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在北京清华大学发生的“七·二七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一个著名事件，它不仅给教育界等领域的文革发展带来了重大的转折，而且对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文革历史中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清华两派百日大武斗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清华大学文革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和“四一四总部”（简称四派）。两派围绕着如何进行文革的策略和方法、如何评价和对待文革前任职的干部、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的历史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团派主张“文革阶级关系大翻个儿论”、“文革前十七年黑线主导论”和“文革是一场批（判）干（部）运动论”；四派主张“文革阶级关系不变论”、“文革前十七年红线主导论”和“文革应使干部发挥中坚作用论”。两派的论战伴随着小规模的冲突，最主要的是，两派在建立清华大学文革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所要结合的干部问题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加紧打击和迫害对方所倚重的干部。两派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文攻”，终于由团派于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３日发动了大武斗，以图压倒和消灭四派。
７月２７日结束的大武斗（史称“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给清华方面造成了１３人死亡，４００多人受伤，３０余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当时人民币逾１０００万元，全校１００００多名师生员工纷纷离校逃难，昔日美丽的清华园成为武斗的血与火的战场。
制止武斗在清华无法贯彻
１９６８年７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针对许多高等院校武斗严重情况，多次召开有关制止武斗、宣传并贯彻中共中央“７·３”布告（即“关于制止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斗的布告”）精神的有关会议，准备在中关村召开制止武斗的群众大会和派遣宣传队在高校所在地进行宣传活动。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指示团派提交关于制止武斗的方案，并同团派头目打招呼说可能要派工人游行队伍进入清华宣传。
７月６日至２５日，团派数次召开总部会议，讨论制止武斗问题。团派一些武斗指挥人员强调：“７·３”布告不适用于清华；团派与四派的武斗有特殊性；团派必须用攻占四派所在的科学馆的既定事实来求得武斗后的主动、有利地位。团派总部向北京市革委会等有关方面提出停止武斗的三个条件：一、由北京卫戍区正式逮捕四派核心人物；二、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进校制止武斗，首先要拆除科学馆工事；三、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及北京市革委会直接解决清华问题。团派对中共中央及北京市革委会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更不用说做出切实的响应了。
相反，自６月下旬以来，势力相对弱小的四派多次（最后一次是７月２６日）要求中共中央及北京市革委会派宣传队进驻清华，或对清华大学实行军事管制，以求真正打破团派在清华的霸主地位，结束武斗，从而结束自己在整个武斗中的被动地位。
尽管至今还不清楚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决定向清华大学派遣旨在制止武斗的宣传队的详细内情，但是，据后来迟群多次讲，从毛泽东决定派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到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前后时间只有十几个小时。７月２６日１７时３０分至次日凌晨２时，北京市革委会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的动员部署大会，市革委会负责人和约６３个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７月２７日上午组成以工人为主的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
宣传队冒死进驻清华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清晨，北京市６１个单位３万多工人组成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最初称“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称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从各自单位出发，奉命开进两派武斗人员总共不足千人（一说６００人）的清华大学，进行制止武斗、拆除工事、宣传“７·３”布告等文件的工作。该工宣队的领导人实际上由中共中央警卫部队（８３４１）在京一些单位的军代表担任，他们负有特殊使命。９至１０时，工宣队各路队伍抵达清华南门、西门（主要队伍在此）及东门。工宣队指挥部要求全部队伍必须１１时开进清华校内。
团派上上下下对于这突如其来、声势浩大的工宣队，事先竟毫无所知（曾把数万人的工宣队讹传成１０多万人），也没有准备，但是他们十分明白，工宣队的开进意味着团派称霸清华的结束。团派作战部部长带队带武器赶至西门阻拦工宣队。后来，由于南门等处先进来的工宣队开通西门，才使整个工宣队于中午时分开进清华校内。工宣队下属的８个团按照预先所定的计划，差不多同时到达各自的任务所在的方位，以分片包干而不是逐一推进的方式，很快完成了对两派据点的“分割”和“包围”，发起宣传、喊话“攻势”，以众多的人数（整个工宣队与两派武斗人员之比约为５０比１）把遇到的武斗人员团团围住（实为扣住），进行宣讲工作。同时，开始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及铁丝网、电网等。
１１时３０分，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通知蒯大富（因蒯不在，让人转告）：工宣队要开进清华，要团派大力支持工宣队。１２时许，从北京站接人刚回来的蒯大富，在团派总部的所在地静斋的屋顶，大声斥责前来“包围”的工宣队，责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四派占据的主楼而来静斋，表示决不放下武器，而后召集团派总部会议。会议决定：一、紧急上告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共中央；二、命令各据点抵抗工宣队，必要时可使用武器。团派头头们已意识到团派到了生死关头，打电话和派不易识破的小孩穿过工宣队重重包围队伍，把抵抗命令传达到团派各武斗据点。
１４时多，蒯大富赴北京市革委会“告状”，结果与市革委会负责人大吵一通，他责问吴德：“谁把几万工人派到清华，把我们学校打得一塌糊涂？”他警告不要把清华井冈山当成“上柴联司”（上海柴油机厂一群众组织，１９６７年８月４日，被王洪文指挥的“工总司”队伍打垮。）来打，“我们不是好欺侮的”，扬言如果把清华井冈山当成“上柴联司”来打，“我们就以死一拼”。晚饭后，在谢富治、吴德、工宣队代表与蒯参加的会议上，谢命令蒯：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谢指示蒯与工宣队代表一起立即回清华实施上述命令。
在清华，中午时分，工宣队进入科学馆，查缴四派武器，馆内人员被全部带出。工宣队抵近礼堂时，团派人员引爆电发地雷。经过谈判，工宣队被允许进入礼堂。在礼堂里，工宣队搜查出团派一些武器及武斗工具。工宣队还在甲、乙、丙所搜出团派大批雷管、炸药、长矛和自制枪支等。工宣队在电厂与团派“守军”对峙，团派头目下令开启电网电闸，以阻止工宣队进入电厂。
１３时多，静斋的团派队伍在团派作战部部长带领下，用石块、长矛等冲击在静斋后门的工宣队，使许多工人掉进荷花池（即朱自清先生著名散文《荷塘月色》中的荷塘），并扣留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的汽车、司机和公文包。１５时许，４０多名工人、军代表先后被关进静斋，遭审讯或殴打。静斋的团派队伍袭击甲、乙所和工字厅等处的工宣队；１６时许，配合明斋等地的团派队伍攻打大礼堂周围的工宣队，约天黑时，袭击丙所。这支队伍一天下来，使用长矛和手榴弹，连刺带炸，使１００多名工人负伤。仅作战部部长一人就用长矛刺中７名工宣队员的腰或腿或臂部。
１４时至１５时许，团派６０余人在明斋驱赶工宣队，刺伤、砸伤、炸伤数十名工人，把那里的工宣队赶至礼堂一带。１６时左右，这支队伍在三院与其他团派队伍一起向礼堂周围的工宣队发起进攻，动用了手榴弹、长矛、石块、弹弓等，造成１３０余人负伤，一军代表被炸伤，一老工人被刺中右臂右肺。
约１４时，工宣队完成了对１０、１１、１２号楼的“包围”。１５时许，工宣队开始进入１０号楼，并与团派守楼者逐层对阵；１６时许，守楼者两边夹击，俘虏一些工人，迫使另一些工人跳楼。１７时许，１０、１１、１２号楼的团派人员同时“突围”，向工宣队冲击，刺伤、炸伤、砸伤、打伤许多工人，把大批工人赶至东大操场，并破坏停放在那里的工宣队车辆，抢走工宣队的一些食品、物资等。约１７时３０分，在１０号楼一楼楼道内，王松林（北京第二机床厂副科长）被团派扔出的手榴弹炸死。１８时许，天下起雨来，从１０号楼撤至东大操场南端的张旭涛（北京５４１厂工人），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１８时许，在撤至１２号楼西北面场地的工宣队中，潘志洪（北京市供电局工人）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
１７时至２０时，住在１３号楼的数十名外地造反派进京上访人员，在团派的鼓动下，用团派提供的武器，冲出楼，加入追赶、袭击工宣队队员的活动，致使一些工人受伤。
自午后至深夜，第一教学楼等地的团派武斗据点，各自为战，对其据点周围的工宣队临时营地发动袭击，绑架工宣队队员，伏击工宣队要经过的道路等，使工人受伤人数增加。
２１时左右，团派几个头目（蒯大富不在）在静斋开会，决定深夜攻打９００３大楼。他们以为工宣队指挥部设在该楼。更重要的是，该楼是团派最大的武器试制、生产基地之一，楼内仅手榴弹就存有数百颗。约１３时，工宣队包围该楼后，开始拆除楼外工事、障碍，并破开门障，进入楼内。团派３０多名“守军”不得不逐楼逐层拼斗，打伤１０多名工人后，退至楼顶，待深夜团派的６０余人增援队伍赶来时，迅速冲下，用长矛刺死在三楼一房间小憩的韩现忠（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打伤许多工人。约２３时２０分，楼外的团派人员开枪打死李文元（北京橡胶四厂工人）。两支队伍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使团派重新占领９００３大楼，而楼外实际上有数千名工人待命。直至７月２９日，团派在该楼顶架起望远镜，每个楼角架起一门土炮，每个窗口处都放有硫酸瓶、手榴弹、暖气片等，大有决一死战的架势。中午，该楼团派打出大标语：“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生做毛主席的红小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毛主席接见蒯大富是对井冈山人最大的爱护”。“蒯大富”三个字写得大大的。该楼的团派一直到７月３０日中午被迫由解放军“保护”撤出，这也是百日大武斗的最后一个据点。
“井冈山”撤出清华
约２０时，与工宣队代表一起返回清华的蒯大富被带至清华园中学一教室，与工宣队主要指挥者、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主任兼军代表迟群等人商讨停止武斗事情，经过争吵，达成四项协议：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双方约于２２时４５分签字后，蒯与５名工人代表、１名军代表前往明斋团派广播台落实广播上述协议。
到达明斋后，蒯把代表们搁置一旁，在另一房间召开团派头目及有关人员３０多人参加的会议。
蒯大富先讲了形势的严峻，又讲了与工人对抗下去的危险性，他说：“我今天跑出去以后，到市革委会见到吴德，其他人没有见到。吴德同工人站在一起。吴德告诉我，说我们打死了工人，打伤的工人特别多，北京大医院已经住不下了。我们今天已经闯了大祸。不打死人还好办，一打死人，我们向中央没法交待。现在，工人对我们恨极了，要和我们拼命。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留在清华继续和工人打，另一条是退出清华。”
讲到这里，多数人反对逃跑，表示要留下来继续打。蒯接着说：“如果我们留下来，也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明天我们用我们的全部武器、弹药再和工人打一次，那工人的死伤就更不得了；另一条是我们打输了，我们就可能被几万工人打得全军覆没，和‘上柴联司’下场一样，这两条路都是死路。惟一的活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大的事件，中央马上就知道。只要中央知道了，一切就好办了，中央会救我们。请大家相信，有人在，就有清华井冈山在。”“我们跑出去，我们就是弱者，这样，在中央面前，我们就好说话。”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激烈争吵，尽管有人提出拉队伍去京郊山区打游击，但会议还是决定７月２８日凌晨２时３０分前，团派全部人马撤至北京航空学院（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企图给工宣队一个难以呆下去的“空校”。
７月２８日４时左右，团派一支数十人的队伍乘车撤往在昌平境内的清华核能研究单位２００号，因司机数日未眠，驾车睡着，行至沙河附近，车翻入路旁稻田。一团派人员上车时把携带的手榴弹环拉出，以防外人截车。车翻时，手榴弹被引爆，炸死２人，炸伤５人。
在四派那里，工宣队在２７日中午时分进入主楼。四派一些人向工宣队讲“条件”，不愿意同时交出武器和拆除工事，担心的是团派反扑，也不愿意让工宣队离开，怕的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制止住团派。四派主要领导人已由多名工宣队队员“陪行”，于１３时４０分写好并签署了“七条命令”（主要是命令四派人员放下武器，停止武斗，拆除工事等），但又担心情况有变，以找发电机等为借口，迟迟于１６时才广播了这七条命令。然而，四派一些人还是根据其头头指示，藏匿部分武器，以防团派日后反击。
四派竭力劝说工宣队先去拆除团派工事，收缴团派武器，尚不知工宣队在同时拆除两派工事和收缴两派武器。当看到工宣队冒险把被围困于科学馆近百日的四派队伍救出并带至主楼后，四派上上下下的心情才好过一些。四派头头不断催促工宣队“拿下”对主楼四派据点威胁最大的９００３大楼的团派据点。“七·二七事件”最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不存在四派与工宣队相抗衡、相冲突的问题。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不是团派与四派的大武斗之日，而是团派向工宣队挞伐的血战之日。在这一天的１２个小时（从正午到子夜）里，工宣队有５人牺牲；有７３１人受伤，其中重伤１４９人（工人１３９人，军代表１０人），轻伤者５８２人（工人５５２人，军代表３０人），被抓者１４３人（工人１０９人，军代表３４人）。工宣队扣留了１００余名团派人员。百日大武斗以工宣队控制了清华局势、团派撤离清华、四派认可工宣队而暂告结束。
毛泽东召见所谓“五大领袖”
“七·二七事件”直接而又迅猛地震动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百日大武斗的最后残局，特别是７月２７日工宣队开进清华大学所遭受的惨重伤亡发生后的短短数小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决定亲自解决由百日大武斗所带来的问题。
据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回忆：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凌晨两点多，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当毛泽东得知了清华流血事件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脱口而出：“造反派反了？！”毛泽东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他在１１８厅先仔细倾听了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成员和工宣队的代表几方情况汇报，后决定召见北京红卫兵所谓“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谈话”。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召见红卫兵领袖“谈话”。
７月２８日清晨５时３０分，蒯大富在北京市内电报大楼致电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
７月２７日在黑手昼夜策划下，假借宣传７·３布告，挑动１１万不明真相的工人，携带凶器，突然包围、洗劫清华园。我井冈山战士全部撤出清华，衣食无着，生命安全无保证，清华井冈山生命垂危，形势万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寻求中央马上接见。
这一电报显然带有夸张色彩。蒯大富此时认为工宣队背后有“黑手”指使，此话给毛泽东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一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在召见“五大领袖”时对蒯大富直言不讳地说，他本人就是这个“黑手”。
蒯大富发完电报，从市内刚回到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市革委会来电话通知他参加中央领导人的召见。蒯大富接到通知后怀疑此事，担心遭“黑手”暗算，后由聂元梓亲自通话，才前去人民大会堂。
７月２８日３时３０分至８时３０分，毛泽东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对“五大领袖”一一进行搜查。蒯大富到达人民大会堂时已７时许。警卫人员让他把武器、刀子等放下，蒯大富不听，两名警卫人员上前下了他的武器。谢富治把浑身泥水（北京当时有小雨）的蒯大富带进会场。蒯大富没有想到映入眼帘的竟是端坐在沙发上、身着白衬衣的毛泽东，百感交集地大哭起来。这时先前到达的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已汇报完毕。参加召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吴德、黄作珍等。
毛泽东在这次召见中表现出对清华团派及蒯大富的复杂感情。毛泽东关切地向蒯大富问起团派总部委员鲍长康、刘才堂的名字和情况，他说：“井冈山小将一个不能抓，一个不能打”，“抓了七个总部委员，一律放掉”。毛泽东问蒯大富：“你们井冈山的人现在怎么样？”蒯大富答道：“一部分在北航，一部分跑到城里散了。”毛泽东对韩爱晶说：“你们不是亲密战友吗？要好好招待他们。”毛泽东还向蒯大富问起团派小报《井冈山》为什么近来看不到了？蒯大富答道：这是因为近来出版、发行渠道不畅，等等。毛泽东两次言不由衷地说道：“十万工人进清华，‘四一四’高兴，‘井冈山’不高兴，我也不高兴。”但是，毛泽东又明确地告知在场的人们，派遣工宣队的决定不容怀疑，更不容抵抗，“蒯大富不是要抓黑手吗？这个黑手就是我，他也不来抓。”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就“七·二七事件”对蒯大富及团派立刻加以“问罪”或“惩治”。
同时，毛泽东也并不看好四派，他认为四派在清华上台不行。对于清华文革动态了如指掌的毛泽东对“四一四思潮”进行了评判：“《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我仔细读过了。它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胜的。”然而，毛泽东却下令释放有关方面关押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的作者周泉缨。在这次召见中，毛泽东对四派的印象和评价，总的来说，不如他对团派的印象和评价。但是，今天看来，１９６７年４月至１９６８年７月，毛泽东并没有明确地肯定、支持或否定、反对清华文革两派中的任何一派，只是缘于百日大武斗，毛泽东的决策才使两派殊途同归，自行消解。
在这次召见中，毛泽东下令，为了防止红卫兵领袖们及其各自相关的群众组织像以前那样篡改、曲解或片面引用他的指示，把这次召见的谈话进行录音备案。
召见之后，谢富治留下“五大领袖”，让他们整理并署名《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作为此次召见的文件。以“五大领袖”署名的这份“批示精神要点”后来正式公布、传达，成为文革史上当然也是清华文革历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资料。
可能还有另一份关于此次召见的书面整理稿，因为，７月３０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联名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毛泽东的此次召见谈话“极为重要，提议将这次谈话的书面整理稿或北京市革委会正式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发到全国”。
缘于清华百日大武斗的毛泽东“七·二八召见”，是毛泽东对他与高等院校的文革造反派群众之关系的一次重整。一贯最善于揣摩毛泽东意图的林彪，给这次召见以及红卫兵领袖的“错误”以画龙点睛之笔：“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红卫兵领袖们的“落伍”，意味着红卫兵运动的衰败。文革即将不可避免地转入一个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