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陈耀东先生，早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即已相识。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于1982年，之后每两年召开一次年会及学术讨论会，我们在会议期间曾有所交谈。他的《张志和生卒年考》刊登于《文学遗产》1984年第1期，很引起我的注意。80年代中期，我曾动议作《唐才子传》的校笺工作，从笺证的角度，要求做到这样三点：一、探索材料出处，二、纠正史实错误，三、补考原书未备的重要事迹。这样，就使此书的笺证具有作家生平考证专著的性质，工作难度极大，我就邀约二十位学者共同参与，以发挥各自的学术优长与治学特点。有些学者我是请其专作一个作家的，如周勋初先生之于高适，郁贤皓先生之于李白，是因为他们在有关方面已有专著。当时我就请陈耀东先生作该书卷三张志和的笺证。因此，可以说，陈耀东先生与我，既是学术同行人，又是著述合作者。
耀东先生1961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此后一直在浙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工作。他在高校任教四十余年，勤恪敬业，甚得称誉。据说有时因劳累腰伤，不能行动，还要请人背到教室，坚持上课。他在教学之余，仍孜孜不倦地作科研，于1990年有《唐代文史考辨录》一书出版。时隔十年，他于去年又将历年所作编成一集，即这本即将面世的《唐代诗文丛考》。他在1993年曾写有《治学自警录》一文，把范文澜先生所说的“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作为他的座右铭。他在给我的信中，也说及：“‘十年磨一剑’，这是我的宗旨。”我在遵嘱为这部《唐代诗文丛考》撰序时，一边通阅全稿，一边对当前治学作某些思考，因此，他所提的“十年”，又使我想起两件事，我想在这里再提一下。
一是上世纪30年代初，就读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的朱延丰，把他的一篇长论文《突厥通考》提请陈寅恪教授审阅，寅恪先生对他说：“此文资料疑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请俟十年增改之后，出以与世相见。”寅恪先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痛矫时俗轻易刊书之弊”，也黾勉后学勤恳为学，希望经十年补正，出以问世，“则如率精锐之卒，摧陷敌阵，可无敌于中原矣”（《朱延丰突厥通考序》，载《寒柳堂集》）。另一是清初季振宜的《钱蒙叟杜工部集笺注序》，文中提到钱谦益的族曾孙钱曾（遵王）：“一日，（遵王）指杜诗数帙，泣谓余曰：此我牧翁笺注杜诗也，年四五十，即随笔记录，及年八十，始书成。”钱谦益的诗学功底是很深的，对杜诗更多有所得，以他的资力，尚且用三四十年的时间作成一部杜集笺注，使得季振宜这样一位编有九百卷巨帙的《全唐诗》、在唐诗的篡集中花过大力气的专家深为叹服。他之所以特别提及此点，说是因为当时有些轻薄后生，“偶得一隅，乃敢奋笔涂没改窜，参臆逞私，号召于人曰：‘我注杜诗矣!’”
以上两例，确使人感到，严谨求实，应是我国学术的宝贵传统，也是治学有成的主要经验。现在有些人，不是十年磨一剑，而是一年磨十剑。这种浮躁之风是很值得警惕的。我很赞同陈耀东先生《治学自警录》中的话：“凑热闹，赶时髦的精神产品，其生命力决不会久长。”
耀东先生的这部著作，也如同十年前出版的《唐代文史考辨录》，主要侧重于唐代诗文文献方面，如关于作家籍贯、登科、生平事迹考略，诗文集版本源流以及诗文拾遗、辑佚等等。这方面的工作，就唐代文学的整体研究来说，是不可缺少、极应重视的。古代文学界已有一个共识，即从唐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经历来看，20世纪最好的研究成果，还是出在这一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这二十年，有两个明显的进展，一是史料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重视对文献资料的发掘、梳理、考订，另一是研究视野的开拓，从文学扩及整个文化，理论更新加强。这两个方面同步共进，而且相互启示、彼此受益。
谈到史料考证，往往有人将此与乾嘉考据学扯在一起。近年来也有文章对古代文学的史料考证予以指责，认为有回归乾嘉学风的倾向，有追求细屑、不顾大体的繁琐之风以及所谓私人化之嫌。当然，我们要注意在考证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弊病，但我认为，近二十余年来我们古代文献史料的考证，主流是应该肯定的。站在20世纪学术发展的高度来看，那种原来形态的乾嘉考据学已不可能恢复，更谈不上占主流地位。这二十年来的唐代文学史料考证，我觉得含有两个特点，一是广博、深切的文献辑集，一是细密、清晰的理性思考。从这两个特点来看，还可以辨析一种误解，就是仅把考证视为微观，理论视为宏观。我认为作考证，既要有微观的细密探索，又需具备宏观的整体素养。我曾说过，我们现在作考据，从治学路数来说，没有对某一学科的整体把握和考察，没有具备一种综合的科学思维方式，是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工作程序的。乾嘉时期有成就的考据学家，如钱大昕、王鸣盛、王念孙等，都对其所从事的学科以及相关的学科，有通盘的了解。更何况我们自20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种学术思想多元存在，中外文化频繁接触、交流，新时代的考据学更成为一种含有创新意义的调查研究工作。
从这一角度来看这部《唐代诗文丛考》，就会觉得陈耀东先生所作的史料考证，其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具体结论，还可从其治学路数上探究其拓新之途。
譬如本书首篇《〈全唐文〉佚目作者事略考》。一般检阅《全唐文》，当然是就所录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加以研索的，但耀东先生却有一种新的思路，即就《全唐文》所未收，而从其他文献中得知其篇目者，考索其作者事略。文中说：“拙文所辑《全唐文》未收之佚文目收作者计三百余人，约可考出一百五十余人之生平事略。今暂选五十六人，或对其生卒字号、或籍贯世系、或文场科第、或职官仕履、或朋辈交游、或佚文残目等事略钩沉稽考，以有助于了解或研治唐代社会历史人文或古籍整理、学术文化之风貌。”这样一种作法，现在作唐文研究者，确还没有想到。
此文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对佚目作者事迹的钩沉稽考，还使人可就文中所提供的佚目及有关材料，作进一步推究，能有发人所未发之获。现仅就平时读书所接触到的，举几个例子，谈谈我读后之所得。如文中据《金石录》卷十所录《赠吏部尚书沈传师墓志》：“权璩撰，侄尧章正书，大和九年十一月。”权璩为中唐宪宗时著名文学家权德舆之子，与诗人李贺等交游唱酬，但《全唐诗》、《全唐文》均未载其所作，这篇沈传师墓志是佚文，但从中却可考出沈传师的卒年，并纠正《旧唐书》所载之误。按《旧唐书》卷一四九《沈传师传》谓“大和元年卒，年五十九，赠吏部尚书”。与权璩同时的杜枚有《唐故尚书吏部侍郎赠吏部尚书沈公行状》（《樊川文集》卷一四），文中详记沈氏生平，却未载其卒年；《新唐书》本传亦同。问题是，《旧唐书•文宗纪》记有大和二年十月癸酉，“以右丞沈传师为江西观察使”；四年九月丁丑，“以（沈）传师为宣歙观察使”；七年四月甲申，“以（沈）传师为吏部侍郎”，均在大和元年之后。《旧唐书•文宗纪》既有具体年月及仕履，则《旧传》谓大和元年卒，当误。今《金石录》著录墓志篇目，署为大和九年十一月，结合《旧纪》所载沈传师于七年四月入为吏部侍郎，再参以杜牧所作行状，云“自宣城入为吏部侍郎，二年考覆搜举……及薨于位”，则可考知沈传师确卒于大和九年，《旧唐书》所记“元年”之“元”当为“九”之形讹。由此并可推知其生年为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其入为翰林学士在宪宗元和十二年（817），为四十一岁，是当时在院的学士中最年轻的。这些，都很值得研究。
另一个是据《金石录》卷十著录的《唐兵部尚书卢纶碑》：“卢言撰，崔倬正书，大中十三年正月。”按卢纶是中唐前期的著名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宪宗时翰林学士令狐楚曾应皇帝意旨，编选肃、代和德宗时诗人之作，为《御览诗》一卷。此书所传之本，有南宋诗人陆游跋文（又见《渭南文集》卷二六），中有云：“按卢纶墓碑云：‘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丞采诗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公之章句，奏御者居十之一。’今《御览》所载纶诗正三十二篇，所谓居十之一者也。”可见《御览诗》所载卢纶诗，正符合卢纶墓碑之所记。但自来都未记此墓碑为谁所作（陆游只略记碑文，也未记作碑者姓名）。我在《唐才子传校笺》卷四卢纶事迹笺证中也说：“按此墓碑未知何人所作，以所引数句观之，似出中晚唐人手。”今从耀东先生所录，这个千百年来之疑问乃得解决，即为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卢言所撰。这一碑文，南宋时陆游尚见到过，可惜后来佚亡。现从这一篇目还可知卢纶去世后，经过若干年，还得到兵部尚书的官赠，洵属不易。
再有一篇，据欧阳修《集古录目》录有《唐附马都尉豆卢建碑》，署云：“唐卫尉卿驸马都尉张土自撰……碑以天宝三年七月立。”这使我想起我对李白的考证。自唐魏颢《李翰林集序》记李白是因为受张垍之谗而于天宝三载被迫出走，自来研究者就认为张垍这时正好为翰林学士，以证明李白确为“同列所谗”。我曾撰有《李白任翰林学士辨》（《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文中据唐人所记，张垍是由太常少卿或太常卿入充翰林学士的，而据《通鉴》所载，张垍于天宝四载五月尚为兵部侍郎，官品低于太常少卿、太常卿，则张垍不可能在天宝四载以前就已为翰林学士。张九龄于张说开元十八年卒时所作的张说墓志，载其子张垍为附马都尉、卫都尉，而现在豆卢建碑所署，张垍则仍为卫尉卿、附马都尉，未署翰林学士职衔。我很高兴，这又可证实张垍于天宝三载前尚未为翰林学士，因此就不可能说是同列而谗害李白。
其他如吉中孚的《唐定光上人塔铭》，韦保衡的《唐同昌公主碑》，都是他们任翰林学士时所撰，由此可以考知翰林学士在起草官方文书之外，还有其他的奉命之作，这对唐代翰林学士的研究也很有参考价值。
我之所以用一千余字来谈本书的首篇之作，一是读后有所得，二是觉得文献资料的发掘与考证，往往能给研究者提供多方面的信息，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也是文献资料考据在学术上所起的不可忽视的作用。我这里不妨再举一个自己治学的实例。我在中华书局做编辑工作，约1960-1961年间，审读孔凡礼老先生编篡的《陆游研究资料汇编》稿，发现其中有清朝陆时化的《吴越所见书画录》所载的高明、余尧臣《题（陆游）〈晨起〉诗卷》两文。高明就是南戏《琵琶记》作者高则诚。从明代中期有关书籍记载起，至现代人著作，包括一些文学史书，都说高明（则诚）在明建国后曾应明太祖朱元璋之召征修元史，但高明以老病辞归。这在过去已成为定论。我在阅陆游资料稿时，看到陆时化所辑余尧臣一文，说及高明《题〈晨起〉诗卷》乃作于元至正十三年，越六年即病逝于四明（今浙江宁波）。由此可考出高明之卒当在元至正十九年（1359），距明朝建立即洪武元年（1368）还有九年。我由此撰《高明的卒年》一文，刊于《文史》第1期（1962年10月）。此文刊出后引起学界的注意，也逐渐得到认同，有些文学史著作关于高则诚的卒年即采用此说。我是不搞戏曲的，对高则诚也素无研究，却能提出为人少见的材料，以立新说，这完全得力于孔凡礼先生的陆游资料。由此可见，古典文献资料能起多方面的作用。我很赞同耀东先生的计划，即编《唐代佚文存目辑编》一书。如能将数以逾千的唐文佚目搜辑、汇集，再选录有关资料，并加考证，必能有不少新的发现，这对唐代文史研究将是一个福音。
本书的《黄庭坚论杜甫与寒山子》一文，也很有意思。杜甫诗文中没有提到过寒山子，唐代与杜甫同时或稍后的人也未有二人交往的记载。但耀东先生此文据日本白隐禅师《寒山诗阐提纪闻》引《编年道论》卷二十载山谷（黄庭坚）与晦堂宝觉禅师的对话，其中提到山谷一句话：“昔杜少陵一览寒山诗结舌耳。”由此揭示杜甫曾阅寒山诗，甚至为之“结舌”。当然，据考据常规来说，这尚是一个孤证。但耀东先生此文却能突破陈见，一方面搜辑有关佐证，另一方面又着重从杜甫幼年的生活环境、思想倾向及在诗作中所流露的禅识，对盛唐这位以儒学为宗旨的诗人所寓含的禅宗信仰作另一角度的考察。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我们新的考据学，将义理融汇其中，就能常有创新。
书中其他几篇，如《沈既济父子、曾祖籍贯事略考》、《孟浩然诗中“卢明府”是谁》，都能破旧说，立新见。《孟浩然》一文刊于《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我后来看到佟培基先生的《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书中已注明卢明府为卢僎，可见已有共识。这也是我们唐代文学求实务真、互学共进的良好风尚。
本书相当一部分是有关唐人别集的传本源流考。限于篇幅，也限于学力，我不拟作具体的评议。总的来说，这类文章有两大特点，一是亲自动手，直接调查，二是综合考察，系统研究。万曼先生所著《唐集叙录》，过去曾在中华书局出版，颇有影响。但该书有一不足，就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仅依据历代目录书记载，未见原书，间接评述，有不少与实际情况不符。耀东先生则不辞辛劳，除遍检历代书目外，还亲自到图书馆查阅，书中有不少记有今藏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及上海、山东等地的图书馆等。这就不但信实可靠，而且还有新的发现。如关于唐人苏颋的集子，存世的版本也可以分为好几类，耀东先生于90年代初曾在北京大学访学一年，在北大图书馆善本书库特藏部发现有二十卷抄本《苏颋硕文集》，这是他书所未著录的，长时间被人忽视，是他首次发现的。他由此细加检阅，并与《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全唐文》等比勘，发现其编次、体例、文字、篇数等均有较大差异，这是过去未有人做过的。他在做传本源流考时，不限于简单罗列版本，而是按时代先后，比勘异同，确立几大系统与类别，然后制成若干图表，使人一目了然，很合乎科学规范。
至于本书下编“诗文补录辑佚考”，读者当可从中获得不少新材料，我这里就不多说了。我想补充的是，作诗文辑佚，一要勤，二要精。我自己过去也曾做过类似的工作，如《范成大佚文的辑集与系年》（《文学遗产增刊》第11辑，1962年10月），因此有所体会。本书中的《全唐诗补录》，难度更大。因近二十年来，有关《全唐诗》的辑佚，已有不少成果，现在再作补辑，更需广搜与细辨，以免重复或讹误。耀东先生竟能从别人已用过的《祖堂集》再加搜辑，查出“漏网之鱼”，又得二十来首佚诗，而这些工作，又是他在春节前后放假之时，不出门不下楼，每天几乎达十五六小时做成的。这使我想起清代学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自序中的话：“予任其劳而使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人乐其易。”
我这一篇序文不是对本书作全面评论，只是谈谈我读后之所得。面对当前那种玄谈有余、务实不足，求“术”成名、弃“学”于途的学风，读了本书后，更有所启示。早在1904年，王国维就提出：“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论近年之学术界》），这样才能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不屑同于假手功名之士，而能自致于不朽之域”（《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因此，我想以“淡泊名利做人，扎实求真治学”二句，列于序末，与学界同仁互勉共励。
2000年2月，北京六里桥寓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