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下关于农民问题的激烈讨论中，常常牵涉到对政府作为的分析，并且不免浓厚的情绪浸染其中，而冷静的、具有建设性的分析似乎并不充分。已经有学者提出农民问题之政治方面的深刻背景，从而将话题引入一个更有前景的领域。笔者所学非关政治学，但也深深认同从敏感的政治视角切入问题的必要性。

因为，既然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从而制度设计者的政府的作为被公论认为已如此至关重要，政治上的分析也许就不可避免。而尤其重要的是，站在政府本位的立场看问题，这种政治上的分析才会是具有主体性和成为可操作的。从高度务实的角度说，政府不得不在众多彼此冲突的利益集团之间寻求妥协而得以运作，所以，中国的农民问题，其政治上的根源一定在于，农民在政治上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是最软弱无力的。在政治决策上也就顺理成章的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强势利益集团所要求的、眼前的利益，对于一个“政治人”（模仿“经济人”之说）的政府来说，往往是最真实和难以抗拒的。来自早已坐大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并非政治家的个人良知和施政能力所易于对付的。建国以来城乡二元的统治方式下，可能因决策者出于稳定考虑而致的农村民主化进程的严重滞后，更使农村和农民的声音为二十年来大大成长起来的集中于城市的势力发出的喧嚣所淹没。因此，农民的政治地位在二十年来的显著失落当然会使今日的农村和农民问题变得触目惊心。

作为理性、追求全民族复兴的政府，应当看到农村和农民问题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公平”问题了。农民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在政治上的地位如此之低，所导致政治架构的失衡可就大有意味。完全抛开纯粹道德层面的讨论（这种讨论很难有多少操作性），仅从政府维护自身权威和着眼长远的视角观之，也足以见其条理。

政治架构的严重失衡必会导致经济上基本结构的失衡，从农村购买力低下所导致的通货紧缩可见一斑，进一步考察，农村和农民问题如不逐渐解决，必定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不能逾越的障碍。关于这一点，诸多论者已经达成相当程度上的共识，而要寻得实实在在、立竿见影的解决之道则仍然显得渺茫 。事实上，寻求政治上稳定的动机在此不能得到直接的共鸣，而从经济视角所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却足以使其望而却步，故这种分析很难促成、甚至实际上阻碍着政治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所以，对于政治人的立场而言，从政治稳定的长远甚至当下的要求讨论农民问题的严重意蕴，才会是足够切题的。于是，这样提出问题也许更有设身处地的说服力——放任当今农民问题的恶性发展，政府就将注定失去将农民这一最大的弱势利益集团作为筹码而可能拥有的政策空间，政府作为将变得日益局促，甚至最终可能被少数利益集团所“绑架”。这似乎是一种迂远的杞人之忧。然而拂之不去的直觉告诉我们，政治生态的完全失衡如同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失衡一样，必定会导致大混乱的危险。这其实是不能回避的问题。简洁地说，容忍剥夺和压制农民权利，容忍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因为组织资源的极度匮乏而成为高度组织化的强势利益集团的牺牲品，使政府失去制衡和约束强横的少数利益集团的筹码，中央政府就终将陷入被后者挟持的危险中。事实上，容忍对农民的压迫和农村贫困化，以至其陷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如同漠视对国有资产的侵夺一样，会使其成为另一种异化势力成长的温床，一种被动的腐蚀剂，正如被弃置的肉反成为滋生蛆虫的原料一般，肉不烂尽，蛆生不止。于是，积弱的农民短期内的确并不会成为政权的直接威胁，但必定会曲折的、以简直是反讽的方式造成危机四伏的境地。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正是强调政治的微妙，强调要照顾到每一个方面，并在其间保持平衡；而不能只是看到一面，固执于一极。没有一个多元的政治架构（何况农民的巨大人口比例），政府的生存空间和操作空间就极易于受到挤压，难以左右逢源。因此，多元和平衡的政治生态才是理性政府的明智选择。扶持弱势集团而制衡强势集团，在多种力量的角逐中周旋而左右逢源，使政府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从而保证政府的持续强势生存，向来被证明是具有政治远见的做法，也是中国国情的要求。所谓中央政府权威的相对式微，往往是由于基层和地方权势集团的坐大所导致，而不是直接因为民众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关键之处正在于此。若政府没有造成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必须有所顾忌的集团制衡的局面，就只好在其有形无形的挟持下、因其力量的迅速壮大而相对落到弱势地位，诸多政治理想也就难以越过重重阻力而得实施。腐败势力则会恣意繁殖，挟其盘根错节之势而不惮对抗中央政府，最可能的是以消极的不作为使中央政府无法令行禁止，以满足其特殊的、无遏制因而无止境的利益要求，为此不顾政府的存亡绝续，此种情势并非耸人听闻的空想。细细想来，在看来似乎无有尽头的强势弱势急剧分化的舞台上，自然法则其实是设定了界限的。而在政治中，相信某种界限，也就必须承认类似这样基本的辨证法，这种上下之辨。或者，反过来也一样。

例如，我们常将自己和印度相比而感觉优越。而在我看来，印度的问题正是以上生态失衡后果的演示，从而让我们看出问题的可怕而足为鉴戒。印度的可悲，很大程度在于她至今不能改变的种姓制度，和庞大的贱民阶级。于是，我们忧郁地看到，低种姓人群包括贱民群体,从底层由下而上，以消极的、被动的方式，起着一种奇怪的、巨大的、而且是支配性的作用，成为印度社会最意味深长和最致命的诅咒。至少在短期内，任何积极有为的政治理想，要想清理这超稳定结构的、久久不流动而散发出毒气的一大池死水，都令人感到无望。无独有偶，所谓拉美化，背后的问题也不过与此类似。这种瘟疫的逐渐发作，显示出政治生态严重失衡的另一种阴柔隐晦的后果，不是强势利益集团所着意防范的从下发起的剧烈社会动荡，反而是无力反抗导致的平静的稳定，当然还有完全失去制约的另一群体的横暴，成为最深重和令人难堪的社会政治痼疾，当然，如上所提及的，经济学精心论证着的繁荣之梦在此也不会幸免于难。谁想到平等和道义竟然是这样写入经济分析的方程式、在众人的无视和漠视中以这种方式讨回自己的份量呢？

接下来的问题是——对于并没有种姓制度传统而大同理想从古有之、于今未泯的民族国家而言，是否要冒这样的风险，即在激烈变革和格局重塑的时代里，因为未能着力维持基本的政治经济生态之平衡，而在马太效应之下，出现可怕的“印度化”或“拉美化”的趋向？这又是耸人听闻吗？想一想巨大的农村人口数量，想一想麻木卑下的进城民工的表情，想一想某些飞扬跋扈的农村基层组织乃至县乡政府对农民利益的非法剥夺，对农民政治尊严的轻蔑践踏，以及农村教育的萧条，……治国者盍思之？

我们还可以说得再远些，就会碰到如今渐得其名分而又被一些反讽的现实弄得不尴不尬的制度话题吧。因为当今之世，满耳听得见人们在喊：制度！制度！

但在上述想法不可遏止的暗示下，我们不禁要斗胆表示一点怀疑：流行意义上的、当下中国语境中的制度是足够的吗？实在的，制度的建立和维持运作是需要来自利益引导的巨大力量的。没有利益集团之间比较平衡的角逐，制度的大厦绝不会建起，徒有其表的制度华屋也会马上坍塌。普遍的腐败（包括司法腐败）自有其强横的势力（几年前我看到山西绛县法院被称作“活阎王”的姚某，以其科级职衔，累累恶行，竟需江泽民、罗干的屡次亲自批示才得处置，一审间还能享受特殊待遇，从容串供，足见中央政府的最大威胁是来自何处——它显然不是来自弱势而常常无告的农民），若无对基层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权利的扶持(通过农村基层选举的试点推广赋予其选举权；通过组织农会赋予其组织资源)，这股威胁势力将愈益壮大，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作为这股势力之对立面的广大农民在下的强有力制衡，仅靠国家机器围绕缺少真实基础的制度设计去运转，如何才能够胜过它？腐败势力对中央政府已成心腹大患、燃眉之急，由于农民在政治上的相对缺位而导致的中国政治生态的严重失衡，既是最广大范围内腐败势力迅速自下而上滋生、成长和壮大的土壤，也是中央政府缺少真实的政治力量对其进行有效制约的原因所在。脱离基本利益格局和政治权利格局的调整而侈谈制度，无视基本面的政治生态失衡而幻想生硬安排一种万应灵药的制度，这徒有名分、缺少利益机制引导、被悬空的制度又会有何用？

而一切讨论的底线一定程度上就系于政府和政治家的理念了。就这一点说，我们愿意抱乐观态度。中央已将农村和农民问题列为头等大事，而它也的确是头等大事，是中央政府权威的生命所系，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