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不能因人均GDP小觑中国

十年前，中国跃居世界经济领先位置还只是纯粹的想象。尽管如此，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赶上美国的那一天终会到来，却是每个人都清楚的。然而，我们几乎无法想象中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的这个新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如果看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我们西方人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上升趋势还远未达到顶点。在这方面，同样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仅以人均11868美元排名第80多位，甚至落后于土库曼斯坦、塞尔维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等。而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5.3万美元。现在我们在哀叹中国增长放慢的同时，很容易忘记中国的影响力还可以有多大的发展，也很容易忽视7%的增长在绝对数字上是比10年前10%的增长还要多的。——德国中国问题专家 弗兰克·泽林(德国《商报》，2014年12月12日)

2. “反寡头”是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新政治意涵

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不能仅仅停留在抓“苍蝇”和“老虎”的层面，要使反腐败运动更具有政治意义，必须深入到反经济寡头，切断经济寡头向政治延伸的途径。或者说，反腐败就是要营造一个健全的政治环境。没有这个环境，民众对执政党的抱怨和对政府的不满会越来越甚，执政党和其政府的合法性也会继续递减。中国的腐败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使得反腐败运动不仅仅是要解决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更是重建政治生态的问题。如果任由寡头经济演变成寡头政治，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政治都会变得毫无希望。因此，今天的反腐败运动最终能否提升到制度层面，通过各种健全的制度来避免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人们当拭目以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联合早报网，2014年5月20日)

3.中国的问题在于市场太多政府太少

中国不要走美国的老路，美国的过度消费造成铺张浪费，私营医疗体系低效而且成本高昂，金融去监管化屡屡造成灾难性后果。要吸取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大教训，因为市场不会自我监管。中国很多问题在于政府做得不够，不能把医疗和教育推给市场，应该进行税收政策改革，征收环境税、高累进收入税和房产税，然后扩大对城镇化、医疗和教育等公共品的开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搜狐财经，2014年4月4日)

4.中国亟须提出一个财产继承税

对于中国来说，财产继承将会在未来十年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带来前所未有的问题。比如，如果你从农村来，只靠工资挣钱，那么想要在北京或者上海买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你工资挣得相当多。当然，在巴黎、在伦敦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相对更为尖锐。中国亟须提出一个财产继承税，来减少劳动所得需缴纳的税收，平衡社会贫富差距。中国在推行一个财产继承累进税制上有很多优势，比如政治决策更加集中，政府监控力度也足够强，也更容易协调。——《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经济学家 托马斯·皮克迪(《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38期)

5.跟着西方民主模式走，路只会越走越窄

中国总体上已经走出了西方民主模式的迷思，这对中国、对世界的意义都将是深远的。中国的成功向世界展示了另外一种选择，这就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坚定地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并争取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超越西方模式。最终，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会认识到跟着西方模式走，路只会越走越窄，而大胆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才可能真正成功。——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维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14日)

6.内部相互征税不是好事，不要重演别国失误

中国对外竞争做得很好，但内部相互征税不是好事，应该提倡自由贸易。内部相互征税不合适，这会减少贸易量，有碍增长和社会福利。博弈论对这个案例的分析是，每个省份追求自身利益而对外省征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设立欧盟、世贸来降低贸易壁垒的主要原因。现在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世界其他地方曾经经历的失误不应该在中国重演，中国中央政府做得很好，但如果内部关税不能取消，商品不能自由流通，也会带来很大问题。中国一定不要重演别国的失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教授、法国经济学家 让·梯若尔(凤凰网，2014年10月14日)

7.扭转系统性腐败还需要一代人时间

反腐的整体改善，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一批训练有素的法律人在公共生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也需要培育一个良好的、健康的公民社会。世界各国走向法治都有一个历史过程，没有一个国家会一两年内就完成。英国花了数百年，美国也花了几十年。在形势的倒逼下，以及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教育和传媒的飞速发展，中国的法治建设也许会比其他国家更快一些，但也至少还需要十几年的时间。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对中国反腐和法治建设不必过于悲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李成(21世纪网，2014年3月14日)

8.“权贵”联盟致收入差距恶化，消费差距是问题所在

我们必须正确区分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和消费差距的区别，尤其是要看到财富差距不是一个问题，甚至收入差距也不是必然会带来问题的。但是，消费差距才是我们政策决策层、学者、专家、官员真正应该关注的。消费差距才是问题所在。消费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财富分配结构，在今天的世界上完全可以分离开来。只要低收入阶层的一般人都有足够多的收入，过上体面的生活，大可不必要通过征税把高收入阶层有能力的人拉下来，因为那样会带来负面效果，阻碍社会进步。对有能力、有天赋的人的创新力所起到的破坏作用，远远大于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正效应。——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陈志武(大公网年会，2014年12月10日)

9.应重新评估中国式治理制度

中国的治理制度三十多年来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在这种制度下，中国进行了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中国政府非常有能力，能够以战略眼光思考问题，与此同时也是务实和敢于尝试的。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根植于这个国家的历史。我们不应不屑地认为中国的治理制度是脆弱和不稳固的，我们必须理解这一制度——以过去三十多年的标准来衡量，这一制度是非常成功的，世界将日益认识到，这个制度是他们必须学习的。——伦敦经济学院LSE亚洲研究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 马丁·雅克(《金融时报》中文网，2014年10月24日)

10.“依法治国”需要文化认同

中国当前从政府官员到社会普通民众法治意识还不高，而对法律的 “文化认同度”不高是原因之一。因为现代法律来自西方，而中国的文化传统是独特的。这种碰撞和磨合需要时间。“文化认同”是人们思想深处的共识，涉及如何使移植来的法律“本土化”的问题。中国人急于求成的心态同中国历史上在很长时期内发展处于世界前列的光荣历史有关。这种心态同中国人没有宗教生活，人生所有的意义必须在这一生实现这一政治文化也有关系。中国法治建设有赖于提高人们的“文化认同”。而这种对法律“文化认同”的提高需要一种开放的心态，对不同法律系统持博采众长的态度，以及循序渐进的策略。——美国路易威尔大学政治学终身教授 华世平(《人民论坛》，2014年11月上)

【延伸阅读】2014外媒看中国舆情分析

2014年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改革创新，时刻牵动着全世界媒体及各国专家的眼球。通过对《路透社》、《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海外各大媒体的头版内容和权威专家观点进行归纳总结，以及各大搜索引擎有关转载引用情况，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大致得出2014年海外媒体眼中的中国概貌。

2014年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出现，为中国经济放缓指明了目标和路线。对此，超过五成的海外观点持积极态度，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必然趋势，是中国经济从积累走向升华的必然阶段，短期的经济放缓过后，将是新一轮的爆发期。但中国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不应该过多干预。同时，有少部分观点对此持消极态度，认为中国的经济放缓是市场与资源配置的矛盾爆发造成的，与高速发展时期政府相关经济政策干预过多有直接关系，“新常态”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有声音认为，无论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是低速放缓，都是客观规律造成的，应该冷静对待，积极应对。

2014年中国的强力反腐一直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热点。对此，超过六成的海外观点持乐观态度，认为这是中国走向法治的重要一步，中国的反腐将为改革扫清道路，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同时中国强调法治的权威性，“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的做法是中国作为政治大国应有的表现和贡献。也有不少观点持怀疑态度，认为中国反腐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究竟是“依法治国”，还是“依法制国”，更重要的问题是能否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官员的思想问题是关键。要解决这一问题，就一定要深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带头作用。

2014年中国的“大国外交”策略也获得了海外的高度关注。绝大多数报道及观点认为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给中国树立了一个全新的外交形象，特别是习近平的个人魅力获得了海外媒体的普遍赞扬。中国外交变得更加主动，“大国外交”使中国在亚洲的强国地位乃至领导地位进一步加强，世界各国应该加强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但对“中国模式”是否是世界化的，还存在一定争议。亚洲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认为中国的改革创新正在以其独特的风格影响着亚洲乃至全世界。但拉美的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因其社会主义国家的定位，“中国模式”不适合阿根廷等中等发达国家，具体差异化明显，盲目跟从容易引起社会反弹。但普遍赞同通过和中国的深度接触和对改革的进一步关注，来寻找加深合作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