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是国内较早提出“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行”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2012年第一季度，当央行担心中国经济过热，继而第13次提高存款准备金时。韦森就曾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未来不但不会过热，反而会出现下行趋势。为此，他分别在2012年5月、8月和11月，专门撰写了长篇文章《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把脉当下中国》和《中国经济增速在下移》等长篇文章，阐述自己的这一观点。
2015年1月,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开年首场“鸿儒论道”会上，对于中国经济短期下行风险与长期增长的前景，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下滑并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
“因为从其他国家发展来看，没有一个国家超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在过去30多年已经创造一个奇迹。”从其他国家经历来看，中国经济指标再往下一个台阶，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实。
36年高增长奇迹
在2012年11月初在FT在北京的年度峰会上，韦森较早提出“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告诉增长，已经到了这一科技革命发展阶段上的工业化中后期”，其表现是各行各业的普遍产能过剩。韦森认为，如果观察人类社会，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中国其实已经完成这一类工业化，城镇化只会减速而不会加速，所以不要希望城镇化。”
而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没有连续涨这么多、这么久。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了36年，已经创世界历史的奇迹，韦森认为。
纵观全球近代化之后的各国经济增长数据，1830-1870年工业革命时代，全球经济增长率2.05%。这一时期，英国的经济增速大概维持在这一数据，大英帝国随之崛起。1873-1896年大萧条时代，全球经济增长率1.9%。这一时期，法国增长率为1.27%;德国统一以后增长率为2.83%。日本战后增长时期是18年，从1955年到1973年增长率为8.89%;而1975年到1990年的增长率则是4.29%;1990年之后则退至1.85%。
他表示，目前的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大致相当于1973年的日本，即基本完成了这一轮的工业化进程。接下来，中国经济到了开始下台阶的时候。“我发现不仅仅是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的经济都是一个一个台阶往下降。每当遭遇一次经济大萧条，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便下降一个台阶。”
曾有人对韦森的这一“下台阶论”持不同观点，但他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中速增长时期。1955年到1957年日本经济增速为8.89%，1975到1993年这一数据则保持在4.29%，从1994年到2009年，日本经济增速只有0.85%。但看台湾地区经济增长曲线，1980年台湾经济增速超过10%，到1986年这一数字开始下一个台阶，降至7.4%;在之后到了1996年，则又下一个台阶，从1996年到2012年平均增速再次降至4.3%上下。
任何一个社会或国家的经济，都不会连续增长这么长时间。韦森给中国经济打了个比喻，它有点像体育明星李娜、姚明和刘翔，30岁之前堪称他们的黄金期。一旦过了30岁后，那些高速增长的黄金期便一去不回。“我们所谓的‘新常态’，也就是承认了这个事实。韩国经济、香港经济、日本经济等，在萧条时期这些国家的经济都下了一个台阶。”这些迹象也表明，在全球化的局势下，中国经济也将面临“下一个台阶”的趋势。
经济下行两大救星
“我认为宏观经济增速在下移，大家知道我一直在做哈耶克跟凯恩斯论战，读《货币论》的时候，有句话影响了我对宏观经济的判断，要特别注意明显的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兴盛时期和衰退时期异常的相符。国家的财富不足是收入膨胀增进的，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的。”凯恩斯的这句话启发了韦森，他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在高速增长和繁荣时期，还是经济高速增长到了了末期，只看一个指标：企业利的平均润率。如果当所有企业都感觉到赚钱容易，说明经济在发展;如果所有企业赚钱难了，那经济增长的潜力液基本没有了。
而在中国经济下行初现端倪的情况下，必然出现大量的通缩和债务。韦森认为，当前政府最好的宏观政策，当为两条：一个是减税，一个是通过央行降准而达到实际降息。在目前大量中国企业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减税，可以降低企业的负担，增加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通过降准，而达到实际降息，可以减少企业的财务负担，可以让濒临关门倒闭的企业活下来，中国经济才有未来。“大量的企业现在处于生死存亡边缘，一旦倒闭，不但这些企业主可能不做生意，或许还不让他们的下一代人从商。”这或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更麻烦，而大量处于关停的企业一旦能熬过这个关口，或将利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西方国家，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国家政府首先考虑减税政策。“我们可以看一下政府部门现在减税力度猛增，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货币政策便是大胆的货币政策，其次便是通过减税救企业。我认为，这便是中国经济下行时期中两个首要的宏观政策。”
另外，纵观股市则出现大增的局面，尽管经济无人看好，但股市却呈现出无人看空的场面。“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的证券化率虽然不高，但股市则看上去有非常大的空间。”韦森说，2012年、2013年，中国的证券化率平均水平还不到全世界的平均水平，应该说中国的证券化率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如何挖掘证券化空间?一种方法，通过财富效应刺激消费;第二种方法，则是进一步扩张市场。一旦股市好转，证券公司的人才需求也将更旺盛，国内GDP自然就会有所增加。第三种方法，则是改变内需，刺激国内需求。
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后遗症
经济下行通道中，极其容易让人联想起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的四万亿投资应对策略。对此，韦森则认为，单就“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政府投资”而言，实际上“虚晃一枪”。“什么叫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政府花钱吗?显然不是。政府花的钱越多，国家收的税也应该越多，挤出了企业的投资，那不叫真正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经济学上来说，政府财政赤字越大，才会“越积极”。
韦森提出自己的质疑，如果从中国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看就会发现，从2009年到现在，每年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一直并不高，最高时候不超过九千亿，大多时候保持在七千亿、八千亿上下。“而且政府部门还会爆出，到年底钱花不完，各部门突击花钱的新闻。所以，我认为所谓的‘四万亿’根本就是虚晃一枪。”
在他看来，正是“四万亿刺激计划”所引发的一拨的大银行贷款，才是上一轮宏观刺激计划的实质，也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系列联动式的影响和系统性风险。“中国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上一拨2009-2010年的贷款高峰到了，现在该到了还款的时候。”虽然国内不少区域内的工厂盖得很大、生产线也很大很先进，办公楼花了大血本，建得极为壮观、漂亮，但毫无疑问，还款问题到了，产品没有小路，沉重的贷款负担已经开始成为压倒这些企业的一根稻草。
从前年开始，有关浙江等地企业家跑路的新闻开始出现于报端。韦森认为，中国经济的问题便都集聚于此，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企业比较难过的原因。“就在于这一拨四、五年的贷款现在陆续到期，导致企业负债较大，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负债率已经远远超过的美国、欧盟国家。”
“成批企业倒闭或成为常态，而这将与重要经济的下行，构成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是我的一点感悟。”经济的下行往往伴随着大量企业的倒闭，韦森建议，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考虑货币政策，实行降准。降准，货币供应增加了，才能降低市场上的实际利率。
“几乎所有投行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央行在目前至少还有400个基点的降准空间，但目前央行迟迟没有动静、犹豫不决，仍然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速继续下行的情况下，这或将引发市场难以想象的局面。”韦森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