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从古代步入现代的历史已近百年。虽然学术的发展不以纪元为界，但与时代的变迁息息相关，因而在世纪末作一番回顾和反思还是很有意义的。
本世纪以前，唐代文学的研究集中在唐诗。唐诗批评从宋代零星的诗话发展到明清时代系统的专论，贯穿其中的主线是欣赏标准的争论。源自齐梁时代的“天机自然”与“假借经史”之辨，至唐代诗论中逐渐发展成“自然天真”与“苦思才力”的两类境界。宋人对“天然妙悟”和“功夫学力”的轩轾，已显示出区分盛唐诗与晚唐、宋诗的倾向，开启了明清的门户之见。宗唐派在明代发展到全盛时期。盛唐诗以其“天真兴致”、“天机自流”成为诗歌美学理想的代表，中晚唐诗则因“人能学力”而被视为为宋诗之源。清人将两类标准归总为天分与学力之争。各派论说几经反复较量，至清中叶以后，由于时代和学术的原因，宗宋派渐占上风。而在这历经千年的唐宋诗之争、初盛与中晚唐之争的错杂交替中，中国诗学批评的各种概念也愈益丰富完善。风格、意象、声调、格律、法度、体调、情理、文质、气势、神韵......等一系列批评术语遂构成了中国诗论的传统，其影响一直延及本世纪末。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学术的冲击，首先是在破坏经学的地位，解除学派的束缚。因而先秦文学、特别是以胡适和古史辩派为代表的诗经研究，在二、三十年代成为重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突破口。他们不但要还诗经以乐歌的本来面目，而且还从经典化的古典诗文中勾勒出白话文学的历史。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正是从配合新文学的创作开始的。伴随着这场学术革命，学者们也开始了对唐代文学的重新思考。二、三十年代关于唐代文学的论述大多见于当时涌现的二十多部文学史专著中。其中影响较大的谢无量的《大文学史》，将唐代文学的重要文体、派别和诗人群体关系作了初步的绪理。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讲稿》则着眼于唐代文学的阶段性演进的特征和不同派别，尤其注意到影响文学的诸种外因，如政局、选举、交通、生活、外乐等，已为本世纪的唐代文学研究指出了许多基本的课题。但早期的多数文学史著作正如王瑶先生所说：“文学的概念和范围都十分驳杂。”而且唐代文学的专论也寥寥无几。或许因为唐代文学研究本来就没有蒙上太多的经学色彩，明清时代强调诗教的学派又往往在研究思路和概念方面缺乏新创。因此相对先秦文学尤其是诗经而言，唐代文学研究观念革新的力度并不太大。从世纪初王运的《湘绮楼论唐诗》到二十年代的邵祖平的《唐诗通论》，尽管对史的描述已初具轮廓，但其基本论点仍未能脱出明清以来天分、学力两大范畴的笼罩。直到闻一多的《唐诗杂论》和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出现，“以诗证史”、考证与审美欣赏并重的研究路数才开出了新的研究视野。闻一多在诗人生平、交游的考订，全唐诗的校勘、补编，诗人小传、别集校读、文学年表、人名引得等方面，以其多样化的研究手段为本世纪的唐诗研究奠定了广泛的文献基础。而他本人早年留美的经历以及在新格律诗方面的创作成就，又使他能融会西方和中国的意象理论，以现代诗人的敏锐感受和艺术气质挖掘出唐诗更深层的美学意蕴。在唐代小说方面，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都在古小说辑轶稽考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新的史学观念。虽然前者重视文人心态，后者侧重民间文学，但都是在变动的时代、风俗和环境中展示小说的发展线索。其中不少论述虽然简要，但至今仍被奉为古代小说研究立论的基准。
五十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与其余各段文学史一样，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为唐代文学研究的主线。在“人民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几根标尺的衡量下，精华和糟粕的区分变得简单而又轻易。尽管十七年间政治的变化晴雨不定，学界的自由度亦时有松紧，但这种固定的研究思路，使学者们的努力只能局限于思想价值评判，尽可能多争取一点公正，少抛弃一些遗产。以唐代作家而言，除了杜甫和白居易以外，要对李白和王维这样的大家作一点辩证的分析，都不容易，又遑论其他！在这样的气候下，林庚先生对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文学的性质提出新的看法，便掀起了被批判的轩然大波，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前辈学者们仍然顶着压力，凭着学术的良心，为唐代文学的研究建构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我以为五六十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将文学和时代的变化联系起来，强调了社会经济、政治、哲学和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其次，明晰地描述了诗文、小说、变文、词等各体文学的发展流变；第三，对重大文学现象初步进行了纵贯性的系统的研究；第四，大、中、小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基本上得到了恰当的评价。这些成果集中地反映在六十年代初出版的游国恩等主编、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主编、以及刘大杰所著的三大种文学史里，也散见于从三四十年代过来的学者以及当时的一些后起之秀的个人论著中。在知识的系统性、学术的规范性，以及对唐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课题的开拓方面，为本世纪后半叶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以林庚、程千帆、萧涤非、马茂元、王重民、孙楷第、任半塘等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大学者不但以其富有前瞻性的研究启发了一代学人，而且为八十年代后继人材的培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革十年是中国文化和学术的一场浩劫，唐代文学自不能幸免。虽然个别“法家”如柳宗元受到特别青睐，其文集亦赖以得到整理。但学术发展的断流，研究人材的断层，思维模式的僵化，社会文化基础的薄弱，对于本世纪最后二十年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七十年代末到现在，是中国学术的繁荣时期。也是唐代文学的丰收季节。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环境的宽松，使八十年代初涌现出一批冲破五、六十年代学术藩篱的研究成果。以文学现象和作家评判方面的纠偏为主，同时也出现了少量具有开拓新意以及掘进力度的论著。尽管研究的课题大多未能超出本世纪以来前人论著中已提及的问题，例如唐诗繁荣的原因、初盛唐的诗歌革新、盛唐气象的实质、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的过程等等，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已透过表象的描述，深入到发生的背景、特征的总结和内在的联系。此后随着方法热的兴起，在观念更加开放的时代思潮中，唐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大大拓宽。而在借鉴西方学术模式和抵制生搬硬套的反复辩论中，学界也逐渐走向成熟。我以为新时期的唐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综合性研究、外围性研究、以及联系相关学科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其中中唐两大诗派形成原因的探讨，唐代文学思想史的建立，文学与科举关系的考察，文人群体、政治集团等社会关系和隐逸、交游、干谒等生活方式对文人思想和心态的影响，儒、道、佛三家思想与文学观和创作的关系等重要课题，相继成为热点。并在有力者的开拓与研究人群的呼应之中迅速深化。唐代文学的整体人文背景渐渐得到清晰而深刻的揭示。
其次是唐代各体文学的时段性演进过程的研究，特别是诗风和文风的嬗变，从八十年代中叶以后到现在盛行不衰，成为硕士、博士论文的基本选题。其中对于过去注意较少的文学发展环节的发掘，尤其是中、小诗人群体或流派在诗歌盛衰史中的作用，已经取得了超过前人的认识。
第三是对唐代作家的传论性研究，也有空前的进展。以陈贻焮《杜甫评传》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评传，和以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为代表的作家生平事迹考证，是对清代学者到闻一多唐诗研究传统的继承和突破。考证与作家思想、创作道路、作品分析、时代背景研究的融会贯通，是这时期作家考据的重要特色。
第四是从审美的角度对唐代诗歌、小说、散文的艺术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研究。几乎所有大诗人的作品都从意境、风格、意象、情景、声调等方面得到了细致的探索。其中王、孟山水诗和韩孟诗派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各类题材和诗体的研究也已全面铺开。从山水田园、边塞、送别、艳情、乐舞到咏画、咏物；从五、七言律诗到乐府歌行、绝句，已很少有空白遗留。唐代小说研究以程毅中、李剑国为代表，在资料考订、题材分类及单篇作品的分析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也相当引人瞩目。八十年代大量鉴赏辞典的出版，虽然过于重复，不免芜滥，但也确实矫正了五、六十年代作品艺术研究相对薄弱的欠缺。而且对唐诗的普及作出了必要的贡献。
本世纪在唐代文学的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而最后二十年尤其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对唐诗总集和别集的整理和勘误：代表成果有《唐集叙录》、《全唐诗补编》、《全唐诗重出误收考》、《全唐诗索引》；二、对唐代诗人生平资料的考订和研究资料的汇编：代表成果有《唐人行第录》、《唐才子传校笺》、《唐诗记事校笺》、《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全唐诗人名考》、《小说人名索引》《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作家研究资料汇编等。三、唐代诗学著作的整理和汇编：代表成果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文镜秘府论校注》、《全唐五代诗格考校》等。四、作家别集的集注校释：如《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李商隐诗集解》、《王梵志诗校注》、《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等，均为功力深厚之作。五、与文学有关的唐代职官考证：如《唐仆尚丞郎表》、《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唐刺史考》、《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全唐文职官丛考》等。六、敦煌文献的发掘与整理：如《敦煌变文集》、《敦煌曲子词集》、《敦煌歌词总编》、《敦煌的唐诗》、《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等。此外尚有《唐代园林别业考论》、《唐代墓志汇编》、《中国历史地图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以及最近出版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这些工作为拓宽和深化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更为可喜的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从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已可以看出未来学术发展的某些新动向。例如研究文学高潮形成的原因，以及高潮之间的“创作低谷”在文学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对于一些本世纪以来约定俗成而又模糊不清的文学现象和概念重新探索；对于海外汉学研究较多而在大陆研究中尚感欠缺的问题如声律形式、文体特征等作综合性的思考等。而且研究的思维已向纵深发展，考证与理论的结合将成为下一世纪治学的主导方向。更深细的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可能会取代本世纪的文学史写作热。此外，电脑的使用和因特网的普及为资料的检索提供了方便，目前唐代文学研究的部分基本用书已制成光盘，随着这项工作的加速进行，一些需要资料统计和量化分析作为辅助手段的研究将节省许多时间和精力。
纵观本世纪百年来唐代文学的发展趋势，应当说课题的范围在逐渐扩大，方法在不断更新，成果数量迅速增加，研究的纵深度也有显著的拓展。一般来说，学术研究的重大变化和发展主要出现在大批新资料的发现或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以后。本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为唐代俗文学的研究开出一片新的领域，“五四”运动和八十年代学术思想的解放导致古代文学研究的繁荣，即是最好的证明。但在本世纪最后二十年，学术成果的数量呈爆炸性上升的趋势中，也潜藏着深刻的危机。我以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日益庞大的研究队伍文学素养和研究能力的逐步下降，以及有开拓气魄的学者渐见稀少。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必须有一批研究领域的拓荒者和新思路的开掘者，方能带动全体研究人群。因而开拓者学力的深厚与否，素质的高低如何，便关系到一代学术的整体水平。而开拓者的学养素质又是受时代制约的。本世纪最后二十年的学术带头人，都是五、六十年代的过来人。大多缺乏经史诗文的深厚功底。虽然少数学者的个人成就并不亚于前代的大家，但五六十年代思维模式的局限和文革十年时光的流失，不可避免地会在后来的研究中显露出来。这种先天的缺陷非研究者个人的天赋和智慧所能弥补。这就使这个时代难以造就有一定数量的真正具有创新思维的带头人群体。因而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绩，基本上是在前人已经提出的论点和课题的范围内朝深细处发掘，方法和思路借鉴前人和西人的多，有独创性的重大开拓少；现象过程的描述和价值判断的反复争辩多，深入材料内在联系的研究少。而研究生队伍却又以几何倍数的速度增长，在缺乏高质量检测标准的状况下，论文以批量生产的方式炮制出来，无效的重复和整体水平的下降是必然的趋势。
其次，在八九十年代的时代大转换之中，价值观念、人事制度等种种剧变不能造成研究群体潜心学术的大环境。西方思潮的涌入本来有利于思维的更新和视野的拓展，但为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所催化，也造成了浮躁的学风和学术道德水准降低的不良影响。三四十年代的学者能在烽火连天、辗转避难的流亡环境中坚持手不释卷；八九十年代的学者在商潮汹涌、物欲横流的太平之世却难以放下一张宁静的书桌。尽管鼓励学术发展的种种评审和奖励办法层出不穷，但目的都是促进“重大成果”的快速炮制。可惜学术不是时装，不能年年追赶新潮。那么只能选择“拿来主义”的短期行为。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在唐代文学研究界虽然还不具普遍性，但在时尚的诱惑之下，有多少年轻人能稳坐冷板凳，仍是令人忧虑的问题。
第三，古代文学研究的愈益职业化，及其与当代文化环境的脱离，使学术研究队伍失去了素质良好的后备力量。虽然学术研究从来就是少数人的专利，不因大众的好恶而兴废。但文史作为中国传统学问的根本，一直是吸引学生攻读的主科。即使到五六十年代仍是如此。因而一向不乏优秀的后继人材。八十年代以后，经济的变化才真正使古代文学研究的内容和对象老化。以诗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文学，在被金钱左右的现代社会显现出从未有过的尴尬和无奈。千百年来曾经感动过这个民族的精神遗产，已经激发不起出生于八十年代的一代青年的兴趣。研究圈内的热闹与圈外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反差。因而如何使古代文学研究适应当代文化发展的需要，不致于在下一世纪科技与经济的高速发展中沦为无人问津的古董，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的课题。
第四，古代文学从“理性化”的深度向“文学化”的形式返归，或许是将来应当倡导的方向之一。本世纪前半叶不少诗人兼学者的著作至今仍博得很多青年读者的喜爱。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做的是文学的学术；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研究目的始终与新文学的创作联系在一起。而本世纪后半叶成长起来的学者，尽管可以在某些课题研究的深度广度和精确性方面超过前人。但日趋理性化的研究使古代文学成为科学解剖的对象，失去了它本来应当长存于人间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代的很多研究者缺乏文学感受，不能透彻理解自己的研究内容。而把文学等同于社会科学的新思潮则更加速了研究对象的僵化。因此古代文学研究者如何使自己的科学思维在表达上文学化和艺术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难题。
第五，就古代文学的专业性而言，它与任何一门学科一样，也有高难度的尖端课题。如何发现并解决这些前沿性问题，是本学科继续发展的关键。然而在目前庞大的研究人群尤其是后继力量中，具有发现和解决高难问题的敏锐眼光和攻坚能力的研究者还嫌太少。普遍缺乏对于真正有价值的创见的判断力，而对易于模仿的“新思路”则往往群起而效之，一哄而上，反复发挥，直至做到题无剩义为止。这是目前研究成果数量虽多而开拓性力作少见的重要原因。
感知危机不一定就能解决危机，21世纪古代文学（包括唐代文学）的前景如何，取决于当前三四十岁的青年学者的素质和潜力。但一代有一代的思想，一代有一代的学风。学术研究在总体上总是会向前推进的。所以无须悲观。通过对百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详细回顾，便于人们从历史所积淀下来的成果中，看清各种学术观点和学术派别对于时间考验的承受力，提高对于学术价值的鉴别力和判断力。我想这就是编写这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百年综述》的主要意义所在。虽然理想的学术回顾，应当能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角度，反映出本世纪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的纵深发展走向，突现出在每个时期起带头作用的研究者的贡献。尤其是很多论著的价值不在其框架和结论，而在论证过程中的某些闪光点。因此，要从数以万计的文章著作中鉴别出真知灼见之所在，不但要化时间认真阅读，而且需要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灵敏的嗅觉。而述论不等于学术史，只是学术史的资料准备。所以本书所提及的不少论著只能取其大略，甚至利用他人已有的综述。这就必然会遗漏一些应当重视的观点。尽管有这样的遗憾，但我以为“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述论”的撰写还是朝建立学术史的方向作出了艰辛的努力。本书由杜晓勤君独力编撰，历时三年，旁搜远绍，博览广求，虽难免遗失疏漏，但大致可称详备。他不但完成了一百万言的巨帙，而且建立了隋唐五代文学研究文献的一套电子资料库。对于研究者而言，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我们应当向杜晓勤君表示感谢。我也相信他在具备了全面掌握百年研究信息的坚实功底之后，将来在个人研究方面必定能取得更大的丰收。
本文摘自《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绪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