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也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书写，但是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新史学的输入，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的认识发生了严重分歧，到了二十世纪初年，一些有远见的历史学家如章炳麟、梁启超等就开始考虑重新认识中国历史，重建中国历史书写方式、表达方式等问题。只是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他们的这些认识除了体现在夏曾佑那本并不太成熟的《中国古代史》之外，似乎还没有多少理想的成果。直至抗战，方才相继出现张荫麟、钱穆等人的中国通史著作，尝试着对中国历史进行重构。

张荫麟是民国时期的天才史学家，具有极高天赋、深刻思想、扎实功底，曾经受到梁启超、陈寅恪、钱穆等史学大家器重，给予相当高的期许，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张荫麟与钱锺书齐名，他的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国史纲》虽说是个未完成的作品，但却使中国新史学别开生面，使中国历史的书写与重构走上正轨。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对自己民族的历史饱含温情与敬意，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以丰富可信的历史文献作依托，以轻松自由流畅粹美的文字，以举重若轻的行文风格描述了远古中国至东汉初年的历史。全书没有繁琐冗长的引文考据，没有故作高深的新奇道理，作者只是以行云流水的文字如实讲述那段历史那些故事，使读者在轻松阅读中获取新知增长见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写作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是应该的，问题主要在于究竟应该怎样写，究竟应该采用怎样的一种取舍标准。换言之，中国通史不可能容纳全部的中国历史事实，不可能将什么事情都写进去，一定要有取舍，一定要有放弃，否则细大不捐，这就不是供人阅读的中国通史，而是供人查阅检索的中国历史百科全书了。当然，反过来说，中国通史也不能是历史学家凭借记忆或涉览所及，或个人兴趣而决定取舍。这对于许多写作者来说，或许便捷，但也不是理想的通史。

所以在张荫麟看来，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当然是能够提纲挈领，只能记录和讲述一些最重要的事情，至于什么样的事情才重要，张荫麟根据东西方历史学实践提出五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张荫麟叫做“新异性的标准”。所谓“新异性”，其实说的就是“内容的特殊性”，就是在历史上是否具有新意，由此而讲究的是“社会动力学”而不是“社会静力学”，所以记录到通史的里面的就是历史上过去所不曾有过的。

第二个标准，张荫麟叫做“实效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史事所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苦乐即幸福感、痛苦感越大，那么这样的史事无疑就越重要。

第三个标准叫做“文化价值的标准”。张荫麟强调，所谓文化价值标准就是真与美的价值。按照这个标准，文化价值愈高的事物愈重要。我们写思想史、文学史或美术史的时候，详于灼见的思想而略于妄诞的思想，详于精粹的作品而略于恶劣的作品。

第四个标准，张荫麟叫做“训诲功能的标准”。所谓训诲功能有两种意义，一是完善的模范；二是成败得失的鉴戒。按照这个标准，训诲功能愈大的史事愈重要。旧日的历史学家大抵以此标准为主要标准，只是到了近代，新历史学家的趋势是在理论上要把这个标准放弃，虽然在事实上未必能够做得到。张荫麟认为，即便没有办法完全做到，但在新通史中，作者应该对此抱有警惕，要知道随着学术分工日趋严密，历史学无法将一切训诲都纳入自己的考察范围，比如历史人物的成功与失败的教训，虽然很值得研究，但在新史学的通史概念中似乎不应该有地位，应该归属于应用社会心理学的“领袖学”的范畴。

第五个标准可以叫做“现状渊源的标准”。张荫麟指出，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这就有点“历史发生学”的意思，就是要探究一个历史现象究竟是怎样发生、怎样演化的。按照这个标准，史事和现状之间发生学的关系愈深则愈重要，所以历史学家往往强调详近而略远。

张荫麟的五个标准虽然是说一般通史的大原则，但其实也是对自己这部新通史的期待，由此反观张荫麟的这部通史，我们就很容易看出其特点、意义和价值。首先，作者在这部通史中，充分融会前人研究成果和作者玩索历史事实而获得的心得，以说故事的方式进行表达，没有繁琐引证，没有过程考据，不引原始文献，因而这部通史没有阅读障碍，最有利于青年学生阅读。其次，作者在写作之初谋篇布局，选择了少数节目为主题进行讲述，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性地涉及以为背景，这样不仅节省了篇幅压缩了规模，而且避免了枝蔓避免了衍生，利于青年学生从大背景大环节上把握中国历史的精髓。第三，作者对于社会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许多重大历史人物的性格，也参照自己所立的五项标准兼顾详略，使读者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有个大致平衡的理解和掌握。所以这部通史出版之后受到各方面欢迎，好评如潮，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一版再版。直至今天依然是青年学生乃至许多中国人了解自己民族历史一个简洁清晰的读本，就在过去二十年里多次印刷，拥有多个版本，成为同类作品中流传最广泛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