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认同是影响农民行为逻辑的一个重要变量，农民的行为逻辑也只有放置在农村社区具体的场域中才能得到理解，抛开具体的社区场域去讨论农民的行为逻辑，往往会陷入价值判断的泥沼之中。另一方面，农民的实际行为逻辑也影响着农村社区认同，要么再生产农村社区认同，要么改变农村社区认同。本文从12个方面探讨了农村社区认同与农民行为逻辑之间的关系，希望对认识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有一些启迪。?

一、农村社区认同与社会资本

命题1：社区认同建立在社区居民的互动基础之上，没有一定的互动不可能形成社区认同。

农村社区认同建立在生活在同一社区农民的行为互动的基础之上，他们日常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即便可以离开市场或其他更大的共同体，也不可能离开同一社区的其他农民的互助和互惠行为。只不过农民在农村社区内的这些日常行为互动相比其他的社区或共同体行为更加具有天然性或强制性，尤其是在传统封闭的农村社区或是在人民公社体制中，这种天然性或强制性互动特点更为显著——农民一出生就生活在这样的农村社区里，加上社会性或制度性原因，他们甚至要在这个社区里生活一辈子。也正因为如此，农民的社区认同具有更多的天然性或强制性。

互动生产社会资本，互动产生共同价值观，并最终形成社区文化。农民在日常互动中形成了特有的农村社区文化。

命题2：社区认同与这个社区的社会资本相互关联，社区的社会资本越高，社区认同越强。而社区认同也会促进社区内社会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

所谓社会资本，是指这样一种社会资源，它推动了那种既非个人的也非自然的而是社会关系中所固有的行动(阿纳尔多·巴尼亚斯科，2007，中文版：241)。也就是说，这种资本“既不是固定在个人身上，也不是固定在物质生产工具之中”，而是“存在于人们之间的关系结构之中”(JamesS.Coleman，1994：302)。具体而言，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总和，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它“包括互惠的规范和公民参与的网络”(Bourdieu，Pierre，1986：248)。

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也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帕特南，2001，中文版：195)。很显然，一个社区的社会资本越高，越有利于社区成员之间的互惠或合作，为了共同利益促成共同行动，从而强化了人们的社区认同。恰如我们在前文所指出的，社区认同的本质是对社区共有价值的认可、赞同和珍视，它也是将社区与社区成员联系起来的最基本的纽带(孙立平，2001)，因此，社区认同必然有利于社区内社会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资本“更为一般地被视为能够促进行动的一种资源”(阿纳尔多·巴尼亚斯科，2007，中文版：242)。在一个社区内，“社会资本促进了自发的合作”(帕特南，2001，中文版：196)。这也就不难解释，在传统的农村社区内，农民的社区认同意识较强，因此也更加容易趋向互惠、合作；而在一个趋于解体的农村社区内，农民的社区认同意识较弱，他们之间的互惠或合作则成为一个难题。

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区里，农民的社区认同之所以较强，是因为土地、山林等资源一般都是实行村社共有制，这些公共资源的共享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农民的社区认同。然而，当下所推行的土地经营私人化、林权明晰化改革和土地向村社之外流转，均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农民既有的社区认同，农民之间的互惠和合作也就愈来愈难了。?传统中国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之所以相对较高，还与它相对的封闭性有关。“封闭的结构增加了相互监督的可能性，产生了期望和共同规范，并促进了环境的信任程度”。“个人的流动可能会破坏社会资本”(阿纳尔多·巴尼亚斯科，2007，中文版：244)。

社会资本跟社区认同一样，其实都是有边界的。超出了一定的社区范围，社会资本要么失去它的作用，要么发挥消极的作用，从而阻碍人们的行动。以农民工为例，从我们对农民工的调查来看，外出务工的农民主要依赖的仍然是自己在乡土社会(建立在亲缘或地缘基础之上)的社会支持网络。“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几乎是农民外出务工的唯一可以运用的社会资本”(吴理财，2006)，这种社会资本限制甚至阻碍了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有效行动(包括找工作、社会交往、寻求帮助、维权、城市社会适应、城市公共参与等)(吴理财，2007)。而且，社会资本和社区认同的相互促进作用，只能发生在特定社区内，而不是在这个社区以外的地方。

命题3：社区认同促进社区成员的利益趋同，从而增进公共利益。

从命题2不难推导出命题3，既然社区认同可以促进社区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诚如肯尼斯·纽顿所指出的那样，社会资本又把个人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为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的共同体成员，从而构成了将社会聚合在一起的粘合剂(纽顿，2000，中文版：381)。因此，社区认同有利于促进社区成员的利益趋同，从而增进公共利益。

或许传统的农村社区未必是基于共同的利益联结而成(腾尼斯对此已有论述)，但是包括传统农村社区在内的一切社区的共同认同却有助于增进公共利益(当然，这里的公共利益仅局限于这个社区)。发生在农村社区之间的竞争乃至争斗，尤其明显地体现了社区认同与社区利益之间的这种直接关联关系。对于那些宗族型传统农村社区，之所以强调宗族族规的作用和相关的礼仪，与其说是为了加强宗族认同，毋宁是为了增强社区认同。在当前农村村民自治中也有类似的表现，居住在同一社区的村民宁愿把选票投给本社区的、而未必本宗族的人，因为他一旦当选可以为本社区争取更多利益。

二、农村社区认同与社区参与。

命题4：社区认同越高，社区成员越乐意为社区尽义务和责任。

社区认同是社区成员与社区联结的一种重要机制，社区认同的强弱反映着这种联结的紧密或松弛程度。社区成员越是认同这个社区，意味着他对这个社区投入的情感越多，因此也越愿意为之付出，尽更多的义务和责任。

在传统中国农村，人们对自己的社区认同程度高，乡绅和退隐的官僚一般都会积极参与家乡社区的公共事业，造福桑梓。然而近代以来，农村精英纷纷离开乡土社会到城市定居工作，即便农村仍然保留有他们的家产、土地和亲人，但是他们的生活重心已然转换到城市社会，他们对农村社区的认同越来越淡漠，间或参与农村社区公共事业亦不再是义务和责任使然而是基于其他的原因，农村社会由此而渐趋衰落，它又进一步刺激农民通过教育等途径把自己的子女送出农村(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跳农门”)，从而加剧了农村社会的落后。

命题5：社区认同减弱导致社区参与不足，同时，社区参与不足也将进一步削弱人们的社区认同。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取得了土地的自主经营权，原本依靠强制性集体生产维持的农村集体逐渐解体，农村社区认同也随之减弱；尤其是在解除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的樊篱以后，农民开始大规模离开土地进城务工，城市成为他们工作的主要场所。农民逐渐从原有的家庭、亲缘、社区的权力下解放了出来。“集体化终结、国家从社会生活多个方面撤出之后，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也随之崩溃，既没有传统又没有社会主义的道德观，非集体化之后的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与此同时，农民又被卷入了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大潮，他们便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地接受了以全球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强调个人的权利，将个人欲望合理化”(阎云翔，2006：260)，以致阎云翔在黑龙江下岬村所观察到的自我中心的“无公德的个人”在中国许多农村地区泛滥开来，人们不再珍视自己社区的共有价值，社区也不再是他们人生价值展现的主要舞台，社区已经退隐到人们生活领域的边缘地带。其原因除了年轻一代农民的社区认同发生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以外，更为重要的是“村民的个性和主体性的发展基本被限制在私人领域之内，从而导致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阎云翔，2006：261)，原子化的个体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社区成为这些“无公德的个人”认同的主要对象。社区认同减弱势必导致社区参与不足。

在当下，没有权力强制的、也没有情感的、更没有理性的力量，促使农民参与到社区的公共事务中来。在传统中国农村社区，人们更多地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等情感性力量结合在一起，并因此产生强烈的社区认同；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国家通过政治强制、集体生产和意识形态宣传，使农民对(类似于这个时期城市的单位、工厂的)生产队、生产大队等社会主义集体社区产生了新认同；尽管在现代社会有许多基于理性主义原则结成的社区，然而当下中国农村盛行的“无公德的个人”只想获取不想给予，难以在理性主义原则基础上形成合作。在农村调研，一位农民用朴实的语言对我们说：“现在是金钱社会。人人为金钱忙碌，人人眼中只有金钱，人与人之间只是金钱关系，没有钱谁也不愿意做公益事业！”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农民还因为税费的关系参与村庄的选举，可如今农民连村庄选举这样的公共事务也不愿意参与了。社区参与的不足将进一步削弱人们的社区认同。

三、农村社区认同与行为规范

命题6：社区认同越强，社区的公共舆论越能规制人们的行为。

“舆论压死人”的现象只能出现在社区认同较强的熟人社会里，也只有在这样的社区里公共舆论才能发挥规制人们行为的作用。一旦人们感受到了“人言”的“可畏”，舆论惩罚的威慑力也就生效了，个体在社区公共领域做事情也就有了“分寸”。然而，在一个日益开放、认同日渐减弱的社区里，社区公共舆论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越发显得乏力无效，各种偏常(deviance)或失范(anomie)行为层出不穷。

在当前中国农村，影响到个人利益的程度越深，农民在实际行动中所体现出来的社区认同感就越低。农民在口头上表示的高社区认同感很难经受住金钱和利益的考验，个人利益远远超过了社区利益，社区公共事务陷入了“越是集体的越少有人关注”的自利经济学陷阱之中(吴理财、李世敏、张良，2009)。同时，诸如“那是人家的事”这样的社区公共舆论，形式上似乎趋向尊重他人的个人权利和隐私而显得更加包容，实质上则是公共道德力量的式微或消解。没有了公共舆论，也就没有了对村庄公共舆论的顾忌，村庄的公共性和伦理性不但日益衰竭，村庄本身也越来越缺乏自主价值生产能力(贺雪峰，2005)。人们开始肆无忌惮地做任何事情，年轻人开始频繁地虐待老人，村干部可以毫无顾忌地贪污，甚至与乡村混混势力联合在一起(陈柏峰，2006)。农村社区成为无规制之地，丛林原则肆虐横行，成为当下农村治理无可回避的问题。

命题7：人际规范趋向功利化，社区认同趋向弱化。

人际规范是社区认同在人际关系上的重要表征。农村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在私性领域逐渐生长出个体权利和利益意识，但是并未同时在公共领域培育出公民意识或公共理性，相反地，农民的公共生活却急剧衰落，私性意识在没有任何公共理性的节制下得以肆意膨胀，人们简单地按照功利化原则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农民之间原本亲密的互助关系被赤裸的利益关系所取代，农民在日渐功利化的同时，也日益原子化、疏离化，传统社区走向瓦解。人际规范趋向功利化跟社区认同趋向弱化，是上述同一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的表现而已。

命题8：社区认同越高，对社区成员的行为预期越明确。

在一个高度认同的社区里，人们按照社区既有的规则行动，因而他们的行为是可以预期的，仿佛一列火车沿着既定的轨道前行一样，可以预期它何时到达目的地。然而，在一个认同程度较低的社区里，人们基本上是依据各自的理性原则在特定的情境条件下即时地选择性行动，很难对其行为做出明确的预期判断。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农村社区几乎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单元，年轻一代农民基本上是沿着上一代的人生轨迹行进，好像一个巨大的转轮一样不断轮回重复。也只有在这样的社区里，年长者才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权威，因为他们的人生经验可以指导年轻人应对那些他们曾经遭遇过的问题。“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恰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如果我们能想象一个完全由传统所规定下的社会生活，这社会可以说是没有政治的，有的只是教化。事实上固然没有这种社会，但是乡土社会却是靠近这种标准的社会。”(费孝通，1998：66～67)可是在当下，这样的乡土社会早已经逝去了，传统的农村社区在开放中瓦解，各种理性计算因子开始渗透到农民的生活逻辑中来，其行为充满着越来越多的变数而无法进行有效预期。

四、农村社区认同与社区记忆

命题9：社区认同跟社区记忆是一种正向关系，社区记忆越强，社区认同也越强。

所谓社区记忆，简单地说，就是社区长期累积的传统，或关于社区过去的表征(therepresentationofthepast)，它可以通过口述的传统、文字、仪式或者物质文化等形式一代一代地向下传递(赵旭东，2009：352)。社区记忆使社区生活保持连续性和共同性，因此它是形成社区认同的一个重要机制。一般地，社区记忆越强，社区认同也越强。

在中国传统农村社区里，社区记忆主要是通过老者口述的村庄历史和传说、村规民约、族谱、宗族和宗教活动、有关生命历程的仪式、包括祠堂庙宇在内的村社标志性建筑物等展现或生产的。这些精神的和物质的形式不断维续着社区记忆，从而强化了人们的社区认同。然而，这些形式在革命后大多被视为封建糟粕而被打破、抛弃，试图以此建立起农民对新政权的直接认同。如果说新中国建立初期依靠的是国家的力量打破了村社的旧传统，从外部强制性地嵌入了新式传统，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则主要是依靠市场经济的力量瓦解了村社既有的(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传统，“使得村庄历史出现断裂，过去一直以长老权威和习惯法进行治理的乡村社会已经为现实的利益所支配”(贺雪峰，2000)，从而从内部消解了农村社区认同。

即便某些农村社区仍然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某种社区记忆，但是这些社区记忆也已“转向了功利性的利用”(徐晓军，2001)。仝志辉还发现，村庄历史的记忆和现实的村治面貌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联系：那些对历史记忆清晰的村庄往往内聚力强，村庄公共舆论也发达，而那些对历史淡忘的村庄则内聚力不强，村中各色人等自行其是，缺乏公共的行为评价标准。由此可见，重构人们的社区认同是当下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命题10：社区认同的减弱跟社区文化的消解不无关系。

“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费孝通，1998：19)。所谓社区文化，乃是一套社区生活(生产)的经验及行为规范。在中国传统农村社区里，祖先们的经验“也必然是子孙们会得到的经验”(费孝通，1998：21)。因此，其“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费孝通，1998：66～67)。社区认同因为这种社区文化的稳定而得以延续。

然而，在一个日益卷入庞大的市场经济体系的现今社会里，传统的经验应对当下的生活需要已付之阙如了，传统的农村社区文化势必趋于消解，加上农民因为工作的场域与自己生活的社区相分离，原有的经验在新的工作场域中完全失效，进一步加剧了既有农村社区文化的没落。农民对自己家乡社区的认同也因为这一社区文化的消解而减弱。

五、农村社区认同与生产方式的变化

命题11：社区越开放，越难建立社区认同。

社区认同实质上是对社区边界的承认，所有的认同都建立在人我差异分别的基础上。社区的开放势必打破既有的社区界限，因此社区越开放越难建立社区认同。当下农村社区认同的减弱乃至消解，跟农村社区的日益开放、农民的频繁流动不无关系。在这样一种社会里，农村社区认同的重构显然不可能回复到传统模式之中——通过制度安排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命题12：生产方式的根本变化决定了社区认同的变化。

诚如马克思所言，“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马克思，1995，中文版：72)。“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1995，中文版：32)。农民的社区认同意识、社区文化的变化也是由于其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的。

传统中国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人多地少的约束，二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为了维持这样的稳定的小农经济，历史上有各种相应的制度安排或设置，如户籍制度、赋税制度、保甲连坐制度、粮食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等。与这种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相适应，人们形成了稳定不变的社区认同。

在改革开放之前，尽管国家通过土地改革、生产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化等社会性运动，“来引导私有观念根深蒂固的农民‘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费正清，2002，中文版：357)，破除小农的“劣根性”，然而，这些运动并不总是奏效的，因为小农经济的基本前提并未发生任何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当前的人多地少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但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安排却在不断松动、变革，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寻找工作，他们的生产卷入进巨大的工业经济和商品经济洪流中，农民这种生产方式的变化从根本上冲击着他们传统的社区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