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悬念，2015年，全球危机还将延续。要想把握这一年世界发展变化的轨迹，就应该跟踪研究世界几个大的“溃疡面”，因为其中隐藏着解读全球危机走势的秘籍。
一、何谓“溃疡面”和“溃疡面”战略？
我们所说的“溃疡面”，是对新近出现的一种安全威胁模式的形象概括。具体而言，它是指某些国家和国际势力为保持对特定地区的控制性影响，在关键时间和地点有意制造并可反复爆发的安全威胁。与传统的安全威胁相比，“溃疡面”的特点主要在于，它追求的是控制性影响，而不是占领性目标；它不是内生、偶发的安全热点，而是由外力刻意制造出来的冲突；它是虽不致命却很难受的创面伤，可以根据需要而反复发作。
安全领域出现越来越多的“溃疡面”现象，与世界经济体系发生的深刻变化直接相关。自1971年美元体系脱离金汇兑制后，虚拟经济快速发展，实体经济相对萎缩，资本增殖越来越依赖于金融服务业。
在全球资本的共同推动下，世界经济的金融化趋势日益显著。金融资本控制着世界资源和制成品的定价权，控制着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资本的定向流动成为其不断增殖的必经之路。欧元区的出现使资本流动出现了新的路径，导致了美欧资本间的竞争与争夺，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日益减少的利润便可能诱发严重的冲突。如果采用传统的军事手段，不仅会付出高昂的政治、经济代价，也可能刺激资本外流避险，导致两败俱伤。因此，创造“溃疡面”，在关键时刻有意激化矛盾、触发争端、形成战乱，可以有效地改变资本的流向和速率。这一做法的效果，在科索沃战争对欧元造成的冲击中就曾显现过。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只是今天的政治与昨天的政治不同—企业家的政治与地主的政治对战争有不同的影响。在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政治集中于国家领土主权的争夺；在工业化时代，国际政治目标更多集中于资源地和市场的控制。今天，当全球政治越来越被金融资本所主导、华盛顿越来越被华尔街所控制支配的时候，冲突与战争都成了资本增殖过程的延续，必须满足金融资本的需要。这一点，也将引起战争形态和过程的变化。那种能够毁灭一切的核战争，也包括其他可造成大规模杀伤的战争，显得与金融资本的战争目标不那么合拍了。
正因如此，在影响资本流动的关键地区制造并保持“溃疡面”，已经成为大国间利益博弈的新手法。如果我们能看到，金融资本集团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利益代表，那么我们就应该理解，如今的国家利益乃至全球利益的基本形态正在发生改变。随之，谋取利益的手段和方式—包括使用暴力的方式、发挥各种软硬实力的方式也将改变。夏虫难与语冰。当年尚处于农耕经济时代的中国人，自然无法理解英国人为什么要派军舰来做生意；今天的我们，能够理解金融时代竞争与战争的要义吗？
在关键时间点对特定地区，通过组合多种手段造成低烈度对抗和低程度损伤，以改变资本流向与速率，并在此保持可控的紧张以反复实施上述操作。这就是金融资本时代利用安全威胁实现国家利益、达成国家战略目标的“溃疡面”战略。
二、欧俄之间的“溃疡面”：乌克兰危机
眼下冰冻三尺的乌克兰局势，绝非一日之寒。在苏联解体之时，处于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乌克兰一直在接近欧盟还是俄罗斯之间纠结。据2002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在选择主要外交对象上，选择欧盟与俄罗斯的人各占31%，而选择美国的人只有4%。应该说，那时乌克兰政治家的战略选择还比较符合民意基础，也比较现实。
从那以后，欧盟和美国就在乌克兰积极推动“民主进程”，开启了积极东扩的行动。一些得到美欧官方和企业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在乌克兰积极活动，制造在经济、政治、安全事务中摆脱俄罗斯影响的舆论，支持反对俄罗斯的政治人物，创造与俄罗斯摊牌的机会。在2 0 0 4年12月的乌克兰“橙色革命”后，美国国务院公开承认，为推动乌克兰的“民主进程”曾花费6500万美元。美国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在2 013年12月向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透露，自从乌克兰1991年独立之后，美国已陆续向其投资超过50亿美元进行援助，并表示其中并不存在任何“阴谋论”。与政府官员的外交辞令不同，美国金融大亨索罗斯要直接许多，他承认自己在乌克兰独立以前就设立了一个基金会，“基金会一直运行良好，并在很多‘大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欧盟国家主要通过“变为成员国的诱惑”，来吸引乌克兰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如同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罗伯特·卡根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的那样，“在乌克兰这个不断延伸的舞台上，布什政府和欧盟漂亮地演了一幕跨大西洋合作的好戏”。
然而，美欧对乌克兰大剧的最终结局产生了分歧。欧盟只是想完成经济上继续东扩的目标，并不想触动俄罗斯的底线，把俄罗斯逼上绝路；从长远计，甚至还想通过欧俄自贸区，逐步把俄罗斯纳入德法主导的欧洲经济体系。可美国在乌克兰的目标，就是要在欧洲与俄罗斯之间打入一个楔子，防止出现一个统一的大欧洲。因为如果俄罗斯成为统一欧洲的一部分，将成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最有力挑战者。因此，在乌克兰保持一个难以愈合、时常发作的“溃疡面”，可以有效阻断欧洲与俄罗斯的整合进程。美欧之间战略目标的分歧，已经在德法与美国对俄罗斯、乌克兰事件走势的不同态度上表现了出来。
对美欧这些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国家来说，争取更多的金融货币收益是实现自身利益的关键。目前，美元体系占世界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的60%左右，欧元体系为30%上下，如何保住并争取扩大自己的份额，是获取货币利益的基础。虽然这一基础性结构短期内很难改变，但是它每一点的变化，都会产生巨大利益。因此，如何保持自身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是当下国际政治博弈的基本着力点。然而目前，金融资本赢利的方式已不是主要通过“投资-回报”的长产业链来完成，而是通过“投机”的方式，即通过资本在全球快速流动的方式来实现。这就导致了可以利用“溃疡面”作为改变资本流向的赢利手段，而从媒体炒作、制造危机、颜色革命到直接使用军事力量都可能成为撬动资本流动的杠杆。
以欧洲资本扩张为实质的欧盟东扩，引来了美国的欧洲“溃疡面”战略，这是传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战略困境的当代版。美国的战略设计并不复杂，只是把欧盟的扩张战略向前多推一步，就让欧俄两个哥们迎头相撞了。
在欧元区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的2015年，欧元对美元区金融资产的稳定造成了新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乌克兰“溃疡面”的反复发作，可以起到牵制欧洲经济和俄罗斯复苏的作用。因此，乌克兰在短期内会保持持续的混乱。
三、世界产油区的“溃疡面”：伊朗与“伊斯兰国”
石油曾经是现代工业的血液，而如今，石油具有更多的金融性。石油美元、石油欧元、石油期货……石油已成为重要的金融工具。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控制，已经不再是看重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盯住石油的价值和超额价值。石油超额价值来自于对石油产量、流向、销售收入以何种货币计价、结算、存储和投资。
正因此，当萨达姆准备用欧元作为石油计价工具时，美国就向这个昔日的盟友动武；当伊朗试图保持石油产业独立性时，美国和整个西方发动了对伊朗的制裁。所谓“核问题”，只是一个可以说出去的理由罢了。如果视野放到整个世界产油带，就会发现，美国一直插手其中，中东地区一直战乱不断，始终保持着可控的紧张。国际油价与金融市场波动存在着直接的关联，通过控制石油价格、产量与流向，可以对全球资本流动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一石油金融杠杆，长期控制在美国金融资本手中。
然而，世界的复杂性超出了自以为是的资本集团所能理解和掌控的范围。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独立出来的阿拉伯国家，历来有“在沙子上划线”的说法，从来没有稳定的国境线；除了依附于欧美现代产业的石油业，没有民族工业，难以解决就业问题，因此很难建立现代国家的政治体系。除了伊朗、埃及、土耳其和沙特四个周边国家外，核心区主要国家划分的依据，是一战后英法殖民者遗留下来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因此，当美国发动两次伊拉克战争，摧毁了萨达姆政权，导致伊拉克的宗教世俗力量萎缩后，中东地区脆弱的现代政治体制遭到破坏，教派之间爆发激烈的争夺，亲伊朗的什叶派势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快速发展。
为维持中东各派力量间的平衡，美国开始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打击亲伊朗的巴沙尔政权；沙特开始积极介入中东地区的教派争端，支持逊尼派的武装力量。2014年，在反叙利亚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伊斯兰国”横空出世，成为惹人瞩目的新兴力量。在美国的干预下，中东地区陷入了一片混乱：美国先是扶持萨达姆打击伊朗，然后再出手打击野心勃发的萨达姆；打击萨达姆又导致伊朗的扩张，只好通过打击叙利亚抑制伊朗，却又导致了“伊斯兰国”的兴起。可以说，目前中东地区的“溃疡面”是美国一连串错误干预的直接结果。
然而，美国不变的战略目标是，继续保持对世界产油区的控制。无法用和平手段控制，就用战争方式控制；无法用精妙的方法控制，就用笨拙的方法控制。因为这一地区是控制产油国、制造业大国的关键地区，也是控制国际资本流的关键地区。
从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分析，铲除“伊斯兰国”对美国金融利益的最大化不利。所以，美国军方按照政府的要求，采取“想打就打、想停就停”的空中打击方式对付汹汹舆情。前国防部长哈格尔不明白这一点，想派地面部队去真打，结果就只能走人。哈格尔即将卸任时接受媒体专访时说：“我认为，要击退‘伊斯兰国’就需要派遣一些部队进行前置部署。至于我们会不会这么做，我不清楚。”美军参联会主席马丁·邓普西与哈格尔一样，都认为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派地面部队。可他们对此都无能为力，这也说明美国金融集团对美国政府和军事力量的使用具有强大控制力。
对美国的全球霸权，以及通过全球霸权获取的金融利益来说，维持中东的混乱，也许不是最理想的局面，却是可以接受的结果。在乱局之中，美国成为域外重要的干预变量，这对于已经惹下麻烦，且干预力量不断下降而干预成本在逐步提高的美国，是一个两害取其轻的选择。也正因此，中东地区的“溃疡面”还将继续溃烂下去。
四、西太地区的“溃疡面”：中国周边
近年来，在中国周边出现了一些安全热点。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溃疡面”一样，这些安全问题也是被刻意制造并具有反复发作的特征。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国家认识到，在高度金融化的世界中，要想维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就需要抱团合作。从1999年起，东盟与中国之间开始推进自贸区谈判与实际合作。经过10年努力，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启动，这个自贸区涵盖了11个国家、19亿人口，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同样在2010年，中日韩三国高层商议货币领域合作和自贸区谈判。这说明，亚太区域合作走到了深度整合的阶段。3月，美韩在朝鲜半岛的联合军演中发生了“天安舰”事件。也许，“天安舰”事件的谜底要像1964年的“北部湾”事件一样，要到几十年后才能知道。但是，事件发生的背景却很清晰：半岛紧张局势持续升温，美韩以及美日展开了一系列高强度的军演。出于安全的焦虑，韩国交出了即将到手的作战指挥权，重新陷入到南北对峙的陷阱之中。7月下旬，希拉里的“南海发言”搅乱了东南亚地区的人心，经济合作的良好势头被打断，领海主权争议成为中国与东盟个别国家之间的新焦点。随后美国军舰进入南海，美越、美菲举行联合军演，美国成功地在中越菲之间打入了大楔子。此后的钓鱼岛“购岛”事件，极大损害了中日关系。据美国媒体事后透露，制造“购岛”事件的石原慎太郎实际上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在美国重返亚太后，东亚地区争端不断，中日韩之间、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之间都出现了矛盾。东亚国家经济及货币合作的议题被搁置，而所谓的领土、领海争议却成为了国家关系焦点。
上述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程度的提高将推进东亚经济和货币一体化进程，进而将威胁到美元体系在亚太区域的垄断地位。在美国爆发危机、美国经济日趋虚拟化的今天，美国很难用经济杠杆来影响亚太地区，而只能通过制造安全议题，利用美国军事力量的优势来“拉偏架”，或通过挑起意识形态的争端来影响经济合作。在中国推出“沪港通”前夕，香港爆发“占中”事件，美国媒体和政界向中国施加压力，希望挑起足以制裁中国的政治事件，彻底破坏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阻断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对美国金融资本来说，中国维持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将贸易收益主要投向美国金融市场是可以接受的结果。如果中国与东盟及日韩进行经济合作，形成自贸区，特别是通过货币互换等方式推进金融合作，就是动了美国的“奶酪”。可是碍于自由经济的理念，这种话无法直接说出来，只好通过制造危机和“溃疡面”的方式，用肢体语言向中国和东盟国家表示不满和警告。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了美国重返亚太的真正目标：控制资本在亚太地区与美国之间保持稳定的流动。无论是中日韩的经济整合，还是东盟10+3的整合，都可能出现新的资本循环，这会对流向美国的资本形成分流，影响到美国核心的金融利益。正因此，美国需要在亚太地区保持可控的紧张。
许多人认为，中国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间存在问题。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些人没有看到香港这个“蛋”出现缝隙与裂纹的过程，忽略了这个“蛋”是由国际资本、外国政府和有资本支持的非政府间组织合力砸破的。李嘉诚集团的遁形远去，英国议员敲门前来，包括闹事主角被美国常春藤学校录取，都不是简单的巧合。更不要说，“占中”人士所受到的国际组织培训、拥有的最新通讯器材了。只是由于中国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妥善地处理了此次“占中”事件，并未让“溃疡面”恶化。
五、结语
从目前“溃疡面”发作的情况看，应该说地点和时机选择还算精当，基本做到了攻其必救，一击中的。所以，这里必定有战略设计和预先准备，绝不会是随心所为。然而，“溃疡面”战略并不具有万能的灵通，本质上是美国在总体力量下降，又想保持全球控制时对巧实力的运用。它虽然有效，但效果有限，在大战略上甚至有害。
美国制造乌克兰“溃疡面”的结果是把俄罗斯推向了中国，在中国周边制造“溃疡面”的举动又把中国推向了俄罗斯。俄中的战略接近，包括一切被“溃疡面”战略损害的国家与人民，迟早会通过合作来遏制安全威胁，这对欲称霸全球的美国来说，无疑是个战略梦魇。这可能是美国战略制定者没有考虑到，或是考虑到却也顾不上的战略困境。因此可以说，创造了“溃疡面”战略的美国人也并不那么高明，他们可以对许多事情先作设计，却无法完全控制最终的结果。
“溃疡面”战略也许有效于一时，但会留下难以克服的战略后遗症。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做法只会加剧危机，最终将给麻烦制造者带来更大的麻烦和危机，“溃疡面”战略亦无法摆脱失败的宿命。（《军事文摘》20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