与去脉（如多次出兵山东、在满蒙地区的不断扩张等），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侵略行动及其政策演变等问题，就值得深入探讨。在横向方面也有以下问题需要关注：近代日本大陆政策与亚太政策的关联，日本侵华与侵略琉球、朝鲜、东南亚等国家的关系，日本侵华与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比较，日本军国主义与德意法西斯主义的渊源，日本在中国与其他地区的殖民统治之异同，日本侵华总体战之下的各种手段及其与军事作战的配合，“一亿玉碎”与战时日本民众的战争责任、“一亿总忏悔”与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以及所谓的“司马辽太郎史观”，等等。
其次还必须指出的是，日本侵华史虽然是中国抗战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就其本质而言，仍然属于日本近代史的学科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要更多地置身于日本史的研究视角，才能进一步拓展其侵华史的内容。在史实方面，除了在自身的研究中必须尽量、大量地运用日本方面的原始资料之外，对于日本近代史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及其学术动态与信息，也需要及时、认真的关注。就史识、史观而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也要积极借鉴并慎重参考日本学界的各种见解与观点。对于战前的“皇国史观”与战后的各色右翼史观，更要注意并对其进行有根有据的批判。同时，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还要努力构建与日本学界交流、对话乃至于共同研究的机制。所谓“有容乃大”，笔者认为：在民族主义喧嚣的时代，日本侵华史研究更加需要中国学者们严肃与理性的态度；而在全球化时代之今日，尤其需要中国学界具备开放与包容的心态以及广阔的视野。
（三）要在更高的水准上，建立与大国相称的学术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7月30日的讲话中指出：“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这对于日本侵华史研究而言，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张海鹏先生也主张要将日本侵华史、日本战争策源地研究作为今后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4]
客观而言，正如胡德坤先生所指出：战后迄今我国学界的二战史研究，与反法西斯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5]即使与战败国的日本相比，中国的日本研究远不及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相对于日本的日中关系研究也明显处于下风。[6]“知耻近乎勇”。在如此严峻的现状之下，本来起步就晚的我国日本侵华史研究，如果不能迅速使自己比肩日本及国际学界，终将陷入步人后尘、亦步亦趋之窘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与世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大力进行创新性研究。
顾炎武先生云“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为限”。70年后再出发，让我们踏实奋进，希望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最终奠定与世界大国地位相称的、包括日本侵华史在内的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学术地位。
注释
[1] 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2] 张振鹍：《日本侵华史研究：一个粗略的回顾》，《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
[3] 张宪文：《日本侵略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人民日报》，2015年8月20日，第7版。
[4] 张海鹏：《下大力气推进抗日战争史研究》，《人民日报》，2015年9月17日，第7版。
[5] 胡德坤：《中国二战史研究与反法西斯大国地位不相称》，《北京日报》，2015年6月15日，第19版。
[6] 桑兵：《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