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即1986年，顾志兴先生就撰有《浙江藏书家藏书楼》一书，当时学术耆宿胡道静先生就特为此书作序，盛赞云：“志兴同志勤奋好学，爱书如命，熟悉地方掌故，以爱乡、爱国、爱护文化遗产的心情来接受这个任务，所以能够把心力扑在上面，认认真真地写好。”确实如此，此书于1987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印出后，即受到学界的关注、读者的爱好，当时初印二千册，一时售罄，后又加印一千册，也立即销尽。藏书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徐雁同志，就赞誉此书“考证仔细，阐论充分，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中国藏书史专著”(《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文献录》)。在研究浙江藏书的基础上，志兴先生就更潜心于这一极富文化内涵与学术前景领域的研究，并将藏书事业向刻书、出版拓展，于上世纪90年代初又相继撰有《浙江出版史研究———中唐五代两宋时期》《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此后又参与涵括古今研究成果的《中国藏书通史》的撰写(明代部分)。这样，经过多年的积累与钻研，现在又有六十余万字的文化专题通史性著作《浙江藏书史》面世，当更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书爱好者的关心，定会有盼欲一读之感。
著者于本书《后记》中提及，学界名家蔡尚思教授于阅读《浙江藏书家藏书楼》后，除鼓励外，还致望以后再版时，可加强藏书与学术研究关系的论述；另华东师大周子美老教授(曾任嘉业堂藏书楼建成后编目部主任)希望在此基础上，写一部《浙江藏书全史》。应当说，现在这部《浙江藏书史》。正是应两位前辈学者之望，更上一层楼，向新世纪提供一部极有藏书文化学科建设意义的新著。又，胡道静先生曾表示，以后新作撰成时，当再为作序。可惜胡先生于前几年去世，于是志兴先生就约我撰序。应当说，面对这部大书，我是不敢执笔的。因我对中国藏书史虽感兴趣，也曾参与过这方面的工作，但就怕未有这方面应有的学术修养，且更未有胡道静先生之识见。不过我与道静先生也是有学术交往的，如本书所述民国时期浙江私人藏书家嘉兴陈乃乾先生，我自1958年调至中华书局后，即因工作关系，就不时到他家访谈求教，他有时还带我去北京师范大学陈垣先生家聚谈。60年代前期，陈乃乾先生主持影印《四库全书总目》与《清人考订笔记》，他还叫我为中华书局写此两书的出版说明，那时我还不过三十一二岁。1969年9月，中华书局大部分人员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我们坐车出发离开单位时，乃乾先生还特候于车亭，瞩目摇手相送。但不久陈先生也被迫遣返家乡，旋即病卒。八九十年代时，我多次与道静先生书信来往，相约辑集陈乃乾先生散佚旧文，道静先生说他已搜集一些，并答应出版时为作序文。90年代时，我应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之邀，与顾廷龙先生合作，共同主编《续修四库全书》，其间编纂子部农家类书目时，我就请道静先生选辑。道静先生非常认真，有时一连亲自抄有好几页书目，还推荐当代几位农学文献专家。正因此，我缅怀道静先生对志兴先生与我这样后辈的学术关怀与真挚情谊，就不再胆怯，勉力作序。
我应嘱写序，就通阅全书，读后确甚受教益，并有深感。所谓深感，是想到我们现在研究传统文化，确应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而志兴先生这部著作，在学术立意上是颇有求实创新之味的。这方面，我就此书的特色谈两点感想。
一是为浙江文化史研究提供充实内容与开拓思路。本书以时代为主线，起自东汉三国，迄于20世纪前半期民国时期，以私家藏书为主，又搜采丰硕材料，记述宫廷官府、书院、寺观藏书，对浙江长达二千年藏书事业作极有系统的论述。在论述中，又注意与当时经济发展和当地人文条件结合，既记叙各时期藏书事业的进展所具备的条件，又充分探索社会文化因素，如南宋时杭州刻书业的兴盛对藏书传统的促进与影响；明代方志纂修的盛行对天一阁地方志收藏所起的积极推动作用；清代如浙东学派等的建立，学术研究之风促进藏书楼的建立，而藏书楼藏书之富而精，又大有利于学术研究之风行、发展，学术研究广博与精深。我觉得，这样将文化、学术与藏书事业作相辅相成的历史性记述与探索，可以进一步促进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性特点，因为藏书是文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为浙江文化史研究起一良好的先例作用。
读后所感之二，是本书既立足于浙江省藏书史，就可放眼于中国藏书文化史的全局，即立足于本省。从地域文化研究出发，进一步丰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研究的内容。在文化史研究中如没有地方特色，也就没有整体风格；不研究地域文化的特点，也不可能对整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作出准确的判断。浙江藏书名家的事迹，其背景是当时整个的文化历史，而其活动与贡献，也有全国意义，他们是有全国影响的人物，并不限于浙江一省。书中记述私人藏书家对书籍的收购面相当广，并不局限于本省，甚至如南宋时洪皓，他为金人长期滞留，还在北方搜购难得之书；明代天一阁藏书，也是范钦仕历各地时采购的。没有全国性广大收购地，当然不可能有丰富的藏书，而藏书家的业绩，又不仅于收藏，他们往往利用其所藏，编刻极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典籍。
本书在论述南宋杭州藏书家陈起，据其所藏刊刻了不少唐人专集，对保存和传播唐诗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很有见解的。大家知道，唐代诗文集由于还未有普遍刊刻，仅限于手抄，因此流失极多。如唐白居易曾为其诗友元宗简文集作序(《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称元宗简于二十年间，“著格诗一百八十五，律诗五百九，赋述铭记书碣赞序七十五，总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卷”，并极赞其文“蔚温雅渊，疏朗丽则”。白居易作为诗文名家，对当时人有如此称誉，是不简单的。但元宗简之作，清人所编《全唐诗》《全唐文》，却一无所收，此可为唐人之作因未有版刻而佚亡之一例。而唐代诗文集，大多就靠宋人采集、编刻而传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参与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之《全宋诗》编纂，在起草“编纂缘起”中曾提到：“宋人的这些努力，促进了唐诗的传播，开阔了人们对唐诗的认识，也提高了宋代诗人本身的文学素养。宋诗之所以继唐诗之后有新的开拓与发展，与宋人对唐诗所作的大规模整理、流布有密切的关系。”我想，以此来评估陈起编刻唐集的意义是恰当的。此后明代胡震亨利用其所藏编印《唐音统签》，为清康熙时编《全唐诗》提供主要稿本。
其他如南宋时陈思刻印宋人诗集，对江湖诗派创作起积极作用。清康熙时钱塘厉鹗所编《宋诗纪事》一百卷，晚清湖州陆心源所编《宋诗纪事补遗》一百卷，都对清代宋诗派的形成与发展有影响。书中更记述明代长兴臧懋循因“家藏杂剧多秘本”，即编印《元曲选》；明杭州洪楩刻印《六十家小说》(《清平山堂话本》)，都是有全国影响的戏曲、小说汇集本。又如清杭州鲍廷博除编纂《知不足斋丛书》外，又首刊此前仅有抄本之《聊斋志异》，就使《聊斋志异》广泛流传。而此事长期未为人注意，如前所述之臧懋循刻印《元曲选》，过去一些藏书史著作如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吴晗《两浙藏书家史略》也都未述及。实际上这些著作可称为经世典籍，都有全国范围的影响。浙江藏书家有全国影响的还不少，如清乾隆时编修《四库全书》，当时征集各省藏书，全国所献书最多的四大家藏书楼，浙江就占三家，即鲍廷博知不足斋藏书楼、汪启淑开万楼、范懋柱天一阁楼。
民国时期的藏书情况，学界研究较少，一般以为成就不大，其实是个误解。就浙江而言，杭州、嘉兴、宁波、湖州的私人藏书大家迭出，辉煌一时。就以我的家乡宁波来说，张寿镛的约园藏书、孙家溎的蜗庐藏书、冯贞群的伏跗室藏书、朱鼎煦的别宥斋藏书、马廉的平妖堂藏书，以及还有一位女藏书家方矩创建的萱荫楼藏书，都是浙江以至全国排得上号的大藏书家、大藏书楼。如果按这个势头发展，无论是宁波还是浙江，藏书事业会继续发展，甚至可望超越前代。十分不幸的是，上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侵华战争，浙江的公私藏书事业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有的甚至书毁人亡。对于这段史实，志兴先生搜集了丰富的材料，如实加以记载，我认为这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作为一部藏书史这是不能或缺的。还是以我的家乡宁波为例，冯贞群抗战时誓欲以身殉书，张寿镛、孙家溎、朱鼎煦、方矩等千方百计保护祖国文献，但一旦国家承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或亲手，或遗命家属，将所藏珍籍献给国家，献给人民，这种精神使人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实际上，这个状况不仅是宁波，在杭州、嘉兴、湖州、温州等地都有这样一批藏书家。我以为他们的行动，为浙江的藏书事业加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前所述，通过这部对整个浙江省的藏书史研究，确可看出我们浙江文化在全国的影响与历史上达到的程度。这部浙江藏书史所体现的地域文化的特点，必将有助于我们中国文化的整体研究。这也正是我乐意为这部书作序的原因所在。
2005年12月草
2006年7月改定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