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二十年来，唐代科举、唐代科举与文学，已成为唐代文化研究的一个关注点，但有关唐代科举的研究，以常科来说，对进士一般只是重视诗赋试（过去甚至认为试诗赋乃促使唐诗的繁荣），明经则以为就是试贴经，对这两科的策试是不关心。制举当然是以策试士，但由于科目繁多，一般也就笼统言之。而陈飞著《唐代试策考述》通过对唐代基本史料的辑集和梳理，主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试策是所有科目中不可少的试项；二、试策是所有时段必不可少的试项；三、试策在所有试项里地位最为重要和关键；四、试策往往是唯一的试项，等等。由此，则从试策着手，全面探讨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从而发现了不少一直为人们忽视的专题，有些似乎还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的，如明经试中的“授散”、类进士试中的“多才科”、学馆试中的“大成”等。又如武后时刘思立关于杂文试建议的探索，道举与“明四子”的辨别，学馆试各类措置的介绍，制举中的“制目”与“试目”的分辨等等，都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作更细致地研讨，使我们今天读来对唐朝的这些科试情况，了解得更为清晰。作者还有一个大胆的探求，他把明经试分为常明经、准明经、类明经，把进士试分为常进士、类进士，又把制举分为广义制举、狭义制举。
当然，其中具体论述可能还有商榷之处，但这样做，提出一种“大科举”的概念，就使唐代常科试与制举试的范围与意义显得广阔和丰富，有助于进一步探讨科举本身与当时文学、政治、文化，及文人心态、生活方式等关系的研究。
对古代文体的研究，过去一般是不大重视与所谓官方文书有关的文体的。譬如策文，包括朝廷颁布的策问与举子应试的对策，可以说是主要用于科举考试的文体，现在的研究者就不大将其列于文学概念的范围，这与当时的文学情况就不很切合。我近几年来花一部分时间研究唐代翰林学士，发现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撰写的制诏，表面看来是官方文告，实际是一种近乎政治纲领的文体，与文人仕途及文学的政治环境，关系很密切。白居易曾几次强调元稹所草拟的诏文，对文体改革起过相当促进的作用。我很同意陈飞在书中所述，我们今天通行的“文学”概念，不论内涵和外延，多与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相去甚远，这就会束缚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范围的探索。因此，该书虽然主要是考论唐代科举考试，但由此却能扩展对古代文体研究的领域，拓宽人们的视野。
不过，我不得不说，作者这样做，难度确是很大的。书中引用的材料之多，使人吃惊。正因如此，恐怕读起来也相当吃力，不像现在有些论著，词藻繁艳，美语巧立，追求目前所谓的“时尚”风气。我们要真正做学问，还是要有自己的标格。作者这部书中所引，除了常用的新旧《唐书》那样的正史之外，还有如《文苑英华》、《册府元龟》那样有数百卷规模的大部头总集、类书。我想这就是一种原创性，既使人信得过，也使自己的学问站得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