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的编纂出版，开创了中国古籍全国性书目的先河。这已得到学界的公认。中国古籍不仅数量繁多，浩如烟海，且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要使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传统文化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就必须对这宝贵的文字载体进行认真的研究，而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从整体上掌握古籍流传与保存的情况。古籍编目的科学意义和社会作用也就在这里。
1975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病重期间，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出应尽快地把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出来。“文革”后，国家文物局即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于1977年春开始，部署《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工作。后历时18年，约集众多学者，从近800个藏书单位，采辑我国传统善本书目约6万条款目，按经、史、子、集、
丛五部分类，陆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应该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出版，能使中国的珍贵古籍经过广泛调查与合理编排，供海内外学术界有效地利用，其本身又是一项学术研究成果，对我们如何进行版本鉴定，如何在传统编目基础上对古籍分类进行科学的归纳，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和启迪意义。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又必然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程。当时的编纂领导小组和编纂委员会，首先组织普查工作。普查范围不仅包括各级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物保护单位、学校及研究单位的图书馆(室)，还包括一些著名的寺院、园林及其他有关机构。据说全国各地共送交十三万多张卡片。经汇总、核查、分类，编一油印本“征求意见稿”，再分送有关藏书单位及专家审阅，后又在意见回复的基础上，确立定稿方案，正式编制，交付出版。
应该说，这一“征求意见稿”，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最早形成的惟一底稿。但因为后来由编委会征求意见，复核稽查，修改定稿，正式出书，这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油印稿本就未引起注意。实际上这个“征求意见稿”本身就是古籍善本目录的宝贵文献，它与已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比较，有两大明显不同之处：一是其所录之书，超过定稿本。如经部，“征求意见稿”本收书6024种，而定稿本的经部收书为5239种，比“征求意见稿”本少785种，即在复核中删去近15%。又如“征求意见稿”经部总类中《通志堂经解》(139种，1845卷)，清纳兰性德辑，乾隆十九年刻，乾隆五十年武英殿重修本也被删除。另如经部孝经类，“征求意见稿”本收书50种，而己出版的定稿本则仅38种。编委会经数次研核，对各地上报的书目，是删去不少的。编委会的精简当有一定道理，但“征求意见稿”本是从各地上报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所提供的资讯有不可代替的价值。
“征求意见稿”本的另一明显特点，是保留了不少善本的行款格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组稿时，是要求各藏书单位填写版本形式即行款格式的。其格式为每页几行，每行几字，以及白口黑口左右双边等。后来定稿讨论时，可能认为有些填写内容不一定准确，就索性全部不录。书出版后，不少人对此颇有微词，如《尔雅》，一连有9种都注明刻本，《春秋经传集解》则有14种明刻本，但因没有行款格式，就辨不清这些明刻本究竟有何不同。也正因为如此，线装书局才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翁连溪先生合作，重新校订，印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征求意见稿”本，并更名为《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弥补了原定稿本的某些不足，对读者查阅古籍善本书目，会更方便，会获得更多的资讯。
线装书局出版此书，既不是单纯的翻印，也不是简单地改变书名，而是由翁连溪先生经过五六年的潜心校核，向读者提供一部更为精细翔实的整理本。由于原“征求意见稿”是依据各馆藏卡片汇录而成，有些卡片著录事类不全，印刷不清楚，或缺注著者姓名，或缺版本、行款，翁连溪先生整理时，或亲自翻检原书，或依据相关馆藏书目，甚至电话联系、查询，加以补订，使著录事项尽可能完整。至于错字、缺字，则更细心加以订正、补入。另外，“征求意见稿”本原为按册油印，未将相邻类目编列一起。这次整理，就按四部分类传统分类排序方法，并参考《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进行调整。特别是子部，调整较多，这对读者查阅，十分方便。清代文史学家章学诚是十分重视编目分类的学术意义的，认为图书目录的分类编得清楚、合理，就能“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校摊通义·互著》)。翁先生这次整理，能注意调整类目，是很有眼光的。
还有一点应当提出的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即己出齐，但长期未出版索引，使用者甚觉不便。这次整理，特别编制了书名索引，与正文同时印出，以方便读者检索。
古籍编目并不单纯是一种技术性的工作。我国古代著名的目录学著作，从汉朝刘向的 《七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起，一直到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是传统学术的综合研究。它们的作者大多能体现这一时代的学术成就，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原主持编纂的顾廷龙先生、潘天祯先生、冀淑英先生，就是对传统文化有深湛研究的著名学者。这次负责此整理本的翁连溪先生，对古籍版本、目录，研究有素，数年前曾撰一部极有创新意义的专著《清代内府刻书图录》(北京出版社，2004年4月)，现在又将其几年来的劳动成果体现在这部《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上，奉献给学界和广大读者，令人钦谢。
(本文系作者为《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所写的序，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