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将于抗战胜利日举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这将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非国庆节举行大规模阅兵。

阅兵的历史考据

《左传》里有句著名的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指国家的公祭仪式，“戎”是国家的军事行动或战争。即将到来的国庆大阅兵(大型庆典仪式)，既是“祀”，也是“戎”，当之无愧的国家大事了。

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阅兵发生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夏朝建立的前夕。当时，中国北方的华夏部落首领夏禹，在现今河南省嵩县境内的涂山，与南方各部落首领会盟。在那次盛会上，士兵们手持各种用羽毛装饰的兵器，和着乐曲载歌载舞，这不仅是一种祭天的仪式，同时还欣喜地表达了对远道而来的南方各部落首领的欢迎。

到了春秋时期，阅兵活动开始频繁起来。最初的阅兵是以打猎方式进行的。军队列好阵势，最高统治者或长官在阵前先用弓箭射猎禽兽，然后检阅部队。当时，人们把这种活动叫作“搜”(意为春天里打猎)。以后，又发展为定期检阅军队或战车。检阅步兵每年一次称做“搜”，检阅战车三年一次称作“大阅”，检阅步兵和战车五年一次称作“大搜”。

古代统治者如此定期阅兵，其用意除了检查兵员装备情况外，主要还在于向百姓示威。如春秋时晋文公认为“民未知礼(威仪)，未生其恭”，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另外，还有在战前或战斗间隙进行的不定期的阅兵，称“观兵”或“观师”。这样做的目的，除了在战前鼓舞士气外，更主要的则是为了向敌方示威。

阅兵这一名称，准确地说是从汉代才被正式叫起来的。在汉代，定期的阅兵活动常与立秋之日的“祭兽”活动一起进行，其中还要增加一些打斗的内容。以后，各个朝代都有类似汉代定期或不定期的阅兵活动。

清代时，按清朝典制，皇帝每三年在南苑举行一次大阅兵礼。清代宫廷画家金昆等人奉命所绘的《八旗阅阵图》里，对乾隆皇帝南苑大阅兵的盛况作了形象逼真的记载。八旗将士各着红黄蓝白等本旗阅兵礼服分阵排列，号角高扬，军旗猎猎，一眼望不到尽头，其场面极为壮观，向世人展现了一幅场面宏大、威武雄壮的乾隆阅兵图。

在西方，“阅兵”这个词，来自拉丁文“paro”，原意就是：我准备着!这是军队的一种礼仪。早在古代埃及、古代波斯、古代罗马时，就经常有阅兵式。古罗马时期，军队远征回来，都要举行阅兵式，庆祝凯旋，并修建凯旋门。后来我们知道，最著名的凯旋门，是拿破仑时代修建的，为了走过他取胜的军队。

集体主义美学的迷思

文化学者朱大可说：“阅兵是古典战争时代的创意，它是强大的武器系统和强大的士兵集团的双重表演，表达着征服、规训和服从的语义。此外，通过整齐划一的步伐和节奏，模仿高度机器化的运作，还能制造一种集体主义的美学魅力—大型团体操的效应也是如此。”

“团体操”这个词很有意思，只是，只有将它与上世纪前半叶的那个德国女人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1902-2003)拍的《奥林匹亚》中的团体操相联系，才能说明问题。画家陈丹青评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说：里芬斯塔尔并未因第三帝国的失败而完全消失，她的游魂，至今仍然有效。

《奥林匹亚》是奥运会的纪录片，但是传送和回荡着的仍然是一贯的强意志美学，或称权力美学。什么叫权力美学?一言以蔽之，就是将政治生活审美化。这种审美旨趣，不是在艺术中加入政治的色彩，而是将政治生活艺术化，按照本雅明的说法，“人的自我异化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人们把自我否定作为第一流的审美享受去体验。”

大约是在2003年春天到秋天的时候，著名的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记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通过朝鲜驻中国大使馆的批准，获得了赴朝鲜采访的签证。采访的对象是朝鲜政府指定的大型团体操中的两位小体操运动员。

这次西方人史无前例地深入朝鲜人家庭的采访记录，却以《State of Mind》(国家精神)来命名。这就是西方人眼里的“超级”团体操，甚至包括“超级”阅兵。

以上肯定有不少过度诠释的内容，而且团体操和阅兵不能完全混淆。团体操是文艺，文艺被一体化，有很强的政治象征意义。但阅兵是军事仪式，在军事传统里，军队的一体化是天经地义的(所谓服从为天职)，是军队的基础功能。

但军人身着笔挺的军服、雪白的手套、锃亮的马靴，在一个步点中行进时，透出的美感更有杀伤力，因为在团体操的集体主义的美学之上，又勃发出庄严的崇高感。莱妮·里芬斯塔尔里程碑式的纪录片恰恰是拍阅兵式的《意志的胜利》，画面威武雄浑，大气磅礴，整饬严密，撼人心魄，在记录片的历史上至今没有人敢说自己的拍摄技巧超越了她。

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位教授曾说过，他从来不敢把《意志的胜利》完整地放给学生们看，因为看过这部片子后有超过60%的学生成为纳粹追随者，其余的40%只需要再看一遍即可同样达到这种效果，最优秀的演说家加上最优秀的鼓动家配上最为世人激赏的记录片，海啸般的冲击波没有几个年轻的生命能够抵挡得住。

里芬斯塔尔被自己缔造的美学力量遮蔽了一辈子，以至于她在70多岁时都不能顺利地举行一次摄影展，她跟媒体说：“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七个月而否定了我的一生!”

因为像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这样的文化人一直对这种美学保持着警惕：“莱妮被平反为美的祭师，并不见得是好现象……莱妮不是一般的唯美派那样浪漫地玩人类学，她的作品的力量，会引导我们不知不觉间接受了各式各样有害的宣传。”

这在中国当代社会走向现代化、走向个体的觉醒、走向公民社会的过程中的语境下，文化学者们的过度诠释，或许是对历史的防卫过当，但确有其意义。

男性荷尔蒙的勃发

大阅兵的“性别”气质似乎是不用过多评判的，战争和男性荷尔蒙的关系微妙，还有一句话说—战争让女人走开。

中国曾经有个泛军装时代，那时全国一片绿，军装替代时装成为一种主流美学，并且至今还在中国社会发生持续性回响。军事题材电视剧的走红，就是一个证明。

但军事崇拜是一种复杂的集体心理，其中既包含对权力的膜拜和对战争的嗜好，也有男性生殖崇拜的意味，也就是所谓的“阳刚”崇拜。男性青少年应该都有过这种军装癖的经历，它是男性成长过程中性别角色自我辨认的需要。

大阅兵可以说是一场散发着雄性荷尔蒙气息的盛大仪式。大炮等雄纠纠气昂昂的武器在符号体系中一向被视为男性的隐喻。反过来，军事仪式也可以激发男性的荷尔蒙。因为“力比多”(libido)的丧失对于所有男性来说都是无法面对的噩梦。

在劳伦斯的小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这种健康的荷尔蒙表现在花匠身上，而查太莱代表的则是弗洛伊德所担心的文明人的趋向—“力比多”的彻底丧失。

一次成功的阅兵，实质上是一种成功的政治仪式，可以带来神话一样的效果，实践着阿尔都塞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效。在这个意义上，甘阳等学者都是极其赞成大阅兵的。男性气质作为“第一性”，一向是受到高度评论的气质，所谓大国雄风，这个“雄”字很关键。

大阅兵中也有很多女兵。1984、1999年的两次大阅兵中的报道中有这样的话：“在以男兵为主的阅兵中，女民兵和女兵方队的出现常常会赢来更多的掌声。……过去一直穿长衣长裤的女兵突然穿起了马靴、藏蓝裙子、绿色上衣，精神抖擞，令人印象深刻。”

1984年以来的这种变化，把女兵由完全掩没在男兵中的“长衣长裤”一变而为“马靴”、“藏蓝裙子”的“令人印象深刻”形象。从服装角度来说，“长衣长裤”时代是毛泽东时代的“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遗留，性别的外在差别被抹平了。

但在邓小平时代，则以女性化的“裙”加上男性的阳刚气质的“马靴”，这样的服装组合巧妙地既保留了大阅兵的总体的阳刚气(这一保留是由“靴”所带来的)，又使得女兵的出现成为亮眼的“点缀”，于是新的隐喻内涵也产生了—性的内涵。难怪报道接着写道：女兵方队体现了“阳刚美与阴柔美的完美结合”。时代真的变了。

在阅兵强大而整齐的阵容中，祖国的强大跟男性的阳刚、英雄气质之间建立了一种转喻的联系，而女性主义者似乎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结论：从国家角度而言，大阅兵当然是展国威、扬军威的最好方式。

但从女性的角度而言，大阅兵与她们关系淡薄却又暧昧，就像足球运动一样，虽然有无数的女球迷，但她们或者明白或者真的不知道，在球场边穿着性感短裙跳舞的“足球宝贝”，才是她们在这个符号体系中的真正位置。

仪式化的震撼

仪式是对集体情感的一种肯定方式，一个群体的集体情感越需要肯定，仪式就越多、越隆重。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自由自在的，是非集体性的，所以，一个社会要肯定某种集体情感的真实，就会反复地举行某种仪式。

仪式总是象征性的、表演性的、重复性的，以摄人心魄的虔诚方式，去震撼群众的庸常状态。大阅兵正是如此。

真正的仪式总是可以归类为两种：感性的狂欢仪式和精神的庄严仪式。大阅兵本属于后者，可以说，古往今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也无论人们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传统文化有何差异，大家对阅兵意义的认识几乎是一样的—阅兵始终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感振奋、最为神圣的庄严的仪式。但时代进行到今天，大阅兵身上的军事、政治意味比以往冲淡了很多，阅兵的着眼点反而更多的是针对国内民众。

众所周知，作为“国之大事”，一国军事力量对于普通国民也时常是保密的，国家武装力量的成色往往只能在突发事件中才能得到检验。于是，和平状态下，大阅兵更像是军队向国民的汇报演出。所以，今年的大阅兵仿佛有了与民同乐的真正的节日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