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不自量力，曾连续应嘱，为学界友人的专著作序。首次所作的，是我的师友、北京大学中文系陈贻焮教授的《杜甫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后有几位比我年龄稍大、可称为我之学兄的，如南开大学中文系罗宗强教授《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曹道衡研究员《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郁贤皓教授《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其他多为近二十年来有独到成就的中青年学者。他们都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学者。现在徐宗文先生要我为他的学术论文集《三馀论草》写几句话，这可以说是我多年来唯一为我的同行写序，真是一个难得的缘分。正因如此，我在接到宗文先生所寄校样后，即不畏酷暑，通阅全稿，读后既有一种思辨清晰所引起的理性愉悦，又重增编辑学者化、为同行争气的信念。
宗文先生在《跋》中解释其书名“三馀”时，说他长期在编辑岗位上，正常事务日不暇给，法定假日也不能保证，因此，他这本书是在“审稿编稿之馀，开会出差之馀，吃饭饮茶之馀”争抽时间写出的。这对我来说真有“同甘共苦”之感，实际又含有同行互勉的欣慰之情。宗文先生说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做《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责编，一种工作的责任感逼着他反复看校样，连一个标点都不能错过。这我也有同感。我于60年代初在中华书局，有一次审阅北京大学中文系所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注文中引文我差不多一一查书核对，在稿纸旁边贴满纸条。“文革”后北大袁行霈先生一次与我闲叙，就特为提起此事，说北大教师当时看了后，对编辑工作之艰辛真是深有所感。
宗文先生后又任社领导，除书稿复审、终审外，还会有制定计划、安排工作以及开会、接待等众多事务。这我也有同感的。我自80年代初以后，先后连续任中华书局副总编、总编职务，1992年以后又受匡亚明先生嘱托，兼任当时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事情杂乱，几乎达到杜甫所说“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的程度。但我与宗文先生同样，仍有一种想读书、做学问的心愿，而编辑工作也能提供这种机缘。如宗文先生在《跋》中说及，因为他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责编，就将此书三校苦读，这样也就“把这三本书、几百篇诗文读得滚瓜烂熟”，这恐怕在高校、研究机构也不一定能有的。同时，他又因这部书所选司马迁文章较多，他也就将《史记》反复阅读，发现司马迁是尊儒崇孔的，并非如班固所说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于是写出他第一篇颇具学术意义的论文：《略论司马迁思想的基本倾向——兼驳班固的道家说》，这对于研究司马迁思想，确能起一种重新探索的作用。
我觉得，作为一个编辑，当然首先要把本职工作做好，审读稿件，把住质量，开阔视野，组织选题，但同时还应提高本身的文化素质和学术修养，尽可能使自己在某一专业领域有所发展。学术研究与审读书稿，是可以互补互长的。比较起来，高校与研究机构，对专业研究来说，其客观条件应该说比出版社优越，但出版社的编辑也有其自身的有利之处。首先是，编辑无论组稿、审稿，接触面较广，有时文史哲不分，有时古今连通。“文革”前，我在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有时上个月应命写《诗经通论》出版说明，下个月又审晚清《人境庐诗草辑佚》。另外，无论审稿、加工，既要仔细核实材料，又要认真发现问题。出版界有一诙谐的戏语，说编辑工作者有一职业病，就是“挑毛病”。我想这是有见识的对编辑才能的善意评估，文化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过去对编辑工作者还有一种戏语，称“为他人作嫁衣裳”。实际上，真正自觉有所进取的编辑，虽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并非一无所得，而且有时所得还要超过这所“嫁”之“衣”。我想，真正投入者，会有高校、研究机构所不易具备的求实、广学、敏思、高效这几项兼备的机能。就以宗文先生的这部学术论文集来说，这四项机能是体现得很明显的。1990年他参加山东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国际辞赋学学术讨论会，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接触赋体文学专题领域，但他却马上写出《走向世界的标志——首届国际辞赋学学术讨论会述评》，对这次会议所讨论的有关赋体文学的意义、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以及继续深入研究的取向，作了极为细致的全面报道。这确为体现编辑职能本身所具备的高效、广学的优势。
宗文先生幽默地说，这次是他由古代文学进一步进入辞赋研究的偶然机会。实际上这并非单纯的偶然，而是编辑学者化的必然趋势。宗文先生从事的辞赋研究，似并非面的铺开，而是点的深化。现在这部书中所收十六篇辞赋论文，以及有关汉魏六朝诗歌、散文、诗论著作，涉及的面是很广的，而每一篇所论，都是有为而发，新见迭出。如一般总认为司马迁是肯定大赋的，似乎是学界共识，但宗文先生却对此置疑，认为这关系到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以及司马迁本人的文艺观等一系列问题，于是撰写《史迁肯定大赋说献疑》一文，逐一对有关论点加以评析，提出言之有据、辩之有理的明确主张：“他对汉大赋并不是如前人所评述的那样持积极的、肯定的态度，恰恰相反，总体上是保留的、消极的，有时甚至是否定的。”
又如西汉枚乘的代表作《七发》，一般研究者受时代因素的制约，多偏重于政治上的评估，忽视对作品本身的研索。宗文先生《<七发>三问》就特为提出三个问题，即：《七发》的基本思想是什么？《七发》的文体是什么？“七”体之源在哪里？后又写有《<七发>形式美之探讨》，可以说是切中要点，是建国以来集中阐释这一赋体杰作的少见佳篇。又如《东方朔作品小考》，先据史料记载，一一列出所传东方朔三十一篇作品，然后即逐篇考其真伪。这样做，确可补“迄今未有一人作出比较认真而全面的考证”之缺陷。又如《班氏赋作与班固赋论》、《崔为文宗世禅雕龙》两文，不拘限于单一作家作品，而举两汉时期有创作影响的班氏、崔氏两家，根据“知人论世”原理，从家族历史着眼，研究这两个家族有代表性人物的辞赋创作与理论，这可以说是古代文学群体研究一个很好的先例。这些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确已能开拓视野，不限于作家作品个体，而将文学与家族、地域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的探索。宗文先生这样做，对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确能提供有益的经验。我想，这也体现我们编辑求实、敏思的职能优势。
宗文先生所论，往往注意于创作实践与理论观念的结合，并进而探讨作家审美理想的文化涵义与艺术价值。如西汉末扬雄，东汉王充、南朝刘勰都对他评价极高，但学术界对扬雄文学观、审美观作系统性的评议与阐发还不够，宗文先生则抓住扬雄所说的“诗人之赋丽以则”，并以此为题，详细论述扬雄的文学思想，精细阐释丽、则的含义，并具体探讨与之相关的“尚丽”与“重用”、“立事”与“著意”、“贵实”与“贱虚”、“因循”与“革化”等四对观念。这样细致的分析，不仅对两汉，而且对中国整体文学批评史与美学史研究，也很有意义。
正因如此，书中有好几篇论文，当时写出就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好评。如《也论山水诗兴盛的原因》，对这方面深有研究的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见到此文后，即摘编该文论点，刊发于《文学遗产》。又如《钟嵘<诗品>“准的”蠡测》，针对后世评论者对钟嵘所品高下只作就人论人、就事论事的概述，乃着重分析钟嵘《诗品》的“准的”，细释“准的”的三条标准，与作家、作品评议具体结合。这样做，也是一般研究者所未及注意的。也正因此，徐中玉先生主编《古代文学理论丛刊》时就特将此文选录。
这部著作可谈的的确还不少，有些倒不一定仅限于某种专题。如《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昌邑王被废之因揭秘》，宗文先生可谓别具慧眼，给出了一个颇有启发性的答案，并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又如古诗名篇《孔雀东南飞》，一般读者是很感兴趣的，但其中有一个被忽略的问题，即诗中女主人公刘兰芝为什么被焦婆逐出，因而导致悲剧？书中《为兰芝被休进一解》，就提出很有意思的解释，很多读者看了一定会很高兴的。限于篇幅，我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我主要是就读后所得，作一次我们作为出版社编辑同行难得的学术交流。
我在前面提及编辑学者化，现在可能有不同看法。我觉得，编辑学者化，并不是说编辑一定要做一个专业学者，而是说编辑具有一定的专业志趣与成就，就有利于与文化界的交往，促进出版业务的发展。我们出版业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刻，面临出版改制，注重市场经济，但我们还是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此为基点，寻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点。
在这方面，宗文先生有两件事是使我很感动的。一是我的学术挚友吴汝煜先生，他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长期执教于徐州师范学院，诚挚朴实，一心治学。他于80年代后期，在编成百余万字的《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后，又与青年学者胡可先同志合作，编撰《全唐诗人名考》。这部书就《全唐诗》所收诗篇，共考核七千三百余人，对众多以行第、别称、官职、谥号相称的人物考出其本名，而且还连带指正《全唐诗》的错讹。我当时为此书所作的序言中，就已提出这部书的学术价值很高，但对出版社来说，必有相当经济压力。就在此书即将编成时，汝煜先生又身患重病，不久逝世。而宗文先生当时已是出版社的骨干编辑，对选题具有一定发言权，就毅然接受出版，且又作为此书的责编，对稿件“反复校订，完备凡例体系，统一标点字体，夙夜匪懈，未遑暇息”；且在汝煜先生于南京就医住院期间，他“每隔日即趋探视，虽风雪无阻”。我这次重读宗文先生当时所作《全唐诗人名考》“后记”的这几句话，真使人深感编辑与学术界真挚合作的可贵精神。
另一事，是我八九年前与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龚延明教授叙议，鉴于宋代科举在唐代基础上更向前发展，制度更完备，登第人数更增多，多出唐人好几倍，很值得研究。但宋代科举史料条件较差，唐代有清代学者徐松所编《登科记考》，宋代则只有两三份单年科第名录，因此我和龚教授下定决心，共同策划编撰一部《宋登科记考》。此书的文献价值必将大大超过徐松的《登科记考》，但此书范围广，规模大，做了几年，已估计至少有四百万字，这就有一个出版的实际问题。后我与宗文先生谈及，他经与社领导商议，就毅然接受出版，并且还预支一定经费，减轻编纂工作的难度，这真是对学术工作的莫大支持。我想，这也可以说是编辑学者化的一种体现。
以上累赘叙述，可能还是词不达意，但终是我奉读这部《三馀论草》之后的一次新的收获，谨以此向编辑同行和学界友人讨教。
2004年夏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