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在渝召开，40余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就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重庆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与会专家对重庆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重庆“民生导向”、“国民共进”、“三进三同”等具体创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创新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区域化的典范，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人民论坛杂志社与人民日报社重庆分社联合推出部分与会专家精彩观点摘要(以发言先后为序)，以飨读者。
重庆促进“共同富裕”的部分举措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力度，5年投入3000亿元，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
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大力发展补充养老保险，实现200万农村空巢老人老有所养。
培养照顾130万留守儿童。建设农村寄宿制学校，建立针对留守儿童特点的培养模式，采取代理家长、亲情室、托管中心等措施，让全市留守儿童健康茁壮成长。
发展“微型企业”。新增330万个就业岗位，发展微型企业15万个、个体工商户增加到150万个，有效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
“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探索农民依法分享土地长期增值权益的机制，增加财产性收入。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2000个，实现农村“三权”抵押融资1000亿元以上。
“地票”交易制度。成立农村土地交易所，在确保耕地一亩不减的前提下，根据国家城市建设用地占补平衡的规定，引导农民宅基地和荒地复耕，形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即“地票”，利用级差地租原理进行交易，增加农民收入。
“国”“民”共进。在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的基金收入之外，重庆有“第三个口袋”，即国有资本预算收益。重庆国有企业现在有500亿以上的利润，每年至少有200亿是贡献给财政，已成为全民共享的预算。
“三进三同”结穷亲。机关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结穷亲”，以困难家庭作为重点帮扶对象，促进共同富裕。
建设公租房。计划3年修建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使全市30%的城镇人口置于保障性住房的覆盖之下。
共同富裕是第二个战略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王伟光
第一，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共同富裕是邓小平提出的第二个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主要有两个任务，一是发展生产力，做大“蛋糕”。发展就是硬道理，这是共产党执政的第一要务。国外热议的“中国模式”就归因于中国创造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奇迹，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二是必须把蛋糕分好，解决好分配问题。中国解决好共同富裕的问题就是解决根本的问题，有助于中国应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
第二，共同富裕的问题已经非常急迫地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中国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又处于矛盾期。发展起来以后问题反而更多了。在不发展时期，就只有一个问题，即解决贫困的问题，因而有了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了城市的改革，有了沿海的开放，可以用一切办法搞发展。但发展起来后遇到的问题比发展问题更难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上，就是一个分好蛋糕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要求我们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解决共同富裕，现在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更严重了，到现在问题还在发展，没有破题。现在贫富差距已经出现不可遏制的趋势，各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多少与之有关。最近广东的增城和潮州两个地方发生的成千上万农民工与当地政府的冲突，就是贫富冲突，就是“蛋糕”没有分好的影响。北非的茉莉花革命等颜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因为两极分化所致。中国如果不解决收入差距问题，那么，社会主义就要走到歪路上去，就要走到资本主义那条道路上去。
第三，应站在重庆层面考虑全国的共同富裕问题。重庆在解决邓小平所提出的第二个重大战略问题，即分配问题，应该说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头。重庆的贫富差距是在缩小了，扩大的趋势遏制住了，而且决心要将基尼系数降到0.35，城乡收入比要从现在的1:3.2降到1:2.5。就全国来说，贫富差距还在不可遏制地蔓延，甚至局部地方的情况越发严重,我们应该首先搞清楚出现贫富差距，甚至两极分化的原因是什么，找到原因，加以解决。全盘解决好分配差距问题的途径还没有找到，重庆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总结。
重庆：马克思主义区域化的典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程恩富
从经济方面来讲，重庆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是非常有特色的。第一，提出了以民生为导向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较之从转变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或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提更加准确。在民生导向方面，重庆很多工作都是率先的。重庆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城乡养老的全覆盖，非常好。
第二，真正实现了“引进来，走出去”并重的方针，是一种双向开放而不是一种单向开放。
第三，将缩小三大差距作为约束性指标写入“十二五规划”，全国是第一个。
第四，重庆“国民共进”做得好，二者在竞争中共同发展，这在全国具有榜样的作用。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具有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但现在并不是这样。
应当有马克思主义区域化的提法：现在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提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再增加一个提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区化。重庆就是马克思主义区域化的典型，重庆实践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重庆化。重庆模式比过去中国改革以来曾经出现过的一些所谓的模式更加符合“模式”的内涵，其特征主要是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重庆模式应时代召唤而生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
重庆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新的难题：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不同阶段形成了不同的里程碑，分别是深圳、浦东、滨海和重庆。重庆的振兴和这几年的崛起，有它的时代性，遇到了新的难题，有新的创新，还有更长远的对国家其他地方的启示意义。
重庆发展面临新的国内外困难：第一，在国际上，国际形势给国内造成的影响比30年前更加强烈，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中国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边的夹攻，环境变坏，影响到我们地区的开发和建设。重庆没有某些天然的利益可占，面临一些新的难题。第二，在国内，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司法和社会治安等关系到群众利益的问题，比20年前浦东开发时期更突出、更困难。
重庆模式与深圳、上海、滨海不同：第一，重庆模式是全新的。以前的几个模式有若干的雷同，在浦东有深圳的影子，在深圳有浦东的影子。重庆不是说没有继承这几个地区，而是影子较浅，因为这是一个全面、深刻的战略性地区。第二，重庆不具备很多优势。各地区有各地区的优势，但这些优势，重庆多数还并不具备。且这里是山城，发展难度不是其他几个开发区可以比的，特别困难。
对重庆模式的寄望：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基本作风之一，可是理论联系实际是相当难的，我觉得重庆在这方面做得好。当前抱怨文化蔓延得很厉害。在这个时候，需要新的空气，新的光芒，新的希望，新的解决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说，重庆模式应当说是应时代的召唤而诞生，时代造就出重庆模式来。重庆的同志们，有这种勇气来担当，有这种勇气来坚持，在这种抱怨文化在社会蔓延的环境中，我们吸了一口新鲜空气。重庆改革开放的先锋性作用，必将贡献于全国，对此我抱有一种信念和期望。
重庆民生实践对中国做好和分好蛋糕具有启发性意义
——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
第一，重庆的发展质量高。除了重庆的硬件发展水平在某些方面超过香港或欧洲外，重庆发展的“软件”水平也很高。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分配要比资本主义更合理，重庆的实践可以验证这一点。
第二，重庆人民对民生导向的发展政策十分满意。典型的例子就是遇到的出租车司机普遍给政府很高的评价。
第三，重庆的实践是做“蛋糕”和分“蛋糕”并重。改善民生的同时就是改善投资环境，可促进经济发展。如重庆的公租房和保障房建设带动了大量的外资进入重庆。
第四，重庆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是有血有肉的东西。重庆实践打破了只有中国发达板块才可能比西方做得好的常规思维，证明了西部的新兴板块可以做得更好。
重庆实践证明，不只是西方的私有制经济是现代经济，中国混合型经济也是现代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实现“国民共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走下去。
重庆应探索创新的话语，增强“重庆模式”在全球的影响力。“重庆模式”中许多实践的方法和理念对全国都有参照意义。重庆应探索和创新一套话语，在更广的地区推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并增加其影响。
把民生贡献当作政绩
——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
第一，不科学的发展方式是贫富差距、基尼系数持续扩大的根源。不科学的发展方式把效率优先绝对化，造成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等五大矛盾。
第二，要建立权利公平、规则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四大公平体系。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动摇，这个是最大的规则不公。
第三，要努力实现“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力提高同步。
第四，重庆率先缩小三大差距，探索共同富裕之路，犹如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是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
第五，对于政绩，要准备接受历史评价和群众评价。英国BBC网站的评选案例表明，人们更愿意把政府在民生问题方面的贡献当作政府的政绩。
只有“分好蛋糕”才能“做大蛋糕”
——中国社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渠敬东
积累式的发展给我们留下的代价很多，发展到今天是走不下去了。从经济结构来讲，靠低成本的劳动力和依靠外来资本，实际上使我们的经济结构依赖性越来越强，它的耗费力是越来越大，没有持续性，这个发展模式已经行不通了。所以中央说要转变发展方式。只有“分好蛋糕”才能“做大蛋糕”，其实就是在讲要怎么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
调整社会结构是确保将来经济发展获得更大活力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这在今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先分好蛋糕就是要从分配关系入手，调整社会结构，建立一个比较宽松的稳定的可持续的社会环境，从而重新激发新一轮的经济活力。
民生有多重的含义，重庆做了不少工作。第一是抓住了民生特别敏感的地方。一是公租房。住房问题是整个社会不满的焦点问题，而且从中国的历史经验看，大面积的流民，一定是造成社会动荡的根源。所以，建公租房实际是在进行社会治理，对实现共同富裕非常重要。二是养老。中国社会伦理的基础就是老年的赡养制度。在改革这30多年的低成本劳动力的积累模式里，农村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了，导致孩子无法养育，老人无法赡养，使得整个的社会伦理问题遇到了空前的挑战。第二是给通过土地流转获得了利益的农民，做长久的家计计划和发展计划，使他们不至于拿这个钱赌博。这就是微型企业的设计，做这些事情，让农民的心安下来，事业安下来。所以孟子讲，有恒产者才有恒心，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重庆模式：中国未来30年的新视觉和新框架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李希光
过去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模式是追求GDP的高速增长，一方面带来了沿海的经济腾飞，另一方面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不平衡和社会不公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威胁着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和制度的合法性。以缩小三大差别、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人的尊严为中心和目标的重庆发展模式，为中国未来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开了一个好头，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新视觉和新框架。
1978年中国的改革给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但城里人和乡下人在生活上享有不同的权利和机会，严重分裂了中国，给城乡之间带来了更加严重的不平等。只有通过缩小三大区别，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才能防止社会分化，弱化社会矛盾。中国能否走上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将决定中国未来社会能否长期稳定发展，决定中国的政治与政权稳定，如果中国解决不好共同富裕这个大问题，将会出现普遍化的社会不满，国家政策将无法实施，社会不仅会进一步分化，而且会发生社会对抗和社会分裂，导致国家的碎片化。
党和政府要通过其民生工程，重新聚焦共产党的政治资本，预防社会分裂和国家失败。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启动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生工程，重庆成了这个民生工程的巨大的实验场，五个重庆和十大民生工程，也正是中国缩小三大差距的目标和工具。以重庆经济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应简单地定义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兴市场国家。重庆通过十项民生工程，“五个重庆”和两江新区，是要建设一个发达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凝聚力，来自民生的不断改善，经济的持续增长，就业的增加，就业保障的强化等，来自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否践行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党的政权的合法性和制度的合法性，不是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是改变这个发展方向。作为中国大政战略一部分，中国必须通过营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高地。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等于中国共产党退出道德高地。
重庆的经济模式，是以人为本的，它将人民放在第一位。这个模式，十分注重平衡，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间的平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平衡，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平衡，人类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这种模式被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它是追求可以满足所有人而不是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社会主义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