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认为：“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反腐确实值得从历史上汲取经验。总的来说，我国历代的反腐经验就是：舆论、法律、制度这三方面共同为治。
过去一年，中纪委反腐成绩斐然，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4只“大老虎”相继被打入笼中。公众不免期待，2015年的反腐风暴，又将如何“刮”？“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目标，能否实现？
古人是如何“打虎”的？我国历代的反腐制度，对当今又有哪些可借鉴之处？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法制史学界的泰斗级学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先生。
中国青年报：我国古代专司反腐的机构是什么？
张晋藩：我国古代反腐，主要靠监察机构。它的任务就是维持国家的纲纪，也就是维持封建专制政治体制的大经大法。纠弹官邪，保持官僚队伍的素质。
中国青年报：这一制度在历朝历代是如何演变的？
张晋藩：监察制度形成于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初具规模，中央设立了御史台。在汉代监察活动中，以监察地方长吏与豪强势力为重点。监察机关通过对官吏的监督，加强了国家机器的效能，有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因而职权不断扩大。
到唐朝时，监察制度化，形成了“一台三院”的体制。“一台”为御史台，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有权弹劾百官、参决大狱、监督府库支出等。御史台下设有“三院”：台院、殿院、察院，既分立，又互相配合。台院执掌纠弹中央百官，参与大理寺审判和审理皇帝交付的重大案件；殿院负责肃整朝廷礼仪；察院负责定期或不定期地巡察地方。
到了明清时代，御史台则转变为都察院。由于明朝不设宰相，六部提高地位，为了加强对六部的监督，还专门设置了六科给事中，来监察六部。
中国青年报：监察机关在历史上的地位如何？
张晋藩：在国家体系中，监察机关处于权力制衡机制的位置，以使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行。监察机关又是以弹劾“官邪”作为重要的执掌，以确保官僚机构职能的正常发挥。由于监察机关对国家的稳定起着一定作用，因此，历代皇帝都很重视。
比如，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说过，“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这说明，中央最高的军政长官也要接受御史台的监督。
再比如，中央监察官在汉代就已经有了地位。朝会百官时，丞相、御史中丞和监督京城七郡的司隶校尉，各有自己的座位，号称“三独座”。
历代监察官品级虽不高，但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司，权力却十分显赫。权力是从哪来的呢？是来源于皇权，附着于皇权，以至于“御史出巡，地动山摇”。无所不纠，让地方官都很害怕。不过，也正因为这权力是皇帝给的，所以，监察官能否发挥效用，和皇帝是否开明有很大关系。
唐贞观时期和明初“打虎”最猛
中国青年报：我国古代反腐机构是如何“打虎拍蝇”的？
张晋藩：百姓可以举报，监察官也可以就地考察。比如，明朝的御史定期不定期地巡按地方。“巡按御史”是皇帝的代表，天子巡狩，权力极大。到地方后，可以调案卷，亲自审案，“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小的案子自己就解决了，大的案子需要一方面倾听老百姓的反映，另一方面亲自访查，最后上报朝廷。上报朝廷后，巡按御史所做的结论，要受丞相监督。如果挟嫌诬告，也要受到制裁。
中国青年报：我国历史上，哪个时期的反腐力度最大？
张晋藩：唐贞观时期和明初最为典型。唐太宗讲过，“人有所犯，一一于法”。当年秦王府老部下犯罪，照样判罪。皇叔贪污，也一样下狱。这样，王公皇族“皆至清谨”，不敢为非作歹，触犯法律。
明初，对贪官的惩罚非常严苛。明太祖朱元璋是穷苦百姓出身，在民间时，就恨透了官吏欺压百姓。他深知，官吏贪渎、危害百姓，是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原因。因此，在建立明朝后，他采取重典治吏，用酷刑处死贪官，并把这些案例汇编成大诰，警戒百官。
朱元璋还允许地方百姓扭住贪官，到京师告状，由他亲自审理，并免除赴京告官百姓的钱粮。
明初用重法治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也没有完全杜绝官吏贪腐。30年的经验让朱元璋明白了一个道理：一方面要用严刑严法，另一方面还要以德教化。刑罚只能使人害怕犯罪，教化才能使人远离犯罪。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法治和德治要结合起来。
中国青年报：古代打掉的最为人们熟知的“大老虎”都有谁？
张晋藩：一是明代的严嵩、严世蕃父子。严嵩官至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他的儿子严世蕃也是高官。那时候，因为弹劾严嵩父子而下狱的御史有很多。最后，还是有一位叫邹应龙的御史，先弹劾严世藩，后连带严嵩，严氏父子一起垮台。
另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大贪官是和珅。其实，乾隆一朝惩治贪腐的力度也很大，光“省级官员”就杀了20多人。但乾隆却扶植了最大的贪官。乾隆肯定觉察到了和珅的贪腐，但由于他宠幸，所以放纵了和珅。因此说，在古代，皇帝的意志决定了反贪的力度。
中国青年报：那么，古代军队的反腐情况又如何？
张晋藩：在古代，军队腐败的现象也是有的。比如，军官把屯田卖了，克扣军饷。但是，监察机构管不了军队中的贪腐。军队反腐除了靠皇帝，就是靠名将自治。比如岳家军、戚家军，都是既有战斗力又有纪律的军队。诸葛亮则讲究依法治军。
中国青年报：我国古代反腐机构是如何“打虎拍蝇”的？
张晋藩：百姓可以举报，监察官也可以就地考察。比如，明朝的御史定期不定期地巡按地方。“巡按御史”是皇帝的代表，天子巡狩，权力极大。到地方后，可以调案卷，亲自审案，“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小的案子自己就解决了，大的案子需要一方面倾听老百姓的反映，另一方面亲自访查，最后上报朝廷。上报朝廷后，巡按御史所做的结论，要受丞相监督。如果挟嫌诬告，也要受到制裁。
中国青年报：我国历史上，哪个时期的反腐力度最大？
张晋藩：唐贞观时期和明初最为典型。唐太宗讲过，“人有所犯，一一于法”。当年秦王府老部下犯罪，照样判罪。皇叔贪污，也一样下狱。这样，王公皇族“皆至清谨”，不敢为非作歹，触犯法律。
明初，对贪官的惩罚非常严苛。明太祖朱元璋是穷苦百姓出身，在民间时，就恨透了官吏欺压百姓。他深知，官吏贪渎、危害百姓，是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原因。因此，在建立明朝后，他采取重典治吏，用酷刑处死贪官，并把这些案例汇编成大诰，警戒百官。
朱元璋还允许地方百姓扭住贪官，到京师告状，由他亲自审理，并免除赴京告官百姓的钱粮。
明初用重法治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也没有完全杜绝官吏贪腐。30年的经验让朱元璋明白了一个道理：一方面要用严刑严法，另一方面还要以德教化。刑罚只能使人害怕犯罪，教化才能使人远离犯罪。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法治和德治要结合起来。
中国青年报：古代打掉的最为人们熟知的“大老虎”都有谁？
张晋藩：一是明代的严嵩、严世蕃父子。严嵩官至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他的儿子严世蕃也是高官。那时候，因为弹劾严嵩父子而下狱的御史有很多。最后，还是有一位叫邹应龙的御史，先弹劾严世藩，后连带严嵩，严氏父子一起垮台。
另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大贪官是和珅。其实，乾隆一朝惩治贪腐的力度也很大，光“省级官员”就杀了20多人。但乾隆却扶植了最大的贪官。乾隆肯定觉察到了和珅的贪腐，但由于他宠幸，所以放纵了和珅。因此说，在古代，皇帝的意志决定了反贪的力度。
中国青年报：那么，古代军队的反腐情况又如何？
张晋藩：在古代，军队腐败的现象也是有的。比如，军官把屯田卖了，克扣军饷。但是，监察机构管不了军队中的贪腐。军队反腐除了靠皇帝，就是靠名将自治。比如岳家军、戚家军，都是既有战斗力又有纪律的军队。诸葛亮则讲究依法治军。
“文死谏，武死战”，传统儒家教育让监察官敢于进谏
中国青年报：在古代，什么样的人能当上反腐官员？
张晋藩：监察官一般是由皇帝亲自面试选拔的。第一，要品格清正廉洁，敢于触犯权威，不怕死；第二，重视文化素养，要科举出身；第三，要有“基层工作经验”，需做过县令。另外，还要求回避，三品以上大臣的子弟不能做御史。
中国青年报：古代反腐会遇到阻力吗？如何克服这些阻力？
张晋藩：古代反腐的阻力也很大。贪官掌握权势时，对御史极尽迫害之能事。有的御史弹劾官吏，下狱了，受尽苦刑。因为贪官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通过卖官鬻爵，形成一个集团，一荣俱荣，一毁俱毁。御史弹劾了这个，马上就有别人反过来弹劾你。
中国青年报：弹劾贪官的阻力那么大，监察官为什么仍敢于进谏？
张晋藩：监察官品位虽低，但如有政绩，提拔很快。另外，儒家思想的熏陶对这些清官也有很大影响。“文死谏，武死战”，是作为官员的美德加以褒奖的。文官死于上谏，武将死在战场，官员由此得到忠名，家族世代以此为荣。
比如说，明正德皇帝想下江南，谏官劝他不要去，但他非去不可。于是，他就把这些谏官全部拉到午门外廷杖，光打死的就有几十个。但都这样了，这些谏官还是要谏阻，以表忠心。
古代反腐可借鉴之处：舆论、法律、制度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我国古代反腐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张晋藩：我认为是惩贪奖廉并举。惩贪，使贪官畏惧，奖廉，在官员中树立典范。康熙曾说，于成龙天下清官第一。为什么要这么说？就是为了树立一个榜样。类似的还有诸葛亮、包公、海瑞等，都是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大清官。像戚继光做到大学士，晚年回乡，却没钱看病，还是地方官筹钱帮他请的医生。死的时候，只有十几本书和几件衣服。
所以说，反腐败首先是揪贪官，然后还要树立正面典范，让人们知道怎样做才是对的。如果惩贪后官员害怕，都不作为了，也是不应该的。这时候，奖廉就起作用了。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我国古代的反腐制度对当今有哪些可借鉴之处？
张晋藩：“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反腐确实值得从历史上汲取经验。总的来说，就是舆论、法律、制度这三方面共同为治。
一是自上而下制造廉政舆论，起到惩贪奖廉的引导作用。
早在《周礼·天官冢宰》中，便提出“将廉为本”，以廉作为考察官府政绩的要点。皇帝、思想家们都重视宣传反腐的舆论。例如唐太宗说：“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雍正帝说：“国之安危，全系官僚之贪廉。”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说：“贿赂之败国家，如鸩之必死，未有能生之者也。”
反腐的舆论，不仅深得民心，而且也体现了我国古代的廉政文化，起到了惩贪奖廉的引导作用。
二是古代惩贪有法可依。
惩贪立法是我国古代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惩治贪污有法可依，而且内容不断细化，反映了不同的时代特点。
我国古代最早的律法由舜时代的皋陶所造。在最古老的三大罪中，贪污就是其中之一。所谓“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以后历代法典中，贪污也都是重罪，且不断细化。如在唐朝，枉法赃十五匹，就判处绞刑。明清律还规定了事后受财、“家人求索”、“计赃科罪”等细目。清朝的《钦定台规》，是一部十分详备的监察法，这是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的。
三是建立了遏制贪污犯罪的常态化制度：那就是考课与监察。
考课和监察是我国古代职官管理的两个重要环节：
考课，是对官吏才能、政绩的一种考核。我国古代在战国时期，就开始考课官吏，并逐渐制度化。根据考核的结果，分优劣等次，有功则赏，有罪则罚。即所谓的“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考课中，每位官吏都力争考好，考好的会升官，考不好的甚至可能获罪，这对官吏起到了震慑作用。同时，考课制度的实行，也给官场带来了一些生气，有助于官僚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至于监察，虽以察官为主要目标，但涉及的面较为宽泛，凡属国家纲纪、政策得失、机关运行、司法状况、官吏贤良与否，均在监察之列，是扼制官吏腐败的一道重要防线。
考课与监察，在古代是常行之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些对今人很具有借鉴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