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友蔡鸿滨译法国米歇尔·塞尔1982年著《万物本原》是一本十分有趣的书。“Genèse”译为《万物本原》，也极好，体现出书的主旨是“繁多”。
“繁多”的法文是否即multitude？
“繁多”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宇宙观。人生和世界的最大特点，就是“繁多”。一个人自呱呱坠地时起，就面临着“繁多”，他一生的经历充满了“繁多”，活到了70岁，仍被“繁多”紧紧地包围着。莱布尼茨把宇宙的基本单位叫做“单子”，物质的单子、精神的单子。由此他给了世人一种生于斯居于斯，却并不自觉的启示，那就是时时处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繁多”。
“繁多”不仅仅是数字的概念，而是指充塞于空间的不可量数的多种多样。目之所视、耳之所闻、肌肤之所感受，已是人不可能穷尽的“繁多”；更何况，在目视、耳闻、身受之外还存在更加无比繁多的“繁多”呢？这就是说，人除了靠目之所视、耳之所闻、体之所感去体验“繁多”——例如，莱布尼茨说，你不能发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之外，更加重要的，是在意念中深深领悟什么叫做“繁多”。“繁多”就是“大千世界”。诚然，如果站在“世界”之外去俯瞰我们的星球，我们可以说看到了“一”，离得越远，越看到的是“一”。“一”是“混一”的意思。
“混一”或许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指把“繁多”包裹起来的“外壳”，“繁多”统一在“混一”里。“外星人”看地球，是个“混一”；“星外人”没有看到“混一”的地球上实存的“繁多”。再是指世界、宇宙生成的过程，是从“混沌初开”的“一”起始，进而衍生为“繁多”。就如《易传》第一句说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朱熹解释说：“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万物之生皆资之以为始也。”这里的“元”即塞尔书中的“一”；这里的“万物”，即塞尔书中的“繁多”。无论两种解释中的哪一种，都说明“一”与“繁多”是相对的。哲学家要深究“一”和“繁多”两种概念的互斥与兼容，可以讲出许许多多的玄妙的哲理。塞尔则要从这哲理中告诉人们要注意“繁多”，要理解“繁多”，要适应“繁多”，要发展“繁多”。社会，如果没有了“繁多”，那将不成其为社会；文化，如果没有了“繁多”，将不成其为文化；星球，如果没有“繁多”，那就永远停留在“混一”的状态中，没有生命、没有力、没有精神，那就将是一块冰冷的石头。所以，“繁多”就意味着生命的跃动。
塞尔的书屡次提到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玄妙的杰作》，矮小老人的那幅杰作，表现的就是“繁多”，他从横七竖八、五颜六色中看到没有比这更美的美人了，但另外两个晚辈画家看到的却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堆乱糟糟的颜色、深浅不一的色调和隐隐约约的明暗变化”，幸亏他们终于在画布的一角发现 “一只纤弱可爱的脚”，这个“细部”总算使他们佩服得目瞪口呆，“这只脚露在那儿，就好像某个用帕罗斯大理石雕塑的维纳斯的半截身子露在遭火劫的城市废墟上一样”。“繁多”看来什么都不是，在常人眼里，矮小老人的“杰作”画的是不确定的东西，只能辨认出一只美人的脚。然而在老人眼里，那一堆没有确定形式的“颜色”，才是“杰作”之为“杰”（chef）的所在。
塞尔借助巴尔扎克歌颂“繁多”，没有“繁多”，就没有老人的“杰作”。“繁多”在声觉中的表现，是“噪声”。那是多种声音的混合体：里面有愤怒、有凄厉、有哀愁、有号泣、有大喊大叫、有窃窃私语、有大笑、有狂欢……人的最原初的感觉便是声音，人一接触了声音，就立刻接触了“繁多”。于是塞尔说：“嘈杂的、无序的、喧嚣的、闪色的、带虎纹的、有条纹的、杂色的繁多，五色缤纷，斑驳陆离，它就是可能性。它是一组可能的事物，也可以是一切可能的事物的总体。”
“繁多”就是“可能性”，是一切生机的体现；维护“繁多”就是维护“可能性”、维护“生命力”。由此，塞尔描绘了哲学家该是怎样的人，他写道：
哲学家的职责，哲学家的关心和热情，就是尽力保护可能性，像保护幼儿一样保护可能性，像对待新生婴儿那样关心可能性，他是种子的保管者。哲学家是牧人，他在山岗上放牧，他的畜群混杂着多种可能性，诸如怀羔的母羊，微颤的公牛。哲学家是园丁，他想方设法通过杂交繁殖新的品种，他保护原始森林，他防备恶劣天气变化，他带来历史和季节变化的新时刻，报告丰年和荒年，哲学家是繁多性的牧人。
他说了一句诗一般的概括的话：“哲学是可能性的贞女，在困难的时代，她也守卫着圣火。”
哲学鼓励尽可能多的提供选择的“可能性”，不为“可能性”设置任何界限。因此哲学可能包括真理与谬误，在找到准确的目的地之前，它必须游离于许多无法预料的不稳定状态当中，所以必定是探索的、开放的、不停顿的、无止境的探索精神，这就是哲学要守卫的“圣火”。
所以哲学家与政治家不同。“政治家的职责是要明智”，因为他要作出选择，他不能像哲学家那样去尽可能追求“繁多”和多种多样的“可能性”。所以政治需要理性；哲学需要理性，但并不限于理性。塞尔在这里有一段话比较政治学和纯哲学的关系：
为了保持稳定，保卫理性，政治把可能性大加削减了；经济、宗教、军队、朱庇特、马尔斯和奎里努斯，还有综合三个主神为一体的当代的行政管理，凡此种种，其职责和热情就是要压缩繁多性，缩减可能性，力求汇合聚焦起来。权力的社会职责就是要侵蚀时间。科学也在合谋，虽然它修剪分杈是为了进一步接近它所探求的真理。哲学家则是繁多性的守卫者，因此，他也是时间的牧人，他尽力保护多种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哲学家既不会拥有职权，也不会拥有权势。他第一次经历哲学与国家分离。他呼唤科学，以便使科学为他所有，属于知识一类，也就是在创造能力一边，而不是在监督控制一边。
哲学与科学也不同。科学同样是理性的产物，科学要按照科学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客观事物；哲学却不接受固定的方式，它不仅要思考科学所思考的东西，更要思考科学暂时没有思考或者遗漏了的东西。让哲学履行科学的职责，是滑稽的；但是哲学可以帮助科学从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为哲学不仅限于科学实验的规范，不仅不必遵照理性主义所设下的程式，而且是不受约束地、不为某先定目标地思考各种可能性。因为任何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的职责局限，只有哲学才面对无止境的充塞于空间和时间的“繁多”。塞尔说：“我们要思考繁多的本来状况。现在在人文科学领域里需要有繁多的概念。”于是他说：“要用科学的思想思考，但是主要是在脱离科学思想的情况下思考，要善于摆脱窒息思想的清规戒律，但是也要善于调节这样的自由。在有创造性的理性面前，只有针孔大小的余地能够通过，这是严格规定的有节制的自由。”所以他认为“哲学是走在时代前面的”，“哲学只有在投入繁多性时才能超越历史”。
哲学上的“繁多”表现在人类历史的规律上便是“喧嚣与躁动”。巴尔扎克《玄妙的杰作》中矮小老人那幅谁也看不出所以然的如同喧嚣海洋的画面，就是历史的总体。历史无所谓“规律”；如果有，那就是“喧嚣与躁动”：
不，历史不是由神的要求、朱庇特的要求而产生的，历史不是神学。不，历史不是由战争的要求、马尔斯的要求产生的；历史不是来源于斗争，也不是来自竞争。不，历史不是由经济的要求、奎里努斯的要求产生的，历史不是生产劳动的结果。历史产生于喧嚣与躁动……历史不是由某些要求产生的，而是由环境产生的。
这里的“喧嚣与躁动”有两层含义。第一就是与宇宙生成论相联的“混沌初开，乾坤始奠”；在这一点上他支持康德的自然界原始状态的学识。而第二，他不仅否定康德的天体运动在行星系中的规则性联系，而且在历史观上不同意康德的“从低到高”的“合目的论”。他认为，历史没有那样理性、那样有客观规律，用概念圈套历史，会歪曲历史。所以历史里充满了反复，有前进也有倒退，具有无法预料和不能确定的性质。他说历史像一条大河，离开源头时是一片喧嚣，跳跃躁动，时而转为波涛起伏，或旋转成为旋涡，这些都是大河的喧嚣本性。喧嚣可发为狂怒，可发为焦虑，可发为暴力，历史便是制伏喧嚣而不可改的历史。政治权力（朱庇特）、武力（马尔斯）和生产（奎里努斯）等等都是在喧嚣中产生的，但是谁也不能制伏喧嚣和躁动。那么，是否可寄望于新的阶级革命呢？
塞尔把他的“繁多性”哲学套用在历史上，便形成了一种不知原始、无秩序、无规律的能自为的历史。这里有个矛盾：“繁多性”意味着“可能性”，那么“喧嚣与躁动”在历史上又意味着什么呢？然而，人类历史是有亮色的，塞尔相信，有序产生于无序，焦虑将推出变革，因为维纳斯从海面升起时的大海本是一片喧嚣和波涛汹涌的。哲学的“繁多性”中该当包括这样的“可能性”，虽然它一时还只是梦幻。哲学家有责任去预言这美丽的梦幻。
陈乐民?
1997年2月24日
本文为《万物本原》（米歇尔·塞尔著，蔡鸿滨译，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代译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