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病重期间，排除“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出应尽快把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遵照周总理的这一指示，在“四人帮”粉碎后，当时国家文物局即部署《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工作，从1977年春开始，在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后又扩大到江苏和浙江两省进行试点。浙江图书馆是最早被确定为参与这一有历史意义项目的少数重点单位之一，开始进行全省古籍善本调查编目工作。至1980年5月，全省古籍善本编目工作基本结束，共上报古籍善本9605部，其中浙图为4010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开创了新时期中国古籍普查、编目的先例。浙江图书馆的同志颇有远见，一方面充分吸收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的有益经验，一方面又在本馆已有的古籍书目良好基础上，决定及时编制本馆所藏的古籍善本书总目。经过近20年的艰苦努力，这部体系完备、著录详确，并极具地方文献特色的《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终于完成，并于近期内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应该说是面向新世纪的一项富有学术意义的文化建设工程，也为我国古籍整理研究和古籍书目著录提供不少求实、创新的经验。
20世纪90年代初，国务院任命著名学术界老前辈、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先生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在制订1991-2000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10年规划时，匡老提出编纂《中国古籍总目提要》，后因我是古籍小组秘书长，匡老就要我担任这一课题的总主编。我在起草《中国古籍总目提要》编纂总纲时，曾提及：“古籍编目并不单纯是一种技术性的工作。我国古代著名的目录学著作，从汉朝刘向的《七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起，一直到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目》，都是传统学术的综合研究。它们的作者大多能体现这一时代的学术成就，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我觉得以此来看这部新编的《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确更能体验到其中的文化学术涵义。
浙江图书馆自其前身杭州藏书楼于1900年建立起，于今已有百年。这百年中，它的自身建设一直与藏书编目紧密联系，这也是很好地继承我国藏书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杭州藏书楼建立的第二年，即编有《杭州藏书楼书目》；1903年，杭州藏书楼经扩充改建为浙江藏书楼，又于1907年编印《浙江藏书楼书目》。1909年浙江藏书楼正式改称浙江图书馆，随后又编印《浙江公立图书馆保存类目录》四卷（1915年刊印），其中收善本书近300部，这是浙江图书馆编制的第一部馆藏善本目录。在这之后又陆续编制好几部书目，直至60年代中期，又把在这之前所编的两部特藏目录重新考订、删选，编成新的甲乙编《浙江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收2661部，乙编收3016部。可见浙江图书馆编制古籍善本书目，是有深厚的学术积累的，其中参与者好几位是对传统文化有深湛研究的著名专家。现在这部新编的古籍善本书目出版问世，既使学术界人士及广大读者能有效地利用，其本身又可作为一项研究成果，对我们如何进行善本收录、版本鉴定，如何在传统编目基础上对古籍分类进行科学的归纳，都有极大的学术参考价值。
前面说过，本书的编纂吸收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经验，但同时也有其自身求实、创新的特色。譬如什么叫善本，这是古籍善本书目的第一关口，而善本一词虽已见于宋人行文，但历来就缺乏统一的、科学的界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把善本范围概括为“凡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而又流传较少的古籍”。这比起传统的某些说法，确有新见，如晚清时著名藏书家丁丙在其所著《善本书室藏书志》中把善本书简单地总括为旧刻、精本、旧抄、旧校，确显得笼统。但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这一界定，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样的表述不够明确，三性又加“而又”，则善本是三性兼备还是具备一性或两性即合格，而且三性的概念也较抽象，难于操作。现在《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在“编例”中明确规定：“本目收录范围，一般以清代乾隆六十年为下限。凡乾隆六十年以前之写本、刻本、活字本、抄本与稿本，皆在选录之列。清代嘉庆元年以后宣统三年以前之稿本、流传较少之刻本、抄本、名家批校题跋本，1912年以后罕见之传抄本，亦在选录之列。”我个人认为，这一界定，既较具体，有操作性，又体现馆藏的地方特点，甚为合理。实际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也大体以年代划界，其间颇具伸缩性，这要看行家把关。即以1912年以后而论，如清初归安沈炳巽所辑《续全唐诗话》百卷本和《全宋诗话》百卷本，这两部书向无刻本，且有残缺，《全宋诗话》稿本甚至仅存1-13卷。但现代学者并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张宗祥先生，对此二书潜心专研，重新予以编辑，采集全备，对当今研究者很有参考价值，这次就编入馆藏善本书目。另外，本书作为地方馆藏目录，对浙江乡邦文献，包括各类有学术价值的遗著、稿本，录取稍宽。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编委会讨论、鉴定，收录浙图馆藏古籍善本为2881部，而本书载录则近7300部，增加的部分大多为浙江籍学人的著作。这样做，并未降低善本的标准，反而更合乎情理，这无论对浙江地区的研究人员，或其他省市及海外学人，都能提供他处不易见到的文献信息。
另外，在具体版本著录中，本书较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有一很大改进，即注明所录书籍的行款。《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编纂时，是要求各藏书单位填写版本形式即行格版式的，如每页几行，每行几字以及例如黑口左右双边等等，但后来正式出版时，这行格版式的项目都被删去。不少人对此颇有意见，有的曾举例，如《尔雅》一书，一连9种都注有“明刻本”，《春秋经传集解》则有14种明刻本，读者辨不清这些明刻本究竟有什么不同。现在《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恢复过去已编的传统做法，对所录书目注明行格版式，这样对鉴定版本有很大帮助，使读者可以获得进一步的信息。前些年有的省所编善本书目，也未注行格，当是受《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影响。浙江图书馆现在这样做，确是一种坚持高标准和规范化的要求。
图书分类，历来是目录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清代文史学家章学诚，就着重论述过编目分类的学术意义：“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校雠通议·互著》）就是说，图书目录的分类编得清楚、合理，就能使人按类而求书，又能因书而治学。古籍分类，传统的做法是四部分类法，即分经、史、子、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传统四分法的基础上又作适当的调整，最大的变动是把丛书从子部杂家类中分出，单列一类，得到学界的认定。《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也参照此，并在一些书目中稍有调整，也较合理。当然，有些地方还可商讨，如宋元明清时期的短篇、长篇小说，清代的《四库全书》是不收的，因此也不存在分类问题。《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突破过去的传统观念，加以著录，但仍列入子部，不过改“小说家类”为“小说类”，下设笔记、短篇、长篇3属，短篇、长篇即著录传奇、话本、文言小说和讲史等。本书这方面的分类也照此处理。比较起来，《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似较为合理，即子部仍设小说家类，在集部则增设小说类，收录传奇、话本和通俗小说。前些年我协助顾廷龙先生，与他共同主编《续修四库全书》，在征求学术界意见后，经编委会讨论，采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的做法。总之，《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在这方面所作的探讨，是有助于古籍分类这一传统学术体系的继续考索的。
这里我还想提一下本书的附录，即：一、文澜阁四库全书版况一览表，二、日本、朝鲜、越南刻汉文古籍善本书目。这虽为附录，实际与正文书目有同样的文献价值，能做这样的附录，确表现出编纂者的卓识新见。
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版况一览表”，书前的“编例”中曾有简要的说明：“文澜阁四库全书，曾经三次补抄，其版本状况，本目专门编写附录（著者从略）。其著录‘原抄’者，为清代乾隆内府写本；著录‘丁抄’者，为清代光绪八年至十四年间（1882-1888）丁申、丁丙补抄本；著录为‘钱抄’、‘张抄’者，分别为1915年（己卯）钱恂、1923年（癸亥）张宗祥补抄本。”限于体例，“编例”在此处未能详加阐释。原来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成书后曾分别抄写4部庋藏于文津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渊阁（紫禁城宫内）、文源阁（京郊圆明园）、文溯阁（盛京，今沈阳），称北四阁；后又抄写3部，分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称南三阁。太平天国战事起，扬州、镇江两处因兵祸，全部焚毁。杭州文澜阁在战乱中倾圮，所藏书也多散失，事后幸得当地藏书家丁申、丁丙热心赞助，与当地士人共同搜集，尚存8000多册。光绪六年（1880），杭州人士重建文澜阁，丁氏兄弟组建抄补工作，其抄补所据的底本，主要为丁氏家藏八千卷楼旧本，其他又从宁波范氏天一阁、卢氏抱经楼，仁和朱氏结一庐、湖州陆氏皕宋楼等著名藏书楼借得，丁氏发起的抄补工作，不仅使文澜阁所藏粗具规模，还补足某些原书的缺佚。如据文献记载，宋魏了翁《尚书要义》原20卷，四库本缺3卷，元许谦《读四书丛说》原20卷，四库本中《中庸》部分残缺，这些丁氏都据好的本子加以辑补。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本为10卷，但此书明中叶后失传，清修《四库全书》时只能从《永乐大典》辑集，也只得8卷。清代后期有人从日本传过来原书十卷本，丁氏就以此十卷本补入，这在其他今存的文溯阁、文渊阁本都未有。民国年间钱、张两氏所补，则全为文津阁本，而文津、文澜原来所抄，文字间也有不同。现在《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把丁、钱、张所补抄的，分别于书目后注明，这实在是对今存《四库全书》的各本比较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材料。
“日本、朝鲜、越南刻汉文古籍善本书目”，也是其他同类书目所少有的。这类书籍应当说是中国古代文献典籍在东亚流传的一种特殊形式。过去日本翻刻的称和刻本，朝鲜翻刻的称高丽本，越南翻刻的称安南本，是中国典籍在域外传播与保存的一个特殊系统。这些本子以前很长时期并不被重视，现在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文献资源。如初唐重要政书《群书治要》50卷（唐魏徵撰），北宋初尚存，元初就已佚，但日本元和二年（1616）德川家康据金泽文库旧藏古写本以铜活字印出，现在《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附录即有著录。前几年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目录》（王宝平主编），其中就有浙图所藏的数百种书目。现在本书在附录中，亦按四分法分别著录日、朝、越刻本书目，著录著者、编者、刊刻年代、行款格式以及抄本等等。这数百种书目，对今天开展有关历史上汉字文化圈的研究，极为有用。
另外，本书书后编有书名和作者索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可能数量庞大，由于工作原因，至今还未见有索引印出，给使用者带来极大不便。现在本书将索引与正文同时编印出来，确很规范。
最后，我想表示一个希望，也可以说是提一个建议，就是浙江图书馆能否乘胜而进，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再编一部浙江全省现存的古籍善本总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固然已收辑了浙江所藏，但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所编，这20年来我们浙江当陆续有新的发现，而且《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从全国范围考虑的，收录标准较严，当时浙江上报的，不少未被录入。浙江自古就是人文荟萃之地，在中国藏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数年来我与武汉大学情报学院谢灼华教授共同主编《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书中对浙江藏书，自宋代以来，就给予极高评价。台湾学者潘美月《宋代藏书家考》著录两宋时期最著名的128位藏书家，其中浙江有31位，居全国之首。南宋时浙江已成为刻书和出版业的中心。明清时期，浙江藏书楼之多，藏书之富，为全国之甲。我国古代自宋以来，南北均有藏书楼之建，清代更为发达，至今保存下来的，浙江有宁波天一阁，余姚五桂楼，海盐西涧草堂，东海之滨孙氏玉海楼，以及民国初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就是说，全国保存古藏书楼，浙江也居于第一。晚清著名学者、诗人俞樾在为《武林藏书录》题词时，就有这样的诗句：“武林山水甲神州，文物东南莫与俦。”因此，我们今天确有义务，有责任，把浙江省这一宝贵的文化资源加以调查研究，保存开发。浙江图书馆是有条件从事这一有全省意义的文化建设事业的。这也可以说是我写这篇序言最殷切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