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一季度是（中国经济）一个转折点。”
北京隆冬时节的1月17日，2014年全年经济数据即将公布之际，一场媒体内部吹风会问答环节的最后时刻，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吐露了自己身临中国经济大变局时刻“天人交战”的一段心路历程。
自2009年9月开始担任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后，作为中国经济运行“体征”变化第一手信息的监控者，盛来运亲眼看到，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一季度的12.1%开始，连续8个季度连续滑落……对此，官方统一解释，一是外部环境影响，二是政府主动调控所致。
盛来运回忆，自己心中最焦灼的是拿到2012年一季度数据那一刻，GDP增长率从2011年四季度的9.3%骤然降至7.9%，跌破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保八”的政策底线。有部门带着怀疑的态度，提出了“为什么出台了那么多政策还不到8%？”的疑问。这时，他切身感受到，“那两条原因已经很难自圆其说了。”
面对国新办发布会场众多媒体，重复上述两条解释后，“为了给统计局和政府解压”，盛来运说出了没被授权公开的观点，“是潜在增长率下降牵引的结果。”第二天，各大媒体报道几乎都聚焦在了这句话上。
“不是统计局算错了，也不是政府不作为，而是经济增长的内部因素发生了变化。”从那一刻起，中国经济再也没有回到8%以上，持续在7%～8%徘徊。当时，很少人意识到，盛来运将自己和国家统计局从“保八”中“解脱”出来的时候，超大规模的中国经济体已经开始了具有时代分水岭意义的巨变。
“新常态”浮出水面
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实现了30多年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中国经济在规模上连续将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甩在身后，在2014年成为有史以来第二个跨过10万亿美元大关的国家，是第三位日本经济规模的两倍有余。美国经济学家、前财政部长萨默斯为此感慨，“300年之后的历史学家，一定不会忘记大书特书这一前所未有的‘中国奇迹’。”
然而，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重大转变，增长速度下降至7%～8%之间，明显下了一个台阶。经济增速为何至此？中国奇迹将走向何方？面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回忆说，当时中国政策研究人士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经过两年来反复辨析，基本形成了两点共识：
一是，此次增速回落，不仅是国内外短期因素冲击所致，而且是中国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传统增长动力减弱、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结果。因此，我国正面临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增速不可能也不应当再回到过去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
二是，虽然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不能支撑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但潜在增长率也不会一下子滑落到发达国家2%～3%的低速水平，而是具有一定时期内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其实，2012年11月，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掌舵中国经济发展“巨轮”后，就敏锐注意到中国经济这一重大变化和可能潜在的深刻影响。
经过一年的研究观察和听取多方意见，2013年年末，中央对经济形势做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第一次统一决策认识：中国经济已处于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的发展时期。
2014年年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三期叠加”进一步分析中，强调“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随后，在北京APEC峰会上，他概括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三大特点。在年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细致入微地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九个趋势性变化。
“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按照最高决策者的判断，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中国奇迹”下半场
一直以中国现代化道路为学术研究方向的张军扩，近年来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中长期中国经济增长前景问题上。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发生戏剧性变化后，在学术界和政策界众说纷纭之际，他担纲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年度重大研究课题——“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成因、挑战和对策”。
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二战后，各国经济增长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技术前沿国家的创新引领式增长，典型者如英美，增速缓慢，约为3%～4%，戏称为“蜗牛爬行式”增长；另一类是落后国家或经济体的追赶型增长，成功者如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呈现出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被称为“压缩式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显然即追赶型增长。张军扩发现，这种追赶型增长过程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增速变化的生命周期特征。追赶启动后，增速迅速提高，达到远高于前沿国家的水平，并会持续一定时期。当发展水平接近前沿国家时，发展差距和后发优势消失，增速回落至前沿国家水平。这种增速变化的生命周期特征是内生的，必然会发生。
二是增长速度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对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增长过程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证明，凡是成功完成追赶任务的经济体，其压缩式高增长过程都不是一下子从高速增长直接转入低速增长，而是会呈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再到低速增长的阶段性变化。
研究中，张军扩注意到一个启示性现象。中国台湾地区，经历了1953～1979年27年平均9%左右的高速追赶之后，还维持了1982～1997年长达16年之久年均7.3%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韩国，1963～1997年的35年间平均增速达到8.2%，此后1999～2008年又实现了10年均速5.6%的中低速增长；日本，1946～1973年的27年间实现了年均9.4%的高速增长，此后1975～1991年的16年中平均增长率也达到4.4%的中低增速。
这说明，一者，追赶型增长的减速是阶段性的缓降过程，而非断崖式的速降；二者，如果政策得当，能够抓住发展机遇，完全可以争取到相当长时间的中速增长。“台湾地区之所以实现较高较长的中速增长，很大程度与其正好抓住了大陆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契机有关。日韩增速较低，则与其经济结构内在矛盾改革不彻底，和受石油危机、金融危机冲击相关。”
这位曾在中南海为中央领导讲解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者得出结论：其一，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增长阶段转换，属于中国追赶型增长过程中不同增长阶段之间的转换，而不是追赶型增长结束的阶段转换；其二，根据追赶型增长过程阶段转换的国际经验及我国实际，我国在今后10～15年的时间里具有争取6%～8%的中高速增长的潜力。“理解这一点，对于深刻领会‘新常态’的内涵十分重要。”
能量空前的“中国效应”
“多年来，一些人一直痴迷于中国的GDP增长数据。有人认为，如果GDP增速降至8%以下，就会出现大规模动荡。结果证明，这种观点毫无根据。”2月4日，针对中国政府将预期增长目标下调的消息，澳大利亚《商业观察》杂志刊文劝诫世界上唱衰中国的声音，“对中国问题观察家而言，同样是时候减轻对GDP数据的痴迷了。7%的增速真的不是‘中国奇迹’的终结。”
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积累了巨大的能力和财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研究观察的结果是，当前，中国需求已经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因素，其需求扩张使中国采购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核心因素。
尤其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正在与作为“世界市场”的中国轰然对接，在大幅增强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能力的同时，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任何谋求发展的国家、企业包括个人所无法拒绝的“迦南美地”。
2月11日，苹果掌舵人库克在参加高盛科技和互联网大会时称，“在中国市场旅行和调研后，那里的规模仍然令我震惊。过去四周，苹果在中国开了4家新店，所在城市都有900万左右的人口，规模与纽约相当。”5年来，苹果的中国营收从10亿美元扩大到380亿美元，iPhone中国销售量去年首次超越美国本土。
据世界银行数据，201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世界排名第一，占比达到20.8%。其中，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在2013年成都“财富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演讲中强调，预计此后五年，中国还将进口10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将达到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超过4亿人次。
因此，当许多人对美国正在强力推动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忧心忡忡之时，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认为大可不必。目前，因加拿大和墨西哥已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美国TPP谈判主要针对其他九个成员国。美国与这九个成员国2013年的贸易额为4108亿美元，仅占美国当年贸易总额的10.68%，谈成与否对美国的经济影响不是很大。
相反，2013年美国与东亚贸易额为11882亿美元，其中美中贸易额6110亿美元，占51.42%。正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欧玉林所言，“离开了中国，美国与东亚地区的合作就有一半落了空。”
中国影响力的故事还不仅此。现在，中国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却仍然具有巨大后发优势的国家。比如，从总体发展水平来讲，目前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1/8左右；从技术水平来讲，中国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大约落后30年；从劳动力成本来讲，2013年以现价美元计算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仅相当于美国的14%，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也仅为美国的20%～30%。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接近枯竭之时，我国每年毕业600万～700万大学生，呈现出高素质劳动力供给丰富的比较优势。
独立财经研究人士张捷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介绍说，即使就当前中国产能过剩最被诟病的钢铁业而言，如果以人均钢蓄积量计算，2013年中国人均4吨。按照目前中国生产速度，2030年才能达到工业化完成水平人均10吨的标准，距离美国人均24吨和日本人均15吨的水平更加遥远。目前，美日两国工业生产物蓄存量分别是中国的3.8倍和2.4倍，以当前三国的生产增速，中国的生产性财富分别要到2034年和2035年才能赶上美日两国。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中国社科院亚太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谈到，面对新常态，中央领导之所以敢于说两个“没有改变”，正是因为站在这个新的发展转折点，中国经济既有过去巨大规模的积累所得，又有未来巨大规模的发展空间，只要方向正确、政策得当、上下同心，足以产生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走势的“中国效应”。
“中国创新”总动员
1月26日凌晨三点，一架无人机坠落在美国白宫南部草坪。美国特勤局照片显示，这是一款中国深圳大疆公司生产的“Phantom”版四轴无人机，亚马逊网站售价448美元。这家一度蚁居在深圳南山区纷杂电子产品工厂中的小公司，顿时以2014年高科技新宠的姿态闯入全球公众视野。
2006年，26岁还是香港科技大学在校学生的杭州人汪滔，在深圳创办了大疆。这位专业成绩一般却痴迷于遥控飞行器的创业者，在狭窄的民房中度过了最为艰难的研发期。随后短短三年，销售额从2010年的300万元增长到2013年的8亿元。2014年，大疆仅利润预计就超过8亿元，营收超过30亿元，占据了全球70%的市场份额，成为航拍领域的绝对领导者。
事实上，这只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大剧中的一个闪亮片段。1月初，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国际消费电子展（CES），云集了全球电子产品的最新研发、概念和应用。香港《南华早报》评论说，“在今年的展品中，100美元以下的东西基本是中国珠三角制造。而100美元以上的东西，拆开来的组件，还是珠三角制造。”据主办方统计，本届CES吸引了全球3600多家厂商参展，来自中国的参展企业超过1000家，比美国参展企业还多。
2012年以来，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中国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减反增，而且连创新高：2012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266万人，2013年为1310万人，2014年达到1322万人。与此呼应的是，创业创新公司呈现出烽火燎原之势。特别是去年3月商事制度改革实施后，仅当年3～12月，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就达1146.69万户，同比增长16.82%；注册资本18.53万亿元，增长85.83%。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核心动力和本质内涵，毫无疑问就是创业、创新和创造。”张捷认为，之所以出现如此“反常”现象，正在于信息技术革命鼓荡下，中国政府有意识地赋予了经济新常态“创新创造”的战略内涵，通过简政放权改善市场环境，进行了广泛的政策动员，使得一场从市场底部喷涌而出的创业创新热潮席卷中国大地。
2013年9月，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题的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被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罕见地安排在北京中关村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中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2014年8月，在研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强调，“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大改革创新来自于地方的中创新，地方的中创新来自于基层的小创新，基层的小创新来自群众的微创新。”对于这种生动的上下互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感慨地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中国创新”本质是亿万人民创新与国家创新的结合，这些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的亿万微创新，就可能汇集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最伟大的创新洪流。
避险“黑暗角落”
2月1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1月份数据，CPI同比上涨0.8%，PPI同比下降4.3%。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对媒体表示，从目前的数据看，中国经济还没有陷入通缩，但2015年CPI出现负增长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我们确实要高度警惕。”而这反映在东部沿海地区，就是如火如荼的公司创业背后，也不时会传来一些工厂关闭的消息。
“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2015年全球复苏疲弱态势难有明显改观。”采访中，李向阳就此为本刊记者解读说，世界范围内，旧一轮增长周期已经退去，新一轮增长动力还没有形成。与全球经济高度融合的中国经济，在向经济新常态奋进的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和应对自身转型调整和外部环境干扰所纠缠关联的各类风险。
“这次危机非常难熬。”在2014年9月号的《金融与发展》杂志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顾问奥利维尔·让·布兰查德以“危机潜藏之地”为题，反思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欧监管当局风险应对政策的失败之处：“（危机发生前）我们都知道那些‘黑暗角落’的存在，但我们总觉得可以最大程度地忽视它。”
然而，正是那些貌似小冲击的“黑暗角落”，一连串地产生了巨大的不良后果，最后引发全球长期且持续的衰退。更要命的是，“黑暗角落”导致的风险因素之间，会发生不断自我强化的“魔鬼循环”而无法止步。“这次危机有一个明显的政策启示：官方应该把远离‘黑暗角落’，作为宏观经济、金融监管或宏观审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国际经验说明，追赶进程中，类似中国当前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期，充满各种风险。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处理不好，都可能会产生系统性的影响，甚至导致追赶进程的中断。”张军扩也认同布兰查德的判断，历史上，几乎所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折戟于这两大风险。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迟迟难以消退，国内转型社会的矛盾复杂多变，就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中国经济“头顶”。
现在，对中国这样处在民族复兴大业最关键时刻的发展中大国而言，仅远离“黑暗角落”远为不够。张军扩认为，只有依靠更健康、更强劲的发展才能破解风险难题。采访中，他多次向本刊记者强调，“要收获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绝非延续旧增长模式就能自动实现，而是需要我们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付出艰巨的努力才能争取得到。”
比如，虽然中国劳动成本远低于美国，但由于政府管制过多、竞争不充分，致使我国在资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远高于美国。如果计算综合成本，中国反而高于美国。这是导致近年来不少美国企业回归，甚至不少中国企业选择到美国设厂的一个原因。
比如，中国未来巨大的投资空间。想象一下，只要将现在城市地下管网改造一遍，需要多大规模的投资？只要将现有农房按最基本的抗震标准改造一遍，需要多大规模的投资？只要使中国广大农村具备基本的基础设施，包括基本的硬化道路、垃圾处理设施等，需要多大规模的投资？要使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得到基本有效的控制和治理，需要多大规模的投资？等等。问题在于，与过去的投资相比，这些领域投资的突出特点，就是都具有一定公益性质，都不太能够采用直接商业化投资的方式。如何通过财政、金融制度的创新，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从而充分释放国内投资需求空间，是中国能否抓住战略机遇的关键所在。
比如，中国人才资源比较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比较扎实，具有巨大的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的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潜力的发挥。这些问题不解决，新的动力难以形成，增长阶段转换也难以平稳实现。
现代中国，几乎每30年就会发生一次巨变：从1919年到1949年是中国人民实现解放的30年；从1949年到1979年是共和国开创基业的30年；从1979年到2009年是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30年。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人民共和国来到了新一个30年的十字路口。中华民族向何处去？是保持伟大复兴的强劲势头，还是在走向新常态的路途中折戟衰败？是13亿多国人必须直面的考问。
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仪式讲话中，针对这“世纪考问”，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系统阐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四个全面”的治国理政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
“环顾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当今中国这样，以一种说到做到、只争朝夕的方式全面推进改革进程。”三天后，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评价说，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以政治自主性为保障的全面深化改革，“‘习式改革’对于整个世界都有正面示范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