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德裕，字文饶，祖籍赵州（今河北赵县）。他于唐朝时曾两度入相，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的主张和行动，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他既是一个要求改革，要求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又是河北省的历史名人。因此这部《李德裕文集校笺》得以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此书的整理、研究者，我们觉得，这也是对于河北历史文化所作的一点贡献。
李德裕确实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历史人物。在政治上他是一位实干家，他在好几个地方担任过节度使的官职，像在浙西、滑州、西川、淮南，都有治绩，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为当地做些好事。他在唐朝中晚期两次任宰相，都有改革的措施。北宋时“庆历革新”的名臣范仲淹正是从这点着眼，对于李德裕作了充分的肯定，说他“独立不惧，经制四方，有相之功，虽奸党营陷，而义不朽矣”（《范文正公集》卷六《述梦诗序》）。稍后的李之仪《书牛李事》中云：“武宗立，专任德裕，而为一时名相，唐祚几至中兴。”（《姑溪居士集》卷十七）南宋时的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更明确地说：“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远过裴晋公（度），错综万务，应变开阖，可与姚崇并立。”（卷二）同时的著名学者洪迈，也说“李德裕功烈光明，佐武宗中兴，威名独重”（《容斋五笔》卷一《人臣震主》）。明清两代一些有识之士，也都有共同的看法。如明王世贞说：“余尝怪唐中兴以后，称贤相者，独举裴晋公，不及李文饶，以为不可解。后得文饶《一品集》读之，无论其文辞剀凿瑰丽而已，即揣摩悬断，曲中利害，虽晁（错）、陆（贽）不及也。”（《弇州山人稿·读<会昌一品集>》）清初王士祯也说李德裕“功业烂然，与裴晋公相颃颉，武宗之治，几复开元、元和之盛”（《香祖笔记》卷十二）。直至清中叶，以金石考述著称的学问家毛凤枝，也说他“料事明决，号令整齐，其才不在诸葛下”，因而认为唐朝中期“中兴之功当以武宗为最”（《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九）。
李德裕的文采也是独标一时的。他与同时期的有名诗人如白居易、刘禹锡、元稹、李绅均有文字交往，刘禹锡、元稹很赞誉他的诗作。宣宗时人裴庭裕说他“文学过人”（《东观奏记》卷上）。宋朝一代文豪欧阳修称李德裕“文辞甚可爱也”（《集古录跋尾》卷九）。高标神韵、少所许可的王渔洋（士祯），称道其骈文“雄奇骏伟”，又说他的诗“白乐天、刘梦得不啻过之”（《池北偶谈》卷十七），在另一书中他又认为李德裕的文章可以与陆贽、杜牧、皮日休、陆龟蒙等人并提（《香祖笔记》卷六）。近代学者罗振玉则推崇李德裕的书法，以为唐人隶书“尚存古法者，有唐惟李卫公一人耳”（《石交录》卷四）。至于他的博学广识，唐宋人的著述，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段成式《酉阳杂俎》、韦绚《戎幕闲谈》、王谠《唐语林》、孙光宪《北梦琐言》、陶谷《清异录》等多有记之。
就是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人物，却因为陷于当时的所谓朋党之争（即牛李党争），而受到不少误解、曲解，以及无谓的攻击。北宋的王安石曾指出有一种“阴挟翰墨”，“以厌其忿好之心”的人，利用执笔为史的机会，对前世“雄奇隽烈”之士曲尽谤讪之能事，以致“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王文公文集》卷八《答韶州张殿丞书》）。李德裕情况就是如此。在他生前，处于激烈的党派斗争中，在他贬死以后，有些人又多“阴挟翰墨”，假造出许多情节，甚至伪撰李德裕的诗文，予以诬蔑。本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对牛李党争已能逐步辨明事实，理清是非，作出较为公允的评价，但不可否认，在有些问题上，也仍为陈习所囿，未能完全作出客观的分析和判断。
我们两人，在八十年代中，曾有一段时期集中于研究中晚唐文学。我们发现，中晚唐文学史上的几位大家，除了韩愈、柳宗元因去世较早外，其他如白居易、元稹、李绅、李商隐、杜牧，都牵涉到党争。过去的一些研究者，也往往把他们列为牛党或李党。另外又如李翱、皇甫湜、孙樵等，也都在作品中涉及这一斗争。中晚唐文学，与当时的政治情势，其互相之间的关系和影响，较前期更为密切与复杂。为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文学发展情况，我们都对李德裕及牛李党争作过研究，并有一些论著问世。傅璇琮有《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1984），《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牛李党争与唐代文学研究》（《文史知识》1983年第2期）。周建国有《关于唐代牛李党争的几个问题》（《复旦学报》1983年第6期），《试论李商隐与牛李党争》（《文学评论丛刊》第二十二辑，1984），《郑亚事迹考》（《文史》第31期，中华书局），《关于李德裕晚年史料的一些考订辨误》（《文献》1994年第3期），《白居易与中晚唐党争》（《文献》1994年第4期）。
我们在各自研究的基础上，逐步理解到，牛李党争中，核心人物是李德裕。中晚唐文学的复杂情况，需要从牛李党争的角度加以考索，而要研究牛李党争，最直接的办法则是研究李德裕。对李德裕的研究，一方面当然要论析其政治主张和实践，考证有关史料记载的真伪，另一方面，也就是基本的一点，则应认真整理、校订其文集，使其作品尽可能详实、完整地提供给当世，让我们现代人能从其作品中更确切地了解这一历史人物的全貌。这也是我们近七、八年来共同合作，从事于李德裕文集整理与研究的起因。
二
李德裕的先世，一直是居住在唐朝的河北道赵州赵郡的。其曾祖李载，唐李肇《国史补》曾称其为“燕代豪杰”。但在这之前，李氏家族都未曾入仕做官。李载子栖筠，也就是李德裕之祖，开始离开赵州移居河南。安史之乱时他曾率精卒七千赴唐肃宗驻地灵武，任殿中侍御史；后唐大将李光弼守河阳拒安史乱军，李栖筠为其行军司马。安史乱平，官御史大夫，史称其“敷奏明辩，不阿附”。但终为宰相元载所抑，忧愤而卒。《新唐书》卷一四六有传。
李德裕生于唐德宗贞元三年（787），这年其父吉甫30岁，在朝中任太常博士，居京都长安。贞元八年，因受到朝中宰相陆贽、窦参之间争斗的牵连，窦参被贬，李吉甫坐窦参之党，也被贬为明州（今浙江宁波）员外长史。这年李德裕6岁，随父南下，从此开始了他幼年和青少年时期流转外地的生活。贞元十一年因陆贽被贬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李吉甫升迁为忠州刺史，却与陆贽相得甚欢。李德裕此时当也随父入川，一直到他17岁，父李吉甫调郴州（今湖南郴县）刺史，都是在川东度过的。贞元二十一年（805）八月宪宗立，李吉甫已在饶州（今江西鄱阳）刺史任，即由饶州入朝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同年十二月改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李德裕也随父进入长安。这年他为19岁。
宪宗元和二年（807）正月，李吉甫拜相，对朝政有所改革，如抑制方镇，选拔人才，精简官吏，对外采取积极防御政策。在这期间，李德裕先荫补为校书郎，后以父居相位，避嫌在方镇幕府供职。元和九年（814）十月，李吉甫卒，年57。元和十二年，李德裕居丧守制期满，于本年应河东（今山西太原）节度使张弘靖之辟，为河东节度使掌书记。十四年五月，随张弘靖入朝，除监察御史。十五年正月，宪宗为宦官杀害，穆宗立。次月，李德裕与李绅入为翰林学士；穆宗长庆元年（821）二月，元稹也为翰林学士，当时称他们三人为“三俊”。这年李德裕35岁，从此步入政治上层。这时牛党中心人物牛僧孺、李宗闵也已在朝中做官。本年，李宗闵之婿苏巢应进士试，最初及第，后有人上言此次考试不公，于是复试，苏巢等落第，李宗闵因事涉请托，外出为剑州刺史。李宗闵等以为是元稹、李德裕在其中起作用，大为忌恨。《资治通鉴》记载此事，并认为“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互相倾轧，垂四十年”。实际上即使牛李党争在本年正式开始，其是非曲直也是十分明显的。
长庆二年二月，李德裕被任为御史中丞，出翰林学士院。这时朝政又有所纷争。先是元稹已拜相，裴度也自太原入朝，同时入相的还有李逢吉。李逢吉与裴度不和，借端攻击。六月，元稹、裴度俱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后改越州）。李逢吉擢引牛僧孺入朝，而于九月出德裕为浙西（今江苏镇江）观察使。李德裕在浙西任时，注意改革旧俗，破除迷信，禁止厚葬，奏去管内淫祠1015所。在此时期，他与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均有诗唱和，刘禹锡后将他与李德裕唱和之诗编集，名为《吴蜀集》。
文宗大和三年（829）八月，李德裕由浙西召入为兵部侍郎，裴度时复居相位，本想荐引之，但李宗闵因得宦官之助，先入相，九月，乃出德裕为义成节度使、滑州（今河南滑县）刺史。这时滑州正处于战乱之后，“物力殚竭，资用凶荒”。德裕抵任后，“下车三日而新政兴，涉旬而旧俗革，周月而风偃三郡，逾时而泽流四境”（贾餗《赞皇公李德裕德政碑》）。大和四年十月，因西川受南诏侵扰，政荒人饥，朝廷就命李德裕入川，为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到任后，即遣人至南诏访查被俘的民人，约得僧道工匠等四千人归成都；巩固关防，训练士卒，修理兵器；招降吐蕃之维州守将，加强川西的边防。
大和七年（833）二月，由于李德裕政绩显著，牛僧孺等执政不得人心，文宗就召德裕入相。他在入相之初，即对朝制进行改革，破除朋党，“用中立无私者”，并对科举考试作一定改进。但这时朝中又有变化，李训、郑注二人勾结宦官王守澄，想操纵朝政。他们先起用李宗闵，又设法使李德裕复出为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于大和九年又被贬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而不久，李训、郑注又与李宗闵发生矛盾，揭发李宗闵结宦官求相位，贬其为潮州司户。朝政之混乱可见一斑。开成元年（836），李德裕又由袁州改除滁州（今安徽滁县），同年七月，又由滁州刺史改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九月中抵洛阳，居住于故居平泉别墅。而同年十一月又改除浙西观察使，第三次赴浙西任。第二年开成二年五月，改为淮南（今江苏扬州）节度使。不久朝政猝变，开成五年（840）正月，文宗为宦官仇士良所杀，武宗即位。七月，李德裕被召入朝，九月拜相。这年他54岁。
武宗于第二年改元为会昌。李德裕在会昌五年间，一直为首任宰相，也是他在政治上最有作为的时期。如：积极抵御回纥入侵，平定泽潞叛乱，改革朝政，抑制宦官，并提出宰相任职时间不应过长（最多不超过三考）等极有见地的政治见解，在封建社会中是极为难得的。
会昌六年（846）三月，武宗病卒，宣宗立，朝政立刻起变化。四月上旬，李德裕罢相，出为江陵尹、荆南节度使。正如南宋洪迈所说：“人臣立社稷大功，负海宇重望，久在君侧，为所敬畏，其究必至于招疑毁”（《容斋五笔》卷一《人臣震主》）。五月，牛党骨干白敏中执政。八月，下诏牛憎孺、李宗闵等皆由贬所北迁。九月，李德裕由荆南节度使改东都留守，解平章事。宣宗大中元年（847）二月，又由留守改为分司，完全是虚职。十二月，即由分司东都贬为潮州司马，并明令“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大中二年九月，再贬为崖州（今海南）司户。大中三年正月至贬所。德裕南贬时，其妻刘氏、子浑、钜及一女同行，时刘氏已病。三年八月，刘氏卒于崖州，年62。这时其子刘烨也被贬于蒙州立山县，闻讣后向当地官吏请求赴崖州奔丧，不准。十一、二月间，李德裕曾写信给其友人姚某，叙生活艰苦之状，说“大海之中，无人拯恤，资储荡尽，家事一空”，又云“十月末，伏枕七旬，药物尽，又无医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在南贬途中和居住崖州时，写了好些篇颇有卓见的杂文，后编为外集四卷。本年年底，农历十二月十日，卒，年63。
以上是李德裕一生的主要事迹。他的一生浮沉，确与党争有关。过去不少人把牛李党争完全看成为封建官僚争权夺利之争，无所谓是非曲直，有些初读历史的人认为朋党之争头绪杂乱；有些研究唐代文学的人，一碰到有些作家夹杂在那样的党争中，也感到头痛，觉得不知怎么评价为好。为了有助于读者研读这部文集，我们想，在简述李德裕生平之余，对牛李党争的政治分歧，还宜予以简要的论析。
我们认为，牛李党争并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力之争，而是两种不同政治集团、不同政见的原则分歧。可以说，牛李两党，对当时一些重大政治问题，都是针锋相对的。
唐代中后期政治事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藩镇割据。李德裕是反对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的。会昌年间他主朝政，就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对拥兵擅命、盘据泽潞的刘稹进行军事讨伐。战争进行了一年多，平定了泽潞五州，打击了藩镇势力，巩固了国家统一，振奋了全国的军心民心。正如《旧唐书》本传所说，在这次平叛战争中，“筹度机宜，选用将帅，军中书诏，奏请云合，起草指踪，皆独决于德裕，诸相无预焉”。而与此相对立，李宗闵等早与刘稹之父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交通往来，牛僧孺居洛阳时，闻刘稹败讯，每“恨叹之”（《新唐书·牛僧孺传》）。态度明显不同。
宦官专权是唐代中后期政治腐败的又一表现。李德裕是主张抑制宦官权力的，他在抗击回纥、平定泽潞的战争中，不许宦官干预军政，加强将帅权力，使得指挥统一，军权集中，保证战争的胜利。他在会昌时的一些措施，都可看出是在抑制和削夺宦官的干政。清初王夫之曾明确指出：“唐自肃宗以来，内竖之不得专政者，仅见于会昌。德裕之翼赞密勿、曲施衔勒者，不为无力。”（《读通鉴论》卷二十六》）而李宗闵等人，却有巴结宦官的事例。
李德裕在文宗大和年间任西川节度使时，整顿巴蜀兵力，成绩斐然，并使相陷已久的西川入吐蕃的门户维州归附唐朝；而这时牛僧孺为相，却执意放弃维州，结果是平白丢失重要的边防重地，并使得降人受到吐蕃奴隶主贵族残酷的报复性杀戳。在对回纥的战争中，李德裕也是与牛僧孺相对立的。李德裕主张积极巩固国防，保护边疆地区的正常生产，在此基础上与一些有关的少数民族政权保持和好关系；而牛僧孺则一味退让，软弱保守。
佛教在唐朝中期以后大为发展，使得“中外臣民承流相比，皆废人事而奉佛，刑政日紊”（《通鉴》卷二二三唐代宗永泰元年）。李德裕明确指出，释氏之教“殚竭财力，蠹耗生灵”（《会昌一品集》卷二十《祈祭西岳文》）。他赞助武宗灭佛，是历史上的有名事例。在此次灭佛中，确也有过火之处，损毁了一些寺庙、佛像建筑。但整体上说是有进步意义的。后宣宗即位，牛党白敏中等执政，马上宣布兴佛，更大规模地兴造佛寺。这点，连杜牧、孙樵等在大中当时也是不赞成的。
过去有些记载认为李德裕不是科举出身，因此认为他属于士族地主的后裔，排斥进士，甚至认为牛党重进士科，李党重门第，牛党代表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而李党则代表两晋、北朝以来的山东士族。这完全是对史实的误解。
李德裕虽非进士出身，但并不反对科举取士制度。会昌以前，每年录取进士名额大致以25人为限，会昌时取消这一限额，这就必然使进士录取人数增加，而这正是李德裕执政时期。难怪在他后来南贬时，当时就流行两句诗：“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这所谓“八百孤寒”，正是当时较为清寒的应试举子。李德裕对科举考试曾进行若干改革：第一，他反对进士只考试诗赋，认为不能只讲究浮华的词藻；还应考经义策问，讲究实际的行政才能。第二，他反对当时盛行的进士登第后大宴曲江池、门生拜座师的习尚，认为这只能助长奢侈和结朋党的不良风气。第三，当时科试有这样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即礼部阅卷初步定了名单，还要依次到宰相府上呈报，请求过目，这里面就有上下其手的种种弊端。李德裕执政，奏请取消这一层手续，这实际上是对包括李德裕自身在内的宰相权力的一种限制，确是难能可贵的。对比而言，牛党人士不但没有提出像样的主张，而且好几次在考场中托人情，通关节，舞弊作案，牛党骨干杨虞卿更是其中的能手，“每岁铨曹吏部，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缺，无不得其所欲，升沉取舍，出其辱吻。而李宗闵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时号为党魁”（《旧唐书·杨虞卿传》）。
南宋理学名家真德秀著有《读书记》六十一卷，记历代名臣贤相，至唐则止于李德裕（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懦家类二）。真德秀这样处理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把李德裕的政见放在历史的联系上来看，可以说，会昌政治是中唐以来一切革新行动的继续。削夺藩镇与宦官之权，革除朝政的种种弊端，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进行整顿，这是德宗末期以来要求改革之士的共同愿望，包括永贞革新和宪宗初期的振兴之举。但正如清人毛凤枝所说，“宣宗即位，自坏长城，赞皇功业不就，唐祚因以日微”（《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九《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题名》）。唐中期以后，腐朽势力越来越强大，革新力量无不以失败而告终。会昌、大中之际是这两大势力最后的一次大搏斗，结果以李德裕的贬死而宣告革新力量的失败，唐王朝也就在腐败中走向灭亡。
三
李德裕曾有两次自编其诗文集。第一次是武宗会昌五年（845），李德裕尚在相位。《会昌一品集》卷十八有《进新旧文十卷状》，未注年月。首云“四月二十三日，奉宣令状臣进来者”，则在四月下旬。又云：“伏以杨雄云：‘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臣往在弱龄，即好辞赋，性情所得，衰老不忘。属吏职岁深，文业多废，意之所感，时乃成章。岂谓击壤庸音，谬入帝尧之听，巴渝末曲，猥蒙汉祖之知。……谨录新旧文十卷进上。”按本年清明，德裕曾撰《侍宴诗》录进（《一品集》）卷十八，又卷二十《寒食日三殿侍宴奉进诗一首》，系年见傅著《李德裕年谱》）。此当是武宗得《侍宴诗》后，又令德裕编录所作进奏。据《进新旧文十卷状》所云，其中主要为辞赋可以肯定。虽云“新旧文”，但既谓“击壤庸音”、“巴渝末曲”，当也有诗作。除会昌时所作外，尚有会昌前的作品。但这十卷并未传下来，宋时所传的别集十卷，则为后人所编，其间是否有一定关系，待考。
第二次是在宣宗大中元年（847）。其时，德裕已罢相，宣宗恶之，起用牛党白敏中辈主政，故李氏文集的编撰与朝局之翻覆大有关系，今传李德裕文集或名《李文饶文集》，或名《会昌一品集》，或名《李卫公会昌一品集》，皆为正集二十卷，别集十卷，外集四卷本。文集别集卷六有李氏大中元年九月致其亲密同僚桂管观察使郑亚书信一封。这封《与桂州郑中丞书》即德裕请郑亚为其文集作序之书。书中自述编集目的、文集内容云：
某当先圣御极，再参枢务，两度册文，及《宣懿太后祔庙制》、《圣容赞》、《幽州纪圣功碑》、《讨回纥制》，五度黠戛斯书，两度用兵诏制，及先圣改名制、告昊天上帝文并奏议等，勒成十五卷。贞观初有颜、岑二中书，代宗朝常相，元和初某先太师忠懿公，一代盛事，皆所润色。小子词业浅近，获继家声，武宗一朝，册命典诰，军机羽檄，皆受命撰述，偶副圣情。伏恐制序之时，要知此意，伏惟详悉。谨状。
李氏自编其会昌执政时的一代政治文献，用心颇为深远。郑亚为李党中坚，《全唐文》中仅存其文两篇，然其早岁即有文名，数岁之中，连中进士、制科、书判拔萃。《旧唐书·郑畋传》谓亚“聪悟绝伦，文章秀发。李德裕在翰林，亚以文干谒，深知之”。及德裕晚年以文集相托，亦可谓是文章知己了。郑亚收到德裕从洛阳寄来的文集十五卷及书信后，先命幕僚李商隐代拟序文。李商隐《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称：“故合诏诰奏议碑赞等，凡—帙一十五卷，辄署曰《会昌一品集》云。纪年，追圣德也；书位，旌官业也；不言制禁，崇论道也。”此中所述德裕文集内容卷数与德裕书信中所述相一致。今通行本《李文饶文集》则均以郑亚自作的序文置之卷首。郑序据李序改写，将原稿骈文改为散文，序旨突出歌颂会昌之政，可谓深得德裕来书中“伏恐制序之时，要知此意”的弦外之音。李德裕、郑亚都曾有志于修史，都编修过相当数量的史书。他们编会昌一代文献，既是对大中君相务反会昌之政的反抗，也有存一代史实之意。集的留传使后人得以从中了解李德裕及其同僚在会昌年间的功业，就这一点论，他们是颇有史识的。清代徐树谷笺注李商隐文集，以为郑亚序文“典严正大，较原作更得体”。从郑序看，郑序不只序其集，而且对李集又加编排。其云：“故合武宗一朝，册命典诰、奏议碑赞、军机羽檄，凡两帙二十卷，辄署曰《会昌一品制集》。纪年，追圣德也；书位，旌官业也。岁在丁卯（847），亚自左掖，出为桂林。九月，公书至自洛，以典诰制命示于幽鄙，且使为序，以集成书。”其中旨意，明乎牛李党争及晚唐史实者当不难辨识。郑序《会昌一品制集》的内容与李德裕来书及李商隐序所述相一致，但李书及李商隐序称文集为十五卷，而郑序已改为二十卷。其间异同已无可细考。唯嗣后史籍及公私书目所载李德裕会昌文集均作二十卷，今所传影宋本以下亦皆作二十卷。尤可注意者，《旧唐书·李德裕传》已称“有文集二十卷”，可见在唐五代即以文集二十卷行于世了。《新唐书·艺文志》别集类载：“李德裕《会昌一品集》二十卷，又《姑臧集》五卷，《穷愁志》三卷，《杂赋》二卷。”正可谓李氏会昌文集二十卷及源流有自，郑亚之编，实为嚆矢。
至今通行的李德裕文集均作正集二十卷，别集十卷，外集（即《穷愁志》）四卷，共为三十四卷。这三十四卷本在宋代就已流行，郑亚所编《会昌一品制集》亦即正集二十卷。
李德裕文集别集的著录较迟。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始著录李氏别集。《直斋》记载为十卷，《晁志》记载为八卷，但另载平泉诗一卷，古赋一卷，合起来恰是十卷。现存十卷别集所收诗文，最早是元和五年德裕随父在淮南时所作《圯上图赞》，最晚是大中三年冬卒前不久所作《与姚谏议邰书》，宪、穆、敬、文、武、宣等各朝都有，大致是：卷一、卷二为赋，卷三、卷四为诗，卷五为奏状，卷六为书信与神道碑，卷七为记及祭文，卷八为箴铭赞等杂体文，卷九、卷十为有关平泉的记、赋及诗。这十卷所收，即有伪作，也有漏略，限于篇幅，此处不能细加考辨。别集为何人所编，则无记载，编定的时间当在北宋。范仲淹《述梦诗序》云：“景佑戊寅岁（1038），某自鄱阳移领丹徒郡，暇日游甘露寺谒唐李卫公真堂，其制隘陋，乃迁于南楼，刻公本传于其侧，又得集贤学士钱绮翁书云，我从父汉东公尝求卫公之文于四方，得集外诗赋杂著成共一编，目云《一品拾遗》。”（《范文正公文集》卷六）此《一品拾遗》未著卷数，亦未见藏书家著录。今读《直斋》卷十六别集类，谓《会昌一品集》二十卷，别集十卷，外集四卷，与现存各本之分集、卷数悉同；又谓“别集诗赋杂著”，则与范仲淹所记载钱绮翁曾寓目之《一品拾遗》为“集外诗赋杂著”相一致。或者绮翁从父汉东公所编《一品拾遗》对后来《直斋》、《晁志》所记李氏别集有一定关系，而《一品拾遗》对北宋人编李氏别集亦似有一定影响。
李氏外集的著录比别集为早，《旧唐书·李德裕传》：“初贬潮州，虽苍黄颠沛之中，犹留心著述，杂序数十篇，号曰《穷愁志》。”由此推定，德裕贬潮州以后所撰杂序史论被称为《穷愁志》，实于晚唐时已然。《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四载李德裕《穷愁志》三卷。而《晁志》亦谓《穷愁志》三卷。陈氏《直斋书录解题》则称外集四卷，比《新书志》、《晁志》所述多出一卷。此后影宋本以下多作外集四卷，其中应有伪作混入。如外集卷四之《冥数有报论》，为《旧唐书·李德裕传》所收。此后，《文苑英华》卷七四〇，以及影宋本《李文饶文集》外集均收录此文。但此文与外集卷四中的《周秦行纪论》皆为伪作。《周秦行纪论》一篇，岑仲勉《隋唐史》和傅璇琮《李德裕年谱》都已作过辨证，此不赘述。至于《冥数有报论》一篇，竟以德裕口吻自述：“余乙丑岁，自荆楚保厘东周，路出方城”，其时有隐者某氏预卜德裕“此官人居守后二年，南行万里”。“乙丑”为会昌五年（八四五），李德裕此时权势极盛，而该隐者竟然能够精确预知其二年后将被贬逐到万里南荒之地，此显然是作伪者根据后来的事实加以编派所致。且李德裕出镇江陵荆楚之地，在会昌六年四月，非会昌五年，事详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五三所录崔嘏撰写之《李德裕荆南节度平章事制》。
应当指出的是，过去有些学者对外集的可靠性颇抱怀疑的态度，有的甚至认为外集从整体上恐非李德裕所作。如上所说，外集中确有伪作。另外有些篇有指斥时政的激烈言辞，似以李氏当时的逐臣身份不相适应。但这应有所分析，有些篇在论述中只能出于德裕之手，别人是造不出来的。这里举一个例子。外集卷二《忠谏论》，中云：“谏大夫言婢不为主，白马令言帝欲不谛（自注：刘、李二人名各不便，故书其官）。”经考查，此处的谏大夫，系指西汉时刘辅，《汉书》卷七十七有传。他曾为谏大夫，时汉成帝欲立赵婕妤为皇后，刘辅上书力谏。白马令系指东汉时李云，《后汉书》卷五十七有传。李云任白马令时，桓帝立掖庭女亳氏为皇后，李云上书，中云：“孔子曰‘帝者，谛也。’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乎？”李云因此而死于狱中。李德裕此处用《汉书》、《后汉书》的典故，其自注云“刘、李二人名各不便，故书其官”，那是因为其祖李栖筠之筠与李云之云同音，其父李吉甫之甫与刘辅之辅同音，唐人避家讳极严，故谓只书其官，不便称名。这如果非身处其境，是写不出来的。这应该是李德裕所作的确证，别的篇也有叙其亲身经历的。即使言辞激烈的篇章，也可视为李德裕此时已置生死于度外，无所顾虑，直抒胸臆，尤可宝贵。总之，对外集应本多闻阙疑的原则，不必遽下论断，以审慎为是。
四
现存李德裕文集尚有一些珍贵版本存世，集合诸本之长，重新整理出版一本完备的李德裕文集，已是推动当今李德裕研究，乃至中晚唐文史研究深入发展的一项迫切任务。清代藏书家陆心源在《仪顾堂题跋》卷一〇中论及明刊《李文饶文集》颇有讹夺，尝借月湖丁氏影宋钞本校明嘉靖本，其中校补甚多。陆心源另外又收藏过一种晚明叶石君手跋本。《皕宋楼藏书志》卷七〇：“叶氏手跋曰：‘戊子年夏，假得太原张孟恭所藏苏州文衡山宋本校，洞庭叶氏君记。’”我们有机会读到叶跋本的胶卷，知在陆氏所记之语前，叶跋尚有“崇祯庚辰冬十月名山藏，收藏次年冬十月重装”19字。盖因“戊子年”已是清顺治五年，而上书“崇祯庚辰”，下只书“戊子”干支，陆氏讳之，而略去上19字。此两种藏本前有郑亚序，后有绍兴己卯（1159）袁州刊版序，陆氏均断为嘉靖刊本。《仪顾堂题跋》述其推断理由是：“余先有明万历刊本，后从上海郁氏得嘉靖刊本。嘉靖本前有郑亚序，后有绍兴己卯袁州刊板序，万历本则缺，此外无大异同。”陆氏所藏此两种校本原藏皕宋楼，后为日本岩崎氏静嘉文库所得。我们曾将两种校本略加比较，相同之处较多。唯叶石君手跋本校补简略，其价值远逊于陆氏用月湖丁氏影宋钞本所校者。遍视现存李氏文集，当以陆氏用影宋钞本所校之本为最早且完善的本子。陆氏曰：“甚矣，影宋本之可贵也。”傅增湘校本《李文饶文集》卷末的题记，曰：“嗟乎！天水遗刊渺不复觏，皕宋连箧，复归海东。倘天假之缘，月河传本复出，庶几一扫榛芜哉！”今得此本，用为李集整理之底本，既可使我国珍贵文献在海外的遗存重新引入，亦可慰前贤之所愿，意义甚大。
现传本李集以《四部丛刊》集部《李文饶文集》最为通行。此本乃上海涵芬楼借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明刊本而成，前有郑亚序，后有南宋绍兴己卯袁州刊本后序。书名下方大题作“会昌一品制集”，共二十卷。又《别集》十卷，《外集》四卷，卷数、版式与皕宋楼所藏两种嘉靖本相一致。
此外，《四库全书》本《会昌一品集》二十卷，《李卫公别集》十卷，《李卫公外集》四卷，其卷数、编排与明刊本相一致，大体是沿明本之旧。四库馆臣编此集时，可以参校的材料尚多，内府所藏旧钞《唐文》、《全唐诗》均可参校，故其中不少校改与陆氏借影宋本所校多有相合处。然四库馆臣校不甚严，至有因违疑而窜改原文者。如文集卷十三之《请遣使访问太和公主状》原文“降主虏庭”，改为“降主北庭”，卷十四之《公卿集议谨具如后状》原文“诸虏”改为“诸藩”，“杂虏”改为“杂藩”，均是显例。明本原作脱文及墨钉处，《四库》本的校补既有与陆校相合者，亦有臆补处。因《四库》本亦为通行之本，援之参校，辨其是非，亦颇有必要。
现在通行的另有畿辅丛书本李集，国学基本丛书本李集，均据光绪丁亥深泽王用臣本。王用臣本实际上已对李集作了一番校勘，遗憾的是编者未写出详细校勘记，致使今之学者采用此本时不能明其校改之所据。实际上，此本与明刊本有异，其每于字句下摭录异文，以“一作某”标识之。考其引据所由，不外乎两《唐书》、《全唐诗》、明刊本、《四库》本、《全唐文》等等。其未写出详细校勘记固是一大缺失，其中也有一些错校臆改处。岑仲勉《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上·编证略例》自言以《畿辅丛书》为底本，但同时指出：“畿本之短，在过用主观，往往改易旧本，失原来面目，如以赞皇自注合后人校注，混称曰原注，其一例也。”（《岑仲勉史学论文集》第350页，中华书局1990年7月版）岑氏之论甚精辟，有见地。今之文史学者多有援引畿本者，故务须谨慎。
此外，李德裕文集中如今存世的唯一原刻宋本，现由北京文物出版社作为《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丛书》出版，实为当今唐代文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此本曾为清代藏书家黄丕烈所得，后归翁同龢珍藏，现由退隐于美国纽汉普什尔州莱姆的翁万戈先生慨允影印出版，虽为残本，弥足珍贵。此《会昌一品制集》存卷一到卷十，为正集之半。版式半叶13行，行22字，白口，左右双边，蝴蝶装。
这是一个校刊价值很高的残宋本，与皕宋楼所藏用宋本校补之明刻半叶10行，行20字者显然分属不同版本。此书前有北京图书馆版本专家冀淑英先生撰写的《影印<会昌一品制集>说明》。冀先生说：“今此宋刻重现于世，取校明刻，与陆校多合，此外可正者尚多。”不过，冀文所举残宋本与陆校不同诸条，其中有些仍是相同的。因冀先生未能读到皕宋楼本，而仅据《仪顾堂题跋》所记加以对比。须指出的是陆校原本不误，而陆氏在《仪顾堂题跋》中叙录有误，如卷二《异域归忠传序》，明本讹作“其比四夷悉谓诚臣”，陆氏题跋作“具此四美是谓诚有”，而实际上陆校与残宋本同作“具此四美是谓诚臣”。又，卷七《赐王宰诏意》“用兵之难”一篇，明本脱。陆氏题跋云此文392字，残宋本此篇316字。而实际上陆氏钞补恰为316字。诸如此类，正可说明皕宋楼本与残本相合之多，二者俱极可贵。
二者也确有不同处。如卷七之编次，残宋本第四篇《赐王宰诏意》“卿顷莅泽州”，皕宋楼本及别本均置此篇于卷末。又，残宋本第十、十一篇同题《赐王宰诏意》，前篇（“用兵之难”），后篇（“将师大略”），时序切当。据考，前篇作于会昌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后数日之内，即二月底，后篇作于三月上旬。而明本以下皆缺前篇，陆氏校补则两篇前后颠倒，不如残宋本之妥当。又，残宋本第十六、十七篇为《李回宣慰三道敕》、《置孟州敕旨》。据考，前篇作于会昌三年七月，后篇作于同年九月戊申（二十二日）。而陆氏所引影宋本、明本等均前后倒置，愈见得残宋本之可贵。又，残本卷十《论朝廷事体状》有云：“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影宋本以下各本此段文字均脱“益令者死，不得令者死，留令者死”13字，今得残宋本始得读其全篇。此本内有黄丕烈嘉庆四年题识云：“此残宋刻《会昌一品制集》十卷，卷中有旧钞配入，为甫里严豹人家物，而余购之重付装池者也。先是余得钞本《会昌一品制集》二十卷，为沈与文所藏，已明中叶本矣，又得旧钞《李文饶集》，则不止《会昌一品制集》与明刻本合，而亦无甚佳处。惟此宋刻较二本为胜，残本实至宝也”。今将此本通读一过，深知黄氏之言确非虚言。
五
经过历代学人长期研究整理，当代研究者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应以正误补缺为己任，理应为读者提供一本更完备的李氏文集。从现有的资料看，即使是较完备的皕宋楼本仍有许多不足，不仅残宋本可援以校补，经过清人认真整理的《全唐诗》李诗，《全唐文》李文也可援以校补，并且历代总集、史籍、诗文评等著作中可补宋本缺漏者甚多。此外，李德裕文集正集中有关会昌伐叛的篇什，岑仲勉先生《会昌伐叛编证集上》收文87篇，均作了校注考证。岑先生对文章所涉及的史实背景、人名、地名等专门知识十分精通，故李集各种版本中互有异同而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常可依据《会昌伐叛编证集》的校注考证得以决疑。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都是如今整理工作中可资借鉴的重要材料。
我们现在新编的这部《李德裕文集》，由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按宋本旧次对三十四卷本《李文饶文集》详加笺校。笺的部分以每篇写作年月及历史背景为主，考证有关的人物、事件、地理。这里我们特别着重于作品写作年月的考证，因为这对于研究李德裕的生平、思想以及唐代史事都极有关系。我们较广泛地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同时注意吸收今人成果。如文集卷四《授元晦谏议大夫制》，我们查出《册府元龟》卷四五七《台省部·选任》收录此文，并载元晦于会昌三年二月除右谏议大夫，据此即可确定其写作年月。又如同卷《授狄兼谟兼益王傅郑柬之兼益王府长史制》，也据《册府》卷七〇八《宫臣部·选任》所载，确定为会昌三年二月。别集卷五《奏银粧具状》，《册府》卷五四六《谏诤部》收载，注为长庆四年七月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时所作。但《册府元龟》也不一定完全确切，这就需要比较研究。如文集卷十二《论河东等道比远官加给俸料状》，《册府》卷五〇八《邦计部·俸禄》所载为会昌元年，《唐会要》卷九十二同。但《旧唐书·武宗纪》载于会昌二年二月丙寅（初一日），年月日皆全，故当以《旧记》为是。文集卷六《赐黠戛斯书》，《册府》卷九九四《外臣部》收载此文，注为会昌三年九月，今据岑仲勉《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所考，定为会昌五年春。文集卷十二《请淮南等五道置游奕船状》，参考缪绒先生《杜牧年谱》，系于会昌五年九月。类似情况甚多，这里只能略举数例，以表明我们对系年所采取的审慎的态度。
至于文字部分，我们则不作一般的字句之注，以免枝蔓。同时校勘时，注意保存宋本旧貌，并尽量摭录异文，以资比较。我们希望尽可能改正错字，使本书能集合众本之长，成为定本。如文集卷三《授李丕晋州刺史充冀氏行营攻讨副使制》，此处“冀氏”各本均作“冀代”，今查《新唐书·武宗纪》，会昌四年三月石雄兼冀氏行营攻讨使，李丕副之；又《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二河东道晋州有冀氏县。由此可证原来各本所作“冀代”当为刊刻之误。又如文集卷十一《论冬至岁朝贡》，文中提到积善太后。据《旧唐书·后妃列传》，此处应是积庆太后，为穆宗贞献皇后萧氏，而积善太后则为唐末昭宗皇后何氏，唐哀帝将禅天下，后亦遇害，时代不合，故可断定“积善”为“积庆”之误。又如文集卷十四《奏回鹘事宜状》中有“华封回舆”句，《唐文拾遗》及四部丛刊本均同，而岑仲勉先生《编证》考出“华封舆”乃一人名，则可确定原文“回舆”为误倒。这也是吸取今人研究成果之所得。
第二部分是辑佚。李德裕文集之外，陆心源《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已辑补佚文数首。而《唐大诏令集》、《唐会要》，以及近数十年出土的碑志中尚有李德裕佚文若干篇，整理中都可辑补。至于李诗，《全唐诗》曾有所辑佚。《四部丛刊》本李集后附录《李卫公集补》据《全唐诗》录补诗数首，句若干。然真伪混杂，须加厘正。
第三部分是附录，由三个方面组成。其一是《李德裕年表》。此表将李德裕家世生平事迹择要排列，并列小标题以醒其目。会昌之政为德裕生平大端，故会昌年间分列《关于朝政、科举与宗教》、《关于摧抑藩镇》、《对回鹘、吐蕃等扰边之对策》三个标题，以求突出德裕会昌秉政之功绩。其二是《有关本书的李德裕集题跋》，收录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一〇中《明刊李文饶文集跋》一则。唯目前通行的《仪顾堂题跋》此则跋文讹误甚多，今据陆氏手校皕宋楼本李集一一作了订正，以免以讹传讹。此外，又录傅增湘关于《四部丛刊》本《李文饶文集》题跋三则；黄丕烈《会昌一品制集》残宋本跋二则，均为唐集研究者罕知材料，今一并辑录，以饷同好。其三是《史书所载李德裕奏对及纪事》。德裕于文宗、武宗朝两度执政，《资治通鉴》、两《唐书》记录了他的大量朝堂奏对，政治主张。其中有些奏对原系李氏《文武两朝献替记》、《会昌伐叛记》等的佚文或残文，是研究李氏和晚唐历史的珍贵资料。
第四部分是《李德裕诗文编年目录》，目录所列诗文不仅包括文集所收全部诗文，并将辑佚、辨伪之材料一并收入。阙者补之，伪者辨之，乃至诗文已佚，题目尚存者则作存目采录。这样一个更为完备的李集编年目录，于知人论世必大有裨益。
这样一部《李德裕文集》，不仅将古代文献在海外的遗存重新引入国内出版，而且由于广泛参校善本，正误补缺，可为中晚唐文史研究及李德裕研究的深入，提供信实可靠的史料。
六
或许在今人看来，李德裕只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却算不上什么重要的文学家，但在历代文人学者的心目中，其不仅是重要的政治人物，而且也是文学名家。李氏文集正集中的政治性应用文，别集中的诗赋杂著，外集中的评事论世之作，都曾受到历代文学家的高度评价。
李德裕会昌执政时所撰诏敕、册命、奏议等甚多。其数量之大，“为唐人文集所仅见。见其边之策，经世之文，俱略备于此矣”（清陈鸿墀《全唐文纪事·体例》）。史载，每有诏敕，武宗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请委翰林学士，武宗则谓“学士不能近人意，须卿自为之”（《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文章达意近意，又能直撄人心，是政治性应用文有没有感染力的重要条件，也是很难达到的高标。德裕凭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卓越的才艺，对接受文章的各类人物了如指掌，所言每能切中利害，动人心魄。《通鉴》会昌三年四月载朝廷拟讨伐泽潞事，云“上命德裕草诏赐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泽潞一镇与卿事体不同，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但能显立功效，自然福及后昆。’丁丑，上临朝，称其语要切，曰：‘当如此直告之是也！’”此中草诏语现见于文集卷六之《赐何重顺诏》，何重顺不久由朝廷诏赐改名弘敬。诏敕对河北藩镇晓以利害，提出严正忠告，显示了讨伐叛镇的决心，充分表现了会昌君相的个性与才略。史称：“元逵，弘敬得诏，悚息听命。”会昌时期，河北藩镇能悚息听命，实为晚唐政治史的一大奇迹。诏敕是朝廷政策的体现，文如其人，《一品集》中外攘夷狄、内伐叛乱的诏敕非常之多，它们正是德裕坚强个性与雄才大略的反映。李氏政治性应用文中还有一些表现出深厚抒情风格的文章，如其代武宗所作的《赐太和公主敕书》，写景抒情，委曲婉转，实可比美丘迟《与陈伯之书》。文云：“姑远嫁绝域二十年，跋履险难，备罹屯苦，朕每念于此，良用惘然。……今朔风既至，霰雪已零，绝国萧条，固难久处，旃墙?幕，何以御冬，肉饭酪浆，且非适口。”仅就此中悬拟虚构的场景描写，其又岂在“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之下！前曾引王世贞云：“得文饶《一品集》读之，无论其文辞剀凿瑰丽而已，既揣摩悬断，曲中利害，虽晁、陆不及也。”历代文评家常将汉唐政论文名家晁错、陆贽来同德裕相比，王世贞以为李文之委曲动人更在晁、陆之上，堪称知言。郑序追溯唐代训诰之业，列举颜师古、岑文本、李峤、崔融、张说、苏颋、常衮、杨炎诸人文章之美，于德裕文章功业更是推崇备至。清孙梅《四六丛话》卷六“制敕诏册”承袭郑序之说，回溯自颜、岑以来凤池翰苑文章之美，“尤推陆贽、李德裕”。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亦有一代之文学批评标准。以今人的眼光看，德裕前期数历方镇及两次罢相后所作诗赋杂文在集中最具有文学性、历代对李氏诗赋杂文的赞评甚多，《李德裕年谱》大中三年条下别列《有关李德裕文学的评论》专条，其中已引皮日休《松陵集》、孙光宪《北梦琐言》、周密《齐东野语》、王士祯《香祖笔记》、罗振玉《石交录》等评赞李氏诗文的资料，此不赘述。清末梁启超曾主编《中国六大政治家》，将李德裕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相提并论。其中李岳瑞著《李卫公》一书曾专章论李德裕文学，谓：“其诗古体出入陶、谢，律体颉颃文房、子厚，清新浑雅，固晚唐一大家也。”又谓“若其文学，亦卓越然唐一大家也。生平论文，以明白详实，曲情事理为之，而不屑于声调藻绘之末。……其论文大旨，具见于所为《文章论》中”。参稽皮日休、周密、王士祯、罗振玉诸家之论，此论实非无根之谈。因此，今人在对政治家李德裕进行研究时，无疑也应对其文学成就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此方能得其全人。
（本文系作者为河北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李德裕文集校笺》所作的“前言”。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