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震（1213—1281），字东发，一字汝震，号于越先生，南宋庆元府慈溪县（今宁波慈溪市）人。他不仅是南宋后期一位能吏，而且也是一位著名的经学家、理学家和史学家。黄震为学善于博采众说，务求其是，注重致用，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学术界对他的研究虽说有一定成绩，但对其遗留于世的著作，长期来缺乏必要的整理。宁波大学张伟教授与浙江大学何忠礼教授合作，悉心整理，点校完成《黄震全集》，精装出版，全书共分10册，计270余万字，前有说明，后有附录，内容全面，资料丰富。总而观之，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的特点：

一、遗著汇纂，厥功居伟。黄震一生著作甚富，虽流传下来的只有《黄氏日抄》、《古今纪要》、《戊辰修史传》、《古今纪要逸编》四种，但黄震一生的活动及思想，基本体现在其中。黄震的著作散见各处，学者在研究黄震时，大都只利用其中的一种本子，鲜有顾及版本间的不同差异者。《黄震全集》的整理者第一次将黄震的四部遗著汇为一集，搜罗到各种版本，爬梳比较，择善而从，实非易事。其中《黄氏日抄》，有人认为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积德堂本为绍定二年刊本，现在全集的整理者否定了这一说法。《全宋文》收录了《黄氏日抄》第六十九卷以后的黄氏自作之文，是以文渊阁《四库全书》为底本，校以光绪刻本。《黄震全集》中亦以文渊阁《四库全书》为工作本，但参校多种本子，较《全宋文》相关点校更为精审。经此努力，黄震遗著终于第一次拥有了“全集”本，树起了一块黄震著述整理的里程碑。

二、校勘精审，尤重他校。古籍校勘向有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法，当今学界的古籍整理虽然成果累累，但重点轻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倾向，整理者大多只作对校，而忽视他校，或在他校上所下功夫有限，这就限制了古籍整理应达到的高度。《黄震全集》的整理则不然，对校勘四法有较为娴熟的运用。全集校记，不仅采用对校之法，且更多采用他校之法，此点尤可称道。黄震学识渊博，著作中或明引或暗引前人的文字很多，尤其是他的研经述史部分，大量采录前代文献，这就为他校提供了用武之地。全集的点校者不嫌繁琐，不辞辛苦，查核引文的出处，并直接据以校订原刻的一些错误。如《黄氏日抄》前六十八卷为黄氏读经、史、子、集笔记，张伟教授用《十三经》、《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宋史全文》、《道命录》、《伊洛渊源录》及周敦颐、二程、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有关理学家的文集进行参校，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以卷五十六中的《读诸子二·吕氏春秋》为例，共出校记32条，其中有27条参校了《吕氏春秋》原文。黄震《古今纪要》十九卷是一部以人物纪传为主体而贯通古今的通史著作，其详今略古、提纲挈领的写法，使一般的读者难以窥其端倪。何忠礼教授考其史料来源，发现除宋代部分外，基本上来自《二十四史》中的前十九史，于是在整理点校时，以文渊阁《四库全书》为工作底本，校以十九史所载的相关纪传，并适当参校耕余楼刊本。宋代部分，则参校《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名臣言行录》等有关宋代典籍，经此一番大工作量的校勘工作，得以对原著中一些由于文字过简而造成不易理解的地方，进行适当的疏通，使文义更为明确。以其中的卷十六《五代》为例，校勘记多达244条，大多注明是据《新五代史》改或正。有的校勘记，不是机械地罗列文字的异同，而是深入到学术的层面予以剖析。如第二条关于张汉鼎的校勘记云：“考之新旧《五代史》，并无张汉鼎其人，故此处‘张汉鼎’三字疑为衍文。”第一二七条校勘记云：“考之《新五代史》卷四七《杂传·张廷蕴传》载：‘李继叛于潞州，庄宗遣明宗为招讨使，元行钦为都部署，廷蕴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将兵为前锋。廷蕴至潞……明旦，明宗与元钦后至。’此处谓‘元行钦、廷蕴先一日登程破之’。明显有误。”再如卷十九《本朝三·神宗》第二条校勘记云：“‘四年’原作‘元年’，按《宋史》卷一四《神宗一》载，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去世，神宗继位，‘（九月）癸卯，以权御史中丞司马光为翰林学士’，据此可知，司马光为御史的时间，决不在熙宁元年，而是在治平四年。”第三条校勘记云：“按《长编》卷一九一，嘉祐五年五月癸丑条载，赵抃早在该日即以侍御史为右司谏，谏院供职。又据《宋史》卷二一一《宰辅二》载，赵抃于治平四年九月由知谏院除参知政事，知杭州。由此可知，此处言赵抃于[熙宁]二年入谏院误，耕本同误。”第四条校勘记云：“按《宋史》卷二一一《宰辅二》载，韩琦罢相在英宗治平四年，富弼为相在神宗熙宁二年，此处言‘富弼继韩琦为相’，并不很正确。”这样的校勘记，不但显示了点校者精湛的考证功力，而且指出黄震原著的错误，更有助于读者进一步评估黄震史学的得失，极具学术意义。经此一番校勘，原刊本中的许多鲁鱼亥豕、不知所云之处，得到了改正，文意也得到进一步理顺，从而使黄震遗著的面貌焕然一新。此举不仅大大便利了读者，节省了读者的翻检之劳，也为深入研讨黄震的历史观提供了最佳的范本。

三、订误纠谬，后来居上。黄震的著述，向无点校本，唯《全宋文》中收录了黄震的散文，其点校的得失，可资后来者借鉴。《全集》充分吸收了《全宋文》点校黄震散文的优点，也尽可能改正了其点校的错失。如《全宋文》卷八〇四五所收黄震《回陈总领书》文云：“据实平说参之，愚夫愚妇亦无有不合者。”《全集》将“参之”后的逗号移之“平说”下，甚当。《全宋文》又点云：“虽伊洛说出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亦不过为孟子解性善之说人生而有性，已是气质之性，天地之性已自付与在其中。”如此标点，其义费解，《全集》本在“解性善之说”后加一句号，则文意豁然贯通。再看《全宋文》卷八〇五〇《修吴县尉衙纪事》云：“距震之官五十有五年间，无与葺一椽瓦者，而屋颓矣。”这里将“距”与“间”配合，不大符合汉语表达的习惯，《全集》将“间”字下属，表“期间”之义，读来更顺。《重修转般仓记》云：“至有张大籴事者，尝倚转般为子母相私之地。”《全集》本将“籴”改正为“粜”，一字之差，意义完全相反。凡此，皆为《全集》点校者胜过前人之处。

何忠礼先生为宋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张伟曾先后师从何忠礼、徐规两先生，长期来研究黄震，成果丰硕，著有《黄震与东发学派》，两人联袂，堪称点校黄震著作的最佳人选。他们精心校勘，订误纠谬，保证了《黄震全集》的点校质量，足以使其成为信实可靠的传世精品。《黄震全集》的整理起点不凡，成绩斐然，堪称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最新成果。《黄震全集》的出版，也可视为黄震研究的新起点，为进一步推进对南宋学术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