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刊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诗论每每论及《诗经》篇章主旨，与齐鲁毛韩四家诗说相比，特别是与《毛诗序》对有些诗篇的穿凿附会之论相比，楚简诗论所论诗篇主旨虽然未必就是诗篇的本事本义，但明显更接近《诗经》文本之义，与四家诗说相比，亦可称得上是《诗经》古义。因此，钩稽楚简诗论所论《诗经》主旨古义，对于重新认识《诗经》的一些诗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我们解决《诗经》史上对一些诗篇诗义的争端提供了新的契机。下面择其所论与《毛诗序》明显不同而又切合诗义者，依照今本毛诗的诗篇顺序做出考释。

　　1.《关雎》

楚简诗论一共有二十九支简，其中的第十简、第十一简、第十二简、第十四简论及《关雎》。第十简云：“《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保，《绿衣》之思，《燕燕》之情，害？曰：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于礼。”第十一简云：“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第十二简云：“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第十四简云：“两矣，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疑好色之忨。以钟鼓之乐。”[1](P139-144)（注：此处释文均已把假借字写定为通行字，并对竹简整理者所做释文中的部分文字做了重新释读。）

毛诗认为，《关雎》诗旨在颂扬后妃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的美德；鲁诗韩诗都认为《关雎》是刺诗，讽刺国君内倾于色。但是，从以上楚简诗论所言来看，《关雎》一诗的主旨在一“改”字。“关雎之改”是何义呢？各家于此多从古文字学角度做出种种猜测性的释读，终归于义多有未安。

《关雎》凡五章，首章言钟情：“君子”在雎鸠关关鸣叫的河边，与窈窕美丽的淑女邂逅，“君子”一见而钟情于“淑女”；次章言求爱：“君子”不分白天黑夜急切相求；三章言遭拒及遭拒后的相思：“求之不得”言“君子”的求爱遭到“淑女”的拒绝，遭到拒绝后，“君子”寤寐相思于那个美丽的姑娘，以至心神不定，辗转反侧，夜不成寐。

四章、五章转言“琴瑟”、“钟鼓”，有些突兀。有的学者认为是敲锣打鼓迎娶新娘的情景，但是，这首先与先秦典籍所言上古婚礼不用乐相矛盾。《礼记·郊特牲》云：“婚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乐，阳气也。”《礼记·曾子问》，“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其次，从诗的上下章文义来看，第三章写的是遭到拒绝，第四章、第五章怎么还会迎娶呢？实际上，第四章、第五章所言，还是“求爱”。“琴瑟”、“钟鼓”都是乐器，在宗周，乐与礼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此处的琴瑟钟鼓实际上是礼的象征，“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就是以礼相待、依礼相求的意思。从遭到拒绝后以礼相待、依礼相求的情况来看，最初的相求一定是不依礼仪的。至此，楚简诗论“关雎之改”之义已甚明。从最初的越礼相求而遭拒到遭拒后的依礼相求，这不正是一种改变吗？

从越礼相求到依礼相求，是“求”的方式的改变，这只是“关雎之改”的第一层含义。“关雎之改”的第二层含义是从不知礼到知礼。起初，之所以越礼相求，是因为不知礼。遭到拒绝后，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这里的“思”，以往学者们都解释为“君子”对美丽淑女的苦苦相思，这自然不错，但是，这个“思”，也应该包括“君子”对自己求爱失败的痛苦反思。经过痛苦的反思，“君子”终于悟出了失败的原因，那就是自己不知礼。这样的“思”对于诗中的那个君子是有益的，因此，楚简诗论说：“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

了解礼的首要途径是通过对专门的典章的学习，但是，即使可以背诵礼仪，并不等于真正知礼，真正知礼，是对礼的身体力行。《关雎》中的那个君子，应当是一个贵族，想必也一定学习过礼的典章，但是，他起初并不真正知礼，经过求爱失败的痛苦，使他领悟了礼。所以，楚简诗论第十简说“《关雎》以色喻于礼”。此处的“喻”字，有的学者解释为“比喻”，进而把“以色喻于礼”解释为用色来比喻礼。其实，这样的解释是不妥当的。此处的“喻”是“知晓”的意思，与《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喻”字用法相同。“以色喻于礼”的意思是，由追求女色这件事而知晓了礼。所以，第十四简说“其四章则喻矣”，意思是说，第四章写的内容是“君子”知晓了礼。

“关雎之改”的第三层含义是从肉体到精神的升华。第十四简说“以琴瑟之悦，疑好色之忨”。理解这一简意思的关键是“疑”和“忨”字。《尔雅·释言》：“疑，戾也。”郭璞注云：“疑者，亦止。”按照郭注，“疑”有“止”义，此与《诗经·桑柔》“靡所止疑”的“疑”字用法相同；《说文》：“忨，贪也。”“以琴瑟之悦，疑好色之忨”的意思是用琴瑟的愉悦来抑制好色的贪心，琴瑟钟鼓已成礼乐，“琴瑟之悦”就是礼乐文明所带来的愉悦，这种愉悦既是带给“淑女”的，也是带给“君子”的。对于“淑女”而言，起初遭遇非礼，自然心怀不畅，今待以礼乐，当然欢快；对于君子而言，起初越礼而求，惨遭拒绝，今依礼相求，即可成男女之礼，琴瑟钟鼓之礼乐文明，也给自己带来愉悦，如今自己已经成为一个遵守礼仪的正人君子，礼乐所带来的快乐，当然就会使贪色之心得到抑止。“君子”的贪色之心得到抑止，说明“君子”的愉悦已经不是美色所带来的愉悦，而是精神层面的愉悦，至此，君子的好色也得到了升华。

综之，楚简诗论所言《关雎》之旨，与齐鲁毛韩四家诗均不相同。其中，《毛诗序》的立足点在后妃。但是，就《关雎》的文本来看，“寤寐求之”、“辗转反侧”、“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施动者都是“君子”，也就是说立足点在“君子”。这与楚简诗论正相吻合。楚简诗论所言“《关雎》之改”，说的正是诗中的主人公“君子”。比较而言，楚简诗论所言《关雎》诗旨胜于四家诗说，而且更接近诗篇古义[2]。

　　2.《葛覃》

楚简诗论第十六简论及《葛覃》诗义云，“孔子曰：‘吾以《葛覃》得世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其本’”。

《毛诗序》云：“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擀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毛诗序所言的“本”是勤于女功之事，尊敬师傅云云。《葛覃》一共三章，首章言葛之美盛，次章言葛布之衣百穿不厌，亦是美辞，卒章言“归宁父母”。这三章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呢？见葛之美盛而想到葛衣之美，想到葛衣之美，又会反思葛衣之本。没有葛之美盛，就不会有葛衣，葛衣之本在葛。于是，必然想起自己的“本”。人之本，自然是父母。可见，卒章言“归宁父母”是葛覃之要旨。楚简诗论所云“见其美必欲反其本”，正是归宁父母之义，而与《毛诗序》所言之“本”迥异。毛郑以降，后世对《葛覃》的解释无一切中诗义。战国楚简诗论出，使我们冲破毛传郑笺的束缚，得见了《葛覃》的本义。

　　3.《卷耳》

楚简诗论第二十九简论《卷耳》主旨云：“《卷耳》不智人。”

楚简诗论整理者认为：“‘不智人’，盖云‘我’之仆，其在马劳累疲极之时，尚且不智于人，而有‘吁矣’之叹。”[1](P159)考之《卷耳》篇章，“云何吁矣”为卒章尾句，毛传云：“吁，忧也。”郑笺云：“此章言臣既勤劳于外，仆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忧矣，深闵之辞。”显然，毛传、郑笺并没有把“云何吁矣”理解为仆人之怨叹，所以，“不智人”之说也就无从凭附。而且，“不智人”的仆人之叹若是诗的主旨，《卷耳》也不可能位居国风周南的第三篇。

《卷耳》诗义向来就有异议。《毛诗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按照《毛诗序》的解释，此诗乃后妃思贤之作。但细审文义，思念之切，似乎不像后妃对臣下所应有。朱熹《诗序辨说》一针见血地指出：“此诗之序，首句得之，余皆附会之凿说。后妃虽知臣下之勤劳而忧之，然曰‘嗟我怀人’则其言亲昵，非后妃之所得施于使臣者矣。”郑笺孔疏皆申序义，独朱子非之。郑笺为申序义，把第二、三、四章中的六个“我”字释为使臣，朱子《诗序辨说》对此亦有不同看法：“首章之‘我’独为后妃，而后章之‘我’皆为使臣，首尾冲决，不相承应，亦非文字之体也。”崔述在《读风偶识》中指出，后三章的“我”是第一章“我”的丈夫，后三章乃是第一章“我”的想像之词。今人郭沫若、余冠英都采此说，郭沫若并以此说做了《卷耳》的译文。（注：参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159-1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与此不同，高亨在《诗经今注》中却独出心裁，认为“这首诗的主题不易理解，作者似乎是个在外服役的小官吏，叙写他坐着车子，走着艰阻的山路，怀念着家中的妻子”[3](P5)。如此一来，第一章成了想像之词，后三章成了写实之词。

正如朱子所指出的那样，无论第一章还是第二、三、四章，作为想像之词都很难理解，亦非文字之体。如果把此诗前后四章的“我”都看成一个人，那么这首诗写的应该是一位妇人对丈夫的怀念之情。

楚简诗论云：“《卷耳》不智人。”“智”，当读为“知”。《隰有苌楚》“乐子之无知”，郑笺云：“知，匹也。”依郑笺，“不知人”，初看，当是没有匹偶之人，《卷耳》诗中那个怀着深切思念的人，当是无匹之人，此恰合诗义。但是，细审之，“无匹之人”的评论也很难作为诗旨，而且也无须烦劳概括，“不知人”当另有深义。朱熹《集传》云：“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见其贞静专一之至矣。”《卷耳》是否后妃自作，今已无从考索。但是，朱子所谓“贞静专一之至”当是《卷耳》之要义。楚简诗论所云“《卷耳》不知人”，正是言其专一不二，“不知人”不是没有匹偶，而是不匹于人，犹今言不再嫁人。《卷耳》言贞静专一之义，所以才得以列于国风周南之第三篇。

　　4.《兔置》

楚简诗论第二十三简论及《兔置》诗义云：“《兔置》其用人，则吾取（之）。”（注：“之”字依文例补出。）

《毛诗序》云：“兔置，后妃之化也。《关雎》之化行，则莫不好德，贤人众多也。”楚简诗论所云《兔置》一诗的主旨是“用人”，按《毛诗序》，《兔置》一诗的主旨是“后妃之化”，两者显然不同。

在传世文献中，《墨子》讲到文王用人之事。《墨子·尚贤》云：“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文选》桓温《荐谯元彦表》，“兔置绝响于林中”，刘良注云：“置，兔网也。殷纣之贤人退处山林，网禽兽而食之。”据此，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认为：“《墨子》所述，实《兔置》诗篇古义。”

对于王先谦的这一观点，学者们也有不同的看法。如今人高亨认为，《兔置》“这首诗咏唱国君的武士在野外打猎”[3](P9)。但是，楚简诗论谓《兔置》主旨是用人，此与《墨子》所云“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的文王用人旧事正合，这证明了王先谦上述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可见，楚简诗论亦讲诗的本事本义，但是，与《毛诗序》相比，并无附会，讲的确实是诗的本事本义。

　　5.《君子阳阳》

楚简诗论第二十五简云：“肠肠，小人。”

整理者认为肠肠可能本为《荡》的篇名。李学勤先生认为是《君子阳阳》，此为断简，上补“君子”二字[4](P59)。从楚简文义来看，李学勤先生的说法应当是正确的。《毛诗序》云：“《君子阳阳》，闵周也。君子遭乱，相招为禄仕，全身远害而已。”郑笺云：“禄仕者，苟得禄而已，不求道行。”《毛诗序》“全身远害而已”，有责备之意，郑玄“苟得禄而已”，亦是由此而发。但是，《毛诗序》的立足点是所谓“闵周”，楚简诗论评之为“小人”。初以为与“君子阳阳”之“君子”二字不合，可是细品全诗辞气，始觉简书诗论评之以“小人”极为准确。

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其乐只且！

君子陶陶，左执翿，右招我由敖，其乐只且！

这首诗虽然很短，但是却极为传神。时逢乱世，投机小人纷纷出动，左摇右摆，小人得志，乐不可支。更有意味的是，诗虽写“小人”，但是，偏偏称之为“君子”。简书诗论，反之而行，一语道破，云“《君子阳阳》，小人”。此论与此诗可谓相得益彰。

　　6.《葛生》

楚简诗论第二十九简云：“角枕，妇。”

“角枕”整理者未释。许全胜认为“角枕”应为唐风《葛生》之别名[4](P369)。这一说法是正确的。

《葛生》诗云：

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

葛生蒙棘，蔹蔓于域。予美亡此，谁与独息！

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

《毛诗序》云：“《葛生》，刺晋献公也。好攻战，则国人多丧矣。”《毛诗序》于诗义之外强言怨刺，不无隔阂。郑玄于卒章笺云：“言此者妇人专一，义之至，情之尽。”楚简诗论云“《角枕》，妇”，可谓一字千金。所云“妇”者，意即真正的妇人。

　　7.《隰有苌楚》

楚简诗论第二十六简论及《隰有苌楚》云：“《隰有苌楚》得而悔之也。”

《毛诗序》云：“《隰有苌楚》疾恣也。国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无情欲者也。”楚简诗论云“得而悔之”，与《毛诗序》截然不同。《隰有苌楚》凡三章，分别于每章尾句言“乐子之无知”、“乐子之无家”、“乐子之无室”，郑笺云：“知，匹也。”可见，此三句实为同义复咏，此是诗的主旨，以子之无室家为乐，实即羡慕别人没有室家，犹今言羡慕单身汉。可见，此人已经有了室家无疑，如此羡慕别人没有室家，必然悔不当初。至此，简书诗论所云“《隰有苌楚》得而悔之也”之义甚明。

“得而悔之”当是《隰有苌楚》的本义，而《毛诗序》所云“国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无情欲者也”，不无附会牵强，《毛诗序》所云是“说诗”之义，而非做诗之义，相比之下，楚简诗论更合诗之本义。说诗之义与做诗之义，实为两端，不可不察。

【参考文献】

[1]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　于茀.从楚简诗论看《关雎》古义及分章[N].光明日报，2004-02-25.

[3]　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　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