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日两国首度在东亚地区以对称性的平等强国身份出现。中日两国战略环境对两国的崛起既有有利的方面又有不利的方面。因此在崛起的战略选择上,两国既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地方。由于日本以后的战略选择方向不明确,因此其不同选择也就决定了中日间互动安全模式的具体样式。
关键词 中国 日本 崛起 战略
二战以后,东亚地区经历了两个国家、两次崛起的历程,即20 世纪60 年代以来日本的重新崛起及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的和平崛起。当前,中日两国的崛起改变了两国间历史上一直存在的“一强一弱”的非对称格局,而首次在本地区以对称性的平等强国身份出现。因此,分析中日崛起的战略环境,比较两国崛起的战略框架,明确两国关系的定位,探寻维护中国安全的最有利途径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一、中日崛起战略环境的有利与不利
1. 舆论环境。从当前的大国关系看,中国崛起使得近代以来中国始终处于国际格局中弱势一极的态势开始逆转,由此,在一些西方国家,“中国威胁论”也就甚嚣尘上。例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曾说过:“一个富裕的中国不会安于现状,而将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国家,注定要争取地区霸权。”[1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论在一些东南亚国家中也很有市场。因此,如何消弭这些言论就成为中国需要破解的一个难题。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中国威胁论”更多的是基于美国学者温特所谓的“知识(观念) 结构”的不同。正是有这种不同,所以双方总是相互猜疑,对对方的动机和意图也总是做最坏的估计。由于观念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负面言论短期内也不会消失,由此也增加了中国崛起进程中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的难度。
就日本的舆论环境看,对日本怀有戒心的主要是二战时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这几个东亚国家,如中韩朝等。在历史认识、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这几个国家是对日本提出批评并对其崛起表示担忧的主要力量,但目前看其言论似乎曲高和寡。首先,在经历了80 年代初短暂的“日本威胁”后,美国已明确表示支持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特别在“9•11”事件后,美国不仅暗地扶植日本,力促其派兵海外,同时还支持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次,由于历史经历不同,亚太国家对日本的态度很不相同,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疑虑要相对弱一些。所以,从目前中日崛起的舆论环境看,似乎中国受到的压力要更大一些。
2. 地缘环境。从地缘结构看,中国属于陆海复合型国家。因此,如果中国处理不好陆防与海防的关系,就可能既遭到陆权国的欺凌又受到海权国的侵犯。另外,地缘政治理论认为,如果力量相近的国家隔得越远,它们的安全感就越大;力量相近的国家隔得越近,它们之间的安全感就越小。[2 ]而中国在地缘上就恰恰与多个大国为邻,因此,随着中国的崛起,周边国家的安全疑惧心理也就可想而知。尤其对中国不利的是大国一多,受到的牵制也就越多,甚至在特定条件下会形成四面受敌的窘境,如20 世纪60 年代中国的处境就是这样,毛泽东曾形象地将这种局面比作“夹肉面包”。[3 ]日本的地缘位置则有效地摆脱了这个困境,首先,日本是岛国,可以不必费心处理陆防与海防的关系,只需专心搞好海防即可;其次,日本可以创造“岛国效应”。美国学者莫德尔斯基认为,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要成为真正的强国,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要具有“安全保障剩余”( security surplus) ,即居有岛国或半岛国的地缘位置,从而具有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自主性。这在国际政治理论上被称为“岛国效应”。[4 ]虽然现在远程导弹的出现使这种效应不断弱化,但战争毕竟不能“离岸”进行,所以岛国的优势还是存在的。由是观之,似乎中国崛起的地缘环境也较之日本更为恶劣,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却也可以发现中国的地缘环境对我们有利的一面。首先,中国的地缘结构可以使之成为海陆大国间纵横捭阖的独立政治空间。例如在70 年代,基辛格打出“中国牌”,曾引起勃烈日涅夫的恐慌;进入90 年代,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又使美国感到害怕。有鉴于此,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一方面应具有战略方面的灵活性,避免任何可能出现的地缘政治抗衡与竞争危及中国;另一方面,也可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兼顾利益原则,有重点的发展对外关系,但要着眼于多边推进。其次,中国周边强国环伺也可以增进我国的“进化力”,这是达尔文生物学及市场经济教给我们的一个原理。如果一个大国在某一地区独霸一方,其周边都是小国弱国,那总有一天这个国家会走向迟暮。而“与狼共舞”并能够生存下来的国家则往往充满活力,其地缘位置促发的相互竞争也是一重要因素。
3. 文化环境。中国文化从总体上可归结为三个特性,即整体性、中和性和差序性。所谓“整体性”,即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无疑是与当前的全球化及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相应的。所谓“中和性”主要体现为中庸之道,即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存在的适度合理性,因此在矛盾解决方面强调协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与中和性使得中国尊重多样性,强调和平共处,这也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所谓“差序性”是由费孝通先生“差序性同心圆”概念引申而来。这种“差序性”可能会使中国强调“夷夏之防”,从而夜郎自大,盲目排外。另外,如果将这种“差序性”加于百姓则可能使国内政局不稳。令人欣慰的是最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表明中国政府消除这种差序性的决心,由此也增加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民心凝聚力”。
日本文化的特色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岛国文化”,这种文化使得日本具有居安思危意识,从而能够奋斗上进,这无疑对日本崛起是有利的。但有的时候,岛国文化也可能使日本对安全问题过于敏感,对周边国家任何事关安全的活动都风声鹤唳,从而滞阻日本与他国关系的发展。另外,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还将日本文化归为一种“耻感文化”,这种文化使得日本有一种“善变的伦理”[5 ] ,在国家发展中,如果一种战略方针失败,他们可能迅速抛弃这种方针,由此使得日本崛起具有灵活性。但另一方面,这种文化也使得日本过于自信,这种自信“是愿意干起任何工作而不顾自己的能力是否差距很远的思想基础”。[6 ]在这种文化理念中发展也可能使日本崛起具有刻板性,从而延缓其崛起的速度。
二、中日崛起战略框架的相同与不同
所谓战略“, 泛指重大的,带全局性的或决定全局的谋划,战略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达到这一历史时期所规定的主要目标以前基本上是不变的”。[7 ]所以,我们这里也就不准备比较中日崛起过程中在具体领域所采取的策略措施,而是对那些事关两国崛起的总方针、总计划进行分析。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对两国的战略框架作如下比较:
1. 关于相同点:
(1) 两国都经历了“韬光养晦”的历程。20 世纪80 年代末,邓小平在对世界形势、中国国情进行了全面分析基础上明确提出“韬光养晦”策略。其原因主要基于这样几个方面考虑:首先,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陷入低潮,因此,如果中国像前苏联那样“处处争强”,只能遭到国际反共势力的敌视与遏制;其次,就是中国国情特有的“大国小国双重性”。说中国是大国,即人口多,块头大;说中国是小国,即综合国力人均量小,经济效益低。正因为我国国力有限,所以也就制约着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无论是国际维和、国际救援还是国际开发,我国所能投入的力量都是有限的。从当前看,尽管我国提出“和平崛起”,但实施“韬光养晦”的策略基础并没有改变。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仍应坚持这一策略,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越发展越要谦虚”。[8 ]
就日本来看,日本的“韬光养晦”更多的是自我约束与外部强制双重作用的结果。二战后,美占领军当局对日本进行了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改革,由此,日本的内政外交也进入一个“冬眠期”。在内政方面,以吉田路线为指引埋头发展经济;在外交方面,则坚持“三不原则”。同时,日本对有损其“韬光养晦”策略的行动还主动进行抑止,如1958 年,联合国秘书长要求日本向联合国黎巴嫩监督团派遣自卫队成员,被日本政府拒绝。1961 年,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松平康东主张派自卫队参加联合国对刚果的行动,遭在野党反对,池田首相责令其收回发言。所以,从日本战后战略的发展轨迹看,有学者提出日本是在用一种“煮青蛙”方式实现崛起,即“采取一种逐步使国际社会习以为常的方式,在化解国内外阻力的过程中,以低调追求高目标”。[ 9 ]因此,日本也被人称作战后“韬光养晦”最成功的国家。
(2) 两国都力图在崛起中“有所作为”。对中日两国来说,“有所作为”不等于“全面作为”,而更多地体现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色彩。就中国看,中国的“有所作为”主要建立在这样一些理念思考之上:首先,中国是一个大国,她既是人口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又有一定实力。邓小平指出:“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10 ]这句话点明我国在多极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说明中国是世界上一个有份量的国家,应该而且能够有所作为。其次,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其实,随着中国的崛起,国力的强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也与日俱增。可以说,在亚太地区,任何地区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是难以获得满意解决的,例如,朝鲜核问题、地区恐怖主义问题等。因此,中国应认识到自己崛起的使命,积极参与亚太安全事务,倡导建立亚太安全机制,以此维护本地区的繁荣与稳定。
对日本来说,能够在国际上有所作为一直是其孜孜以求的目标。其实,早在20 世纪60 —70 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其有所作为的思想就不断萌生,到80 年代终于将其付诸实践。其表现一是积极插手亚太安全事务,如倡导建立亚太多边安全机制,参与朝核六方会谈等;二是将军事力量派出海外,如从“9•11”事件后的《反恐怖特别措施法》到伊拉克战争后的《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日本的举措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三是力图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联合国一直被日本视为能在国际上有所作为的主要场所,因此,彻底调整安理会的组成就成为日本实现突破的一个重要步骤。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曾为此直截了当地说:“没有日本参加的安理会缺乏可信性。”[ 11 ]
2. 关于不同点:
(1) 中国是独立崛起,日本是附属崛起。这一点也许是两国实现崛起在策略选择方面最大的不同。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主要受到这样一些因素的影响:首先,结盟的历史教训。20 世纪50 年代中苏结盟使得中国丧失了许多战略主动,也促使我国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思考,由此形成“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2 ]的基本结论;其次,大国的必然要求。要在国际社会成为有影响力的国家,独立自主是一个基本的素质要求,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 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13 ]再次,中国主权观的逻辑选择。由于建国前经历过长达一百多年半殖民半封建统治的历史,因此,中国对得来不易的主权格外珍惜。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也曾为此深有感触地说:“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14 ]对于当前日本搭车的做法,许多人认为是二战战败日本自酿的一杯“苦酒”,但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却可以发现内中原因并不仅基于此。纵观日本近现代史,日本追求大国地位的历程有着惊人的相似,即都是“与强者为伍”从而附属崛起。近代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中曾经指出:“为今日谋之,已不能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兴亚矣。莫如脱其伍与西洋文明之国共进退。”虽然这里福泽主要阐明的观点是“脱亚”,但作为一个后发型国家,搭上西方文明的快车,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却也是福泽“脱亚论”的题中应有之意。另外,1900年日本与西方列强组成八国联军侵华时,时任日本内阁陆军大臣的桂太郎在阐明政府的对外方针时说:“要掌握霸权首先要寻找线索,那就是要加入列强的队伍。而要想加入其队伍,必须支付一定的保险费,外交上最佳方案莫过于尽可能派出少量兵力,附于列国之骥尾,占据不失为其伙伴的位置。”[ 15 ]这番话可以说是日本附属外交战略的一个鲜明写照。所以,正是在这一战略指导下,一战前,日本以欧为师,并充当了当时世界霸主英国的盟国;而二战后则是宁肯“低人三分”也要实现“入美”。
(2) 中国崛起是以维持体系的面目出现,而日本更多的是以挑战体系的面目出现。中国历来是一个行“王道”而非“霸道”的国家,中国和平崛起的内涵之一就是中国为和平而崛起,也即中国不是现行体系的破坏者,而是一个积极参与者、维持者,表现有三:首先,在安全理念上,中国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例如中国与许多国家建立的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就是这种观念的体现;其次,在国家发展模式问题上,“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16 ]再次,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中国也不是要彻底打破旧秩序,而是推动建立新秩序。目前,中国正在通过融入国际社会、按国际规则办事的方法,提高我们的“参政议政”能力,在此过程中,实现建立新秩序的目标。对于日本来说,虽然从发展策略上,日本善于与强者为伍,但一旦实现崛起,挑战现行体系就成为其进一步的战略选择。例如,在19 世纪末,以欧为师而崛起的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对已摇摇欲坠的“天朝礼治体系”完成最后一击。后经过几十年的谋划与准备,日本实行了对国际体系的第二次挑战,然而这次挑战却在美国原子弹的轰炸声中土崩瓦解。到20 世纪80 年代,重新崛起的日本对“美国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 的挑战似乎更加凶猛。在政治上,石原慎太郎与盛田昭夫联合喊出“日本说‘不’”;而对美国挑战最为严重的还是贸易领域,当时美国学者弗罗斯特在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声称“美国已成为日本的种植园,木材托运者,粮食种植者,去换取高技术附加值产品”,[17 ]这虽不免夸张,却反映出美国人对“日本威胁”的恐慌。所以80 年代美国出笼的“超级301 条款”几乎就是专门针对日本的。然而进入90 年代“, 日本神话”终于复归“泡沫”,风行一时的“日本威胁”迅速瓦解并消失。
三、中日崛起的互动安全模式选择
要考察中日崛起的互动安全模式,须把握以下三个因素:一是中国因素。在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大国小国双重性”的现实国情估计不会改变,因此,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个大局也不会动摇。由此,在对外安全层面,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就成为必然的逻辑选择。因此,中国因素可作为三因素中的不变量。二是美国因素。当前,一极霸权结构是国际安全格局的真实写照,美国希望通过它的“全球介入”来保持各地区的权力均衡。作为东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外部力量,美国因素对于中日互动安全模式选择必然产生影响。所以,美国因素可作为三因素中的中间变量。三是日本因素。对于日本来说,追求大国地位与作用是确定无疑的,但其走向大国的战略选择却是不确定的。因此,日本因素可作为三因素中的自变量。当前摆在日本面前有三条道路,而日本的不同选择也就决定了今后中日安全互动模式的具体样式。
1. 如果日本最终选择“帝国霸权”道路,那依据美国在本地区力量的消长,中日安全互动可呈现两种状态,即仲裁约束模式与两强对立模式。要形成仲裁约束状态,首要的一个前提就是美国仍在本地区拥有超强的地位,至少应有超越中日两国之上的力量。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走向看,由于中日两国是其在东亚的主要竞争对手,所以如何操作中日这对双边关系从而使自己居于主导地位就成为美国决策层费尽心思谋划的重点。而一旦日本妄图突破“在美国可控制范围内”的底线,美国为平抑强权就会担任仲裁约束者的角色,如1899 —1921 年的中日关系大体上处于这种状态,拆除英日同盟及通过九国公约都是美国对日本仲裁约束的体现。此外,要形成两强对立状态,也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美国在本地区的力量已降于日本之后或由于某种原因美国从东亚全身而退,对中日之争隔岸观火(当然今后出现这种状况的可能性不大) ,如1931 —1941 年的中日关系大体上是这种模式。应当说,这种模式是中国最不愿意见到的,同时也是对中日两国损害最大的。
2. 如果日本寻求“权力均衡”道路,那依据中美关系的亲疏,中日互动安全也可呈现两种状态,即竞争追求模式与联盟均势模式。所谓竞争追求模式,即两个国家是具有共同利益的竞争者,利益集中于第三国,两个国家形成“情敌式”的竞争追求关系。如果日本在崛起中仅仅追求均势,那么一旦美国因为策略的考虑加强了中美关系,日本就会发现自己在均势架构中已处于“被边缘化”的危险,故此,日本有可能如20 世纪70 年代那样跟随美国“追求”中国。但另一方面,如果日本真的作此选择的话,其在东亚的战略优势地位就会荡然无存,对本地区的主导权也只能拱手交给中国,这是日本所不愿意见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更有可能倒向另一个夙敌俄罗斯,而“适度地发展与俄国的关系,不仅在近期内能够制衡中国的崛起,而且从长远看,也有可能平衡美国的影响,从而收到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的效果”。[18 ]当然,如果中美关系并未强化,甚至有所疏远,那联盟均势就成为中日间必然的逻辑选择,而这正是当前中日关系的写照。冷战后,中美关系起起伏伏,波折不断。而日本对中国的崛起也是深怀疑虑,如2004 年底日本政府推出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中,中国被日本列为其周边安全环境中的不稳定因素之一。故此,近年来,日本一方面扩大了日美合作的范围,另一方面则加强或改善了日台关系、日俄关系、日印关系等,其借重这些双边关系制衡中国的意图由此可见一斑。
3. 如果日本寻求“和平发展”道路,那既会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太国家的欢迎,同时也代表了新时期日本的发展希望。在日本看来,目前的全球化时代使得亚太地区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和政治安全外,还出现了诸如分离主义、恐怖主义活动、海洋资源纠纷、环境污染、非法移民等潜在的安全隐患,很难确定在什么情况下由哪一方引发冲突。因此,仅仅依靠日美同盟是无法达到维护本地区安全目的的。在这种背景下,日本谋求“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很显然,没有其他亚太国家参与,其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是难以实施的,由此也决定了中日友好的必要。如果此时中美关系和谐,那中日间就会形成“合作协调”模式。应当说,这是中日互动安全最理想的一种状态。当然,目前中日关系也时常受到诸如历史认识、领土纠纷等不和谐因素的冲击,从而变得极不稳定。所以,中日间要真正使“合作协调”模式成为两国间主导的安全合作模式还任重而道远。
注释：
[ 1 ] 王文峰:“现实主义的反思”,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 年第12 期,第36 页。
[ 2 ] Stephen M.Walt ,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 Ithaca ,N. Y. :Com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 —28.
[ 3 ] 苏格《: 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版,第364 页。
[ 4 ] George Modeslski ,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 Comp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 Vol. 20 ,1978.
[ 5 ] [美]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年版,第210 页。
[ 6 ] 同上,第198 页。
[ 7 ] 《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年版,第1523 页。
[ 8 ] 《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版,第320 页。
[ 9 ] 《日本问题专家:日本“煮青蛙式”走向军政大国》,载《法制晚报》2004 年9 月7 日。
[10 ] 同[8 ] ,第353 页。
[11 ] 孙承:“论日本充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载《现代国际关系》2001 年第8 期,第28 页。
[12 ] 同[8 ] ,第3 页。
[13 ] 同[8 ] ,第311 页。
[14 ] 同[8 ] ,第331 页。
[15 ] 武寅:“热战冷战温战——国际大背景下的日本政治走向与中日关系”,载《日本学刊》2002 年
第4 期,第4 页。
[16 ] 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网2002 年11 月17 日。
[17 ] [美]迈克尔•格林与帕特里克•克罗宁:《美日联盟:过去、现在与将来》,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年版,第282 页。
[18 ] 俞正梁《: 大国战略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第236 页。
作者为青岛大学法学院讲师。来源：《国际观察》2005年第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