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准备这一系列的论讲(《人文今朝》即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参阅了不少书,其中一本就是萨义德(Edward Said)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我阅读时,发现他处处提到一个奇怪的名字:Giambattista Vico(维柯),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里看过:多年前我曾买过一本书,是柏林(Isaiah Berlin)所写的,薄薄纸面本,名叫Vico and Herder,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两个怪名字──前者是十八世纪初,後者是十九世纪末的历史学家,内容如何我则不得而知,因为买了没有看。此次从萨义德书中又发现这个名字,但和上次相遇至少也有二三十年了罢。这次倒是一鼓作气,连带把维柯的这本大作The New Science(原名是Scienza Nuova)也买了下来,也是纸面本,立即翻阅,但不得其门而入。又突然想到:这本《新科学》,不是也有中译本吗?译者正是鼎鼎大名的中国美学大师朱光潜。朱先生曾在港大读过书,多年後港大又授给他荣誉博士学位,所以和港大渊源很深。他也曾在中文大学小住过,担任「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讲者,时在一九八三年。妙的是就在上个月,我突然收到中大出版社赠送的一本小书,就是朱先生演讲稿的重印本《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我大喜过望,这不就是偶合(serendipity)吗?我从未想到研究朱光潜,然而这次偶合的机会却令我不得不重溯人文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一个悲剧。
原来朱光潜花了将近五年的功夫,在他有生的最後五年把这本译文完成了,但所根据的却是英译本(和我买的译本不同),因为他自称不懂意大利文。不懂?他不是把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而且就因为他当年是克罗齐的「弟子」,使他的後半生「背黑锅」,因为克罗齐的美学(所谓审美的「本能」说)是一种极端的「唯心主义」,和一九四九年後中国大陆风行的马克思唯物主义不合。所以朱先生在五十年代率先自我批评,在官方授意之下,这个自我批评又引起了一场为期数年的美学大论战,批评朱先生最烈的有两位:一是蔡仪,一个庸俗又机械化的官方美学家,另一个就是八十年代後独领风骚的李泽厚。
这段美学论坛上的恩怨,大概没有人记得了,年轻一辈的学者似乎也没有人研究(数年前浸会大学的文洁华教授编了一本论文集:《朱光潜与当代中国美学》,但可惜没有讨论那次论战)。我还是有点好奇,为什麽朱先生在他的晚年穷毕生精力翻译这一本意大利的「古书」?
维柯的《新科学》的重要性,我在萨义德的书中有所体会,原来他最尊崇的德国学者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就是维柯的德文译者,说不定他的旷世名着Mimesis(模拟)也受到维柯的启发?萨义德从奥尔巴赫发现维柯,朱光潜却从克罗齐发现维柯──原来克罗齐也是研究维柯的《新科学》的,这双边的继承关系,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既是横向又是纵向的连接,为什麽没有人文学者细加研究?(中国研究朱光潜的专家还是单边的,完全忽略了奥尔巴赫─萨义德这条线。)如把这两线加在一起,就可以重溯一条中西人文主义的比较系谱。
且让我们先窥视一下维柯的这本书到底讲的是什麽。英文本前页有张怪图(朱先生的译本中文照样复制出来):据维柯自己的解说(见朱光潜译本第3页),此图的右上角「登上天体中地球(即自然界)上面的,头角长着翅膀的那位妇人就是玄学女神」,朱先生在脚注中说明「玄学女神即代表《新科学》的作者维柯本人」,这一个「主观」的注解使我吓了一跳,难道就是作者本人吗?这位作者的地位何其崇高伟大,竟然站在地球之上,而她的「心」竟和天神相通,因为图中左上角「含一双观察的眼睛的那个放光辉的三角,就是天神现出他的意旨形状」。图的左下方还站着一个老人的雕像,那就是荷马,其他象徵式物件很多,不能一一解释了。
真是妙哉!看这幅图就像看明朝的《推背图》一样,玄机重重,须要「解码」,而维柯就是这个解码人。看了这本书的序论和第一卷,再参看朱先生译出的该书英文译者Bergin和Fisch的序言,和朱先生在中大的演讲稿,我们才大略有一个轮廓,原来此书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历史是人创造出来的,也只有人可以解释。这句话现在读来像是老生常谈,但我们不要忘记,维柯生在一个神权甚张,上帝并未消失的世界。他信仰天主教的神,却反对当时新兴的一派哲学家,特别是笛卡儿(Descartes),笛卡儿认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客观」的数学/科学系统,可以解释宇宙一切,而维柯却认为:自然界的科学知识应该留给上帝,但人创出来的世界则必须由人来解释,这个解释方法是什麽?就是现在所说的人文和社会学科,维柯所谓的「新科学」就是指对於自然界以外的人的世界──包括历史、法律制度,甚至远古时期的神话──「仍可以有科学的认识,因为这个民政世界是由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以找到。不仅如此,这样一种科学在完整方面比起物理学还较强,在真实程度方面比起数学还较强。」(中译本第25页)这当然是对我们这些人文学科的学者的一大鼓励。
朱先生在他中大的演讲词中,对於维柯的《新科学》解释的更详细,并在这本中大重印的小书中特别把《新科学》第三卷(发现真正的荷马)和结论篇放在附录。原来荷马代表的是远古人类的诗性智慧,「荷马并不是希腊的某一个人,而是希腊各族民间神话故事说唱人的总代表或原始诗人想像性的典型人物」。维柯又说:人类的历史经过三个阶段:神、英雄和人。而「每一个时代的语文又和当时的一切文物典章制度相应,所以从每一个时代的语文可以推测到当时所特有的文物典章制度和习俗」(朱着页22)。原来这就是萨义德推崇奥尔巴赫「语言训诂学」(philology)的真正原因。我参看这三本书,边看边悟,悟出很多道理来,但时间有限,不能在此详述了。
起初,有一样事我不得其解:到底朱先生翻译此书要证明什麽?维柯的伟大?此书方法的正确?还是有其他原因?
我悟出的一个可能性就是朱光潜要用维柯来证明人文主义并非全是主观或唯心的;维柯的《新科学》用的也是客观的「科学」方法,只不过他把人的世界扩大了,甚至凌驾自然世界,十分崇高,所以朱先生故意把那个「玄学女神」说成是维柯本人。而在中国的美学研究领域中这个关键人物就是朱光潜自己!维柯和朱光潜都是站在客观的自然世界之上来解释一切。「玄学」用以翻译Metaphysical,我认为并不太妥当。(原意应该是在「物界」或「Physical」之上),它和人的历史一脉相承。但更直接的原因是朱先生要在美学大辩论之後为自己平反,再次证明他的说法是对的,也就是心和物,主观和客观是「辩证统一而互相因依」,并非把「唯心」和「唯物」视为两极,非此即彼,甚至把「唯物」误解为自然界。其实李泽厚和蔡仪的论点背後是康德和黑格尔(当然也要加以批判),三家共同的出发点都是马克思主义,在那种语境中,朱光潜势必要重释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和维柯拉上关系。
在这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我认为朱光潜的贡献远远超过他的两个对手,因为他翻译了马克思的《经济和哲学手稿》(一八四四年,又称《巴黎手稿》),这是马克思从人的「异化」事实得到的一种「人文」式的诠释,由此推演出一套美学。朱光潜又发现:原来马克思自己十分尊重维柯,而且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维柯的这本书。所以「维柯是接近马克思主义的。」(页49)朱先生在全文最後说了一句话:「我们都是人而却否定人在创造和改造世界中所起的作用,能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吗?」(页50)真是语重心长。
朱先生逝世於一九八六年,距今也有二十四年,中国已发生史无前例的社会和经济大变迁,这一代的年轻人早已不再读马克思了。(但至少在中学课本中可能还读到朱光潜的名文《谈美》)。事过境迁,烟消云散,中国已进入所谓「後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举目四望,到处都在「唯物」──商品崇拜,而各种引进的西方理论却都是偏向「唯心」的。总而言之,唯物和唯心之辩已经没有意义;朱先生花了那麽多年的功夫,却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它和马克思主义无关,那就是他用这本大书再次肯定了人文主义,而彻底证明毛泽东批判人道主义的说法是肤浅的,在学理上站不住脚。这位现代中国的「玄学女神」,以他的切身实践,为我们从西方取得一部伟大的人文经典,也以此照亮了半个世纪前中国思想界的混沌。然而,就朱先生自己的一生来看,这还是一个悲剧──这样一位满腹经纶又才华洋溢的人文学者,竟然被无谓而庸俗的意识形态折磨了大半生。
朱先生在他的译本中,特别把《维柯自传》也译了出来,置於书後附录。这个自传是维柯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写的,其实就是一部「心路历程」的记录,用第三人称,显得更可观,也和笛卡儿故意用第一人称的自我敍述恰成对比。可惜的是朱先生没有用维柯的方式写一本《朱光潜自传》,但至少我们在他的译本和脚注中探测到他的心声。维柯何其有幸,他的《新科学》在中国也有一个传人。
讲到此处,我的目的不全在学术──试问多少学者愿意用考证训诂的方式写一本大书?我们也无法像维柯一样,从远古一直写到中古,把这个西方人文历史分成一千多条规则。所以我说我们只能以跳跃的方式抓住几个时空的连接点,探讨下去。至於我个人,已经没有精力写大书了──在朱先生在天之灵面前实在惭愧──而只能「误打误撞」地作「小研究」(mini-research),也就是多看几本书并找寻其「互文」关系,也自得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