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种刊物上不断刊出本世纪文学、史学、哲学研究回顾的文章，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研究一段时间，停一停，想一想，如何深入下去，每每有新的发现。这些回顾文章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差不多所有的回顾文章都提出了本学科在本世纪研究进展的分期问题。有三期、四期、五期的不同分法。分期就涉及分期的标准，如学术思想的变化、研究的规模、深入程度等等。而最主要的一点，是本学科如何从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学术的过程。就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而言，不少的文章都谈到从王国维开始的国学研究的近代化过程。从王国维到陈寅恪、鲁迅、胡适、闻一多，一直到三、四十年代。在大陆，1950年到1978年是一个阶段；然后是近二十年。对于这几个阶段的反思，似乎对第一个时期即王国维他们那个时期的了解与分析精细一些，而对于1950至1978这一个时期的反思除了徐公持先生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 期）的那篇文章有全面系统的评说外，大多没有作更深入的分析。这里面最为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一个评价标准问题，距离太近，学术上的是是非非，还不可能用完全冷静的旁观者的态度去判断。加之这一时期中情况也并非完全一样，就古代文学研究言，1955年以前、1961、1962年与其它时段也不同。对于这些复杂的情况要作更为冷静的全面的评价，这恐怕还是留给将来好。大家比较一致的评价，是对近二十年来文学研究的成就持肯定的态度。这一点，我也有同感。不过我觉得对这个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就还应该给予更为充分的肯定。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近二十年来我们这里（我仅指大陆而言）的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成果都是本世纪以来最好的。古籍整理近二十年来进行了许多大的工程，存世古籍的著录；各种全文、全诗的编纂；重要作家全集的校注、汇释、集评；资料的辑佚、辨伪；等等。无论是从规模、投入力量还是从已出和将要出的成果上，都可以说进展巨大。作家、作品研究的有深度的成果数量也比前此的几个时期多得多，特别是对一些名作家、名著的研究，不惟论著多，且对于许多问题的探讨也已相当深入。从研究涉及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面来说，这个时期也比前此的几个时期广泛。不少以前并未提出来的问题，这个时期提出来了。一些基础性的对后来者功德无量的研究工作，如傅璇琮先生主持的历代诗文系年也正在进行中。
从研究者的角度说，近二十年来在观念上起了重大的变化。对古代文学的评价标准实际上呈现出多元的格局。研究方法也走向多元化，这些方法的运用，有成熟的、有不成熟的、有很不成熟的。与观念和方法多元共存的同时，学科交差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普遍现象，国学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得到了发扬，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语言学、宗教与神话等等学科广泛介入古代文学研究，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界在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表现出多元并存的活跃的局面。
这种多元并存的局面应该给予怎么样的估价呢？近二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最好的成果，似乎可以说，都是与坚实的文献基础、与实证的方法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如果从学术思想上考察，那么可以说，并未超越王国维、陈寅恪他们的学术思想和他们所建立的学术范式的范围，是在他们已开拓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而已。有些课题，可能比他们作得深一些，涉及的范围，也可能比他们广一些。至于各个学科的介入，其实也是三四十年代已经开始了的，并不是新的突破。总之，从学术思想、研究视野、学术范式看，近二十年来实际上是绕开1950至1978年这一时段，直接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他们开创的研究路子。是深化、是拓展，而不是突破。有许多扎实的、可以传世的著作，而并没有可以影响一代学风、引导一代学术的著作问世。我们已有不少多学科介入古代文学研究的论著，而且其中有的还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如关于佛学如何影响文学的研究；关于音乐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运用语言学于古代文学的研究等等，都对于不少的文学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多学科的融合，似为今日科学发展的一种趋势。有一位年青的历史学家，甚至说历史研究不应分什么纯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或其他什么史的研究，而应是整体的社会史的研究，因为人类没有分门别类的历史，而只有整体的历史。如果把这种观点也用到古代文学研究上来，那么文学史也应融合到整个社会史中去，不能独立存在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多学科融合的落脚点是什么？人文科学研究的前景，是越发展越走向具体而微、越细，还是越发展越走向综合，学科界线消失？或者是越综合越是落脚到具体而微的问题上？文史哲不分、文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文学心理学等等，落脚到什么地方？是落脚到不分，落脚到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还是落脚到文学？是用文学来解释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还是用这些学科来解释文学？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似都还没有完全解决。举个例子就可说明。前段时间讨论文学人类学问题，各人的观点虽不同，但意思还是明白的，都是要用人类学去研究文学。但“文学人类学”这个名词本身，就其语序而言，落脚显然在人类学上。命名的不确切必然会影响到研究目的的不确定性。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多学科的融通对于研究者来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要用人类学的视角、知识与方法来研究文学，你就应该对人类学有深刻的了解，或者说，应该经过人类学科严格的专业训练。其他学科也一样。而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现代科学的发展，每一学科都有它无数的问题，无数的领域，只要扎进去，就可能出不来。而若凭一知半解的知识与古代文学融通，那结果便可能是一种四不象的东西。外行看很热闹，内行看一团糟。就像通常说的：我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是多学科交融又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向，那么，应该如何来理解多学科的交融呢？是利用其他学科的视角？或者它的知识？或者它的方法？或者仅仅是它的资料？多学科融合的又一个问题，是涵盖面。是不是某一个学科的知识、方法、视角都可以用来解释所有的文学现象？比如说，用音乐学能否解释一切文体？用人类学能否解释每一个时期、每一种文体、每一个作家，等等。
从研究成果和研究人员的状况看，近二十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除了文史哲打通的研究较为成熟之外，多学科的研究似正处于展开、探索的阶段。这可能与经验积累的多少有关。文史哲融通是国学的传统范式，有着深厚的基础；而多学科融合的历史尚短，还没有发展到成熟的阶段。我们前面说过，近二十年来依国学的传统范式展开的研究，成果虽丰盛而就其学术范式言，并未超出王国维、陈寅恪的范围；多学科的研究又还远未成熟。这种成绩虽丰厚而重大的突破并未出现的状况，是不是可以说，我们正处在古代文学研究的过渡阶段。
但是下个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时代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可避免的要改变各个学科的研究目的、研究视角、研究手段、研究范式。比如说，电脑智能化水平的提高，就不可避免的要改变我们的研究方式。如果有一天，存世的一切典籍都十分准确的扫描进电脑，进入网络，通过程序的编制，不仅可以自由的调动，而且可以思考、可以自动识别作家风格、可以辨伪，那么，也就没有必要以毕生的精力去为一部书作校注，不必穷毕生之精力，去作古籍的辑佚工作，至于汇注、汇释，就更是易如反掌的事了。那么，到时我们的研究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下个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会是个什么样子，现在是很难预料的。有的学者认为下一个世纪的文学史将回到刘师培写《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那种写法。我想，下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再回到刘师培先生的写法似乎不大可能，理由我说不清，但有一点是可以说的，就是时代到底是差别近百年了。又有学者完全否定现在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当然也包括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他们认为现在大学中文系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都是失败的，“在大学校园里，国学已成为以学分标志的一门知识、技巧，专门用于生产良民版的博雅之士。”是合格的写字师傅在培养合格的徒子徒孙，是把高考作文的尖子经四年的培养成为初通求职报告写法的文秘；是把我们的学生从有话好好说培养成有话不会说。他们感慨说：“二十世纪的文学教学与研究究竟有什么意义！”他们大概是把不同学科的使命给混淆了，把学术和做人给混淆了。中文系为社会培养办实事的人，当然也包括他们所反对的培养公务员和文秘。不排斥在中文系的学生中将来会出现一两位思想家，但如果把中文系的目标定为培养对现实的不公正加以干预的思想家，那恐怕就不好办了。中文系失去它的学科界线，文科各系呢？以此理推之，当然也一样。这倒使我想起了文革后期提出过的“把大学文科办成党校”的口号来。表面看起来似乎不同，而实质是一样的，走了一圈又走了回来，真让人感慨万千。我们吃全民搞政治的苦头还少吗！对于这种观点，本来没必要去辩驳，它只是一些对于中文系的教学和研究、对于中文系各学科的学术研究现状并不了解的极端者的不切实际的话语，不会有多少人相信。之所以在这里提出来，是因为这种思想带着反学术的性质，而中文系教学和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学术发展的关系至为密切。我们曾经封闭了二十几年，国门打开之后，猛然发现不仅自然科学各学科远远落后了，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也远远落后了。近二十年来学术研究的风气刚好转，学科建设正在深入，不应再回头了。八十年代中期出现过一片反对对古代文学进行纯学术研究的声音，因其反学术而自然消失。我们这个会的议题是古代文学博士点的教学和科研问题，是为下世纪培养高层次的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人才，当然要坚持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性。古代文学的价值一是它对于我们今天仍有陶冶情操、塑造健康人格的作用；一是它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有无法取代的价值。它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当然更带纯学术的性质。它是文化的承传，对现代文化建设的贡献是无形的、又是非有不可的。因此，强调它的学术性，强调学术独立，应该是这一学科的性命。
我以为知识分子应该有正义感，对于社会的不公正应该表示自己的鲜明态度。不管从事何种学科的研究，都应该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应该有饱满的政治热情。但是这样的政治热情不应被理解为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的政治化。现代社会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使命。文化建设是多层次的，非常复杂的。泛政治化无益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这就涉及古代文学的研究目的了。我以为，要使古代文学研究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服务、为民族文化得以承传，第一的工作应该是求真。面目不清难辨价值。为求真可以用一切方法，方法只是手段。
我想，下一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可能要由那些既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博通中西的学者来创造。研究的范式可能是多学科融通而又回到文学自身，由博而约。回到文学，可能有许多的工作要做。我们现在的多学科融通的研究，对于文学研究而言，多数似乎只是在文学的周围转，一旦回到文学，对于古代文学的解读可能会有我们预想不到的突破。回到文学，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对于文本的解构，它要宽泛得多。从文学现象、作品的人文内涵、地域色彩、形成因素、承传关系、发展脉络到作品自身的内在结构、意象、境界、词采、声律等等，总之，是文学自身的问题。为确切解读文学，我以为，什么方法都可以用，只要它能有利于正确解读。还有一点，就是要从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现状出发来选择方法，而不是跟着国外的方法跑。现代社会的学术思潮变化周期越来越短，是永远跟不上的，跟上又如何？要洞然于心，有用则用，自己创造，才是出路。
我们是为下一个世纪培养古代文学研究人才的。就文学研究而言，我们现在没有大师，这过错不在我们，而在时代。几经动荡、波折，决定了我们无论在知识积累、研究现状、研究深度诸方面，只能处于过渡的阶段。我们培养的古代文学研究生，应该比我们更好。凡是我们缺乏的地方，也是他们应该加强的地方。他们应该直接王国维那些大师，具有坚实的国学基础。他们应该中西兼通，有更为广博的知识。他们应该是一些思想非常活跃、富于创造性思维的人。应该是敢与导师持不同意见，比导师高明的人。但最主要的一点，我以为他们应该是一些非常踏实的做学问的人，而不是一些空话连篇、靠说一些漫无边际的废话以猎取名誉的人。如果中文系培养古代文学研究生，都是一些这样的人，那才是中文系教育的最大失败。
我的看法可能有许多不当之处，自身学识积累肤浅，所见只能如此，意在引玉，请诸位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