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冬今春，我分别在北京的《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刊物上读到过陈友冰先生的两篇专文，即关於近五十年来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比较，以及台湾学界唐代文学研究述论。现在我有幸在正式出版前通阅全书，不期有两种心情，一是感谢，二是钦敬，油然而生。我想这不单是大陆学者，就是台湾学者，也会与我有同感的。
所谓感谢，我确实认为，我们现在正是处於高科技、信息化的时代，对新世纪学术研究来说，信息量将是促进发展、提高品位的重要因素，谁在这方面作得富有成效，谁就将居於先行者之列。近五十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包括唐代文学研究，由於种种客观原因，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海峡两岸信息互不相通，极为隔膜，对学术研究十分不利。现在通过陈友冰先生的这部专著，我们海峡两岸的学者，都能对对方的学术行程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眼光豁然开朗，胸襟顿然宽畅。没有陈友冰先生这几年的沉潜操作，这种境界我们是达不到的。这就是我们学人一种传统的铭感之情。
所谓钦敬，有两层意思。一是陈友冰先生这样做，为研究者提供查获资料的方便，这实是一种奉献。现在大陆学者中有一种趋向，就是即使搞唐代一朝代文学的，专业领域也越来越细，搞诗的不关心文、赋，更不问及传奇小说，作初盛唐的不关心中晚唐，因此关於唐代文学研究整体进展情况，就不很清楚。我想，不少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就可以通过本书，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和利用较多和有用的知识资料，从而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我曾经提到过，我们一些前辈学者，常常是自己动手编制过资料书和工具书。如陈援庵先生，是人们熟知的有深厚基础和精湛修养的史学家，他撰写过多种著作，但也编过好几部工具书，如《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释氏疑年录》。台湾老一辈学者如严耕望先先编著有《唐仆尚丞郎表》，现在的罗联添先生编有《唐代文学论著集目》正编、续编。这些切实有用之书，实际上是浸融着一种可敬的学术奉献精神的，确使人钦佩。
我所说的钦敬之情另一层意思，是陈友冰先生的识力。本书不是一般的学术报导，实际上是一种学术通论。如记述大陆五十年的研究进程，无论是1949至1965年期间，以及“文革”後，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创新时期，在提供客观的大量的资料之余，总要加以评论，对台湾的几个时期，也是如此。特别是第三章《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比较》，充分肯定两岸学者的成就和各自的优势，就在比较中显示彼此的消长，而在具体评述中又适当指出两岸在某些领域各有所不足。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绪论中曾表述过这样的意思：世界上的事业是要靠一种热情才能做成的，但我们研究历史，一种较高的层次，即哲学历史，就要有“理性”，他明确地说“理性”是世界的主宰(北京：三联书店王造进时译本，1956年)。这倒能启人思索。陈友冰生是大陆安徽学者，现在担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有一定行政职务，近几年他又到台湾作学术访问，结识台湾南北各地的不少学者，交情不浅。但他仍能对两岸彼此的学术作出自己的评论，这就不仅需有热情，更要有学术上的一种“理性”。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提出对古今学术史，“应具了解之同情”。就是说，了解作为同情的前提，同情又作为了解的趋向，由此就可以达成一种超越於狭隘功利是非的通识。通过本书的阅读，两岸学者确可达到“同情的了解”，就是说，既彼此了解各自的优长与不足，又增进彼此的交流与情谊。陈友冰先生这样做，其意义已经超越於一本几百页的书了。
近五十年来，中国的唐代文学研究，包括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其总体成就确是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对这一有特色的学术领域，作一种学术史的探索，陈友冰先生此书确是一部创新之作。我们研究学术史，不能只局限於古代，在新世纪全球化发展的新环境，应当把视野拓展到现当代，这样才能使我们更贴近社会，建设一个有科学含义的现代学科。
关於本书的内容，我就不详作介绍，读者通阅之後，所得一定比我还多。我这里想再谈谈一些个人感想。
台湾学者同行，我最早熟识的是罗联添先生和杨承祖先生。十年前我曾有一文介绍罗先生的《韩愈研究》及《唐代文学论集》，刊於1992年的《中国典籍与文化》创刊号。罗先生後来嘱其高足撰文，介绍我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刊於台湾《汉学研究》上，自此就开始了我们深切的学术交流。八十年代中期，我邀约二十几位唐代文学研究同行作《唐才子传校笺》，《唐才子传》卷四王季友传，其中说：“家贫卖屐，好事者多携酒就之。”後世多以此作为王季友的事迹。其实这是本於杜甫为王季友所写的《可叹》诗“贫穷老瘦家卖屐，好事就之为携酒”。杨承祖先生曾有《杜诗用事後人误为史实例》一文(刊於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83年)，文中指出杜诗这里并非写实，是暗用谢承《後汉书·刘勤传》。我曾有机会读到此文，觉得所考新奇而又可信，就举以告作此传笺证的山西大学储仲君教授。按照通例，我们作笺证凡引用现代成果的应注明出处，但限於当时情况，未注明。后我於1990年在南京大学举办的唐代文学学会年会上见到杨先生，向他谈起此事，他听了甚为欣然，此后就开始了我们切磋学问的交谊。
1999年下半年，我应新竹清华大学之邀，去该校中文系教学一学期，同时又至台北、台中、台南等地大学、研究机构讲学，因此认识的学者友人更多，除与我年龄相若的如汪中、阮廷瑜、罗宗涛、王寿南等几位教授外，还有差不多二十几位中青年学界杰出人才。这样，我对台湾的古典文学研究学风有具体亲切的了解。陈友冰先生书中谈及台湾唐代文学研究的特色和优长，其中有“海外资料比较丰富，学术资讯比较灵通”，我确有同感。我感到台湾文史学界对大陆的学术成果是很关切的，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在他们的论文中总要引录不少大陆的专著与论文。我在教课中，有时出题让学生作一些专题报告，他(她)们所交的读书小结，首先是列出与题目有关的大陆方面的成果，真使我惊异。相比之下，大陆学者对台湾的具体成果却了解得很不够。如我在七十年代后期写有《韦应物系年考证》，刊於《文史》第五辑(1979年5月)，现从陈友冰先生书中，得知罗联添先生於1969年已发表有《韦应物事迹系年》。又如我在1982年底写成《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1984年出版，此书主要从文化背景，通过科举考试，探讨唐代士人的生活与心态，以及文学风气，但对考试文体却涉及不多。现得知台湾王梦鸥先生有《晚唐举业与诗赋格样》《东方杂志》，1983年16卷9期)，罗联添先生有《唐进土科试诗赋的开始及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985年第17期)，张正体先生有《唐代科举制度与诗赋体制研究》(《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87年20卷1期)。这对进一步了解唐代科举考试及文体沿革就很有参考价值。
我有一个想法，前五十年，大部分时间由於情况壅隔，彼此不通，对研究确有不利一面。但事情也有另一面的，即由於上述情况，对台湾来说，却形成、保持自己独有的治学风尚，这倒是很值得思考。总的说来，台湾的治学风尚，似乎与传统学风更接近一些，这对我们上年岁的人来说，似乎更有一种亲切感。陈友冰先生书中所说的台湾学术著作“选题细密，能小中见大”，以及台湾学者对诗歌格律颇有研究，且能写出古诗美文，似均与此有关。进入新世纪，两岸学术交流将进一步发展，我相信，彼此必能更好发扬各自优势与特有的治学风尚，携手共进。
陈友冰先生在第四章《两岸唐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与前瞻》中，对唐代文学学科建设提出很有见解的建议，我很赞同。我以为，特别是现在，我们更应进一步扩展视野，建立开放型的文学研究，把海峡两岸的唐代文学研究扩大到全球范围。以唐代文学来说，我们应研究唐诗、唐文是怎样传播出去的，特别是古代的日本、朝鲜，在接受唐代诗文後对本国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另一方面，东亚及欧美各国从前几个世纪直到现在，是怎样来研究唐代文学的。这对於我们来说，更是开拓学术领域，提高学术境界，使之成为中国文学的传统研究与世界现代文明相关协调、相接轨的一条途径。我相信，本书将是这一行程的起点。
2001年6月，於北京丰台区六里桥寓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