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性知识分子，包括教育工作者、人文学科的研究工作者以及其他以其知识为社会服务而且关怀人文建设的知识分子群体，本来就是时代的人文精神的载体。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就是知识分子发动的，改变了时代风气。在传统文化中，孔子为至圣先师，社会上尊师重道，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知识分子强调特立独行的行为准则，司马迁在受腐刑的人格侮辱之后，发愤著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构建起时代的人文精神。当然，人与人之间，在人格定位方面总是有所不同，儒者之间，也有君子儒与小人儒之分，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参与和影响时代的人文精神。但影响未来的时代精神，总是要由人文性知识分子去淬励。
文化大革命中，正统的传统文化精神被异端的传统文化精神彻底打倒，从左翼摧毁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人格尊严。不规范的商品大潮，又把人格尊严已经失堕的知识分子，推到社会经济生活的边缘，所谓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发生错位。于是，在某种经商政策导向下，知识分子中也发生了寻租活动，导致学术腐败现象的发生，从右翼摧毁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人格尊严。至于理论上左右逢源，跟风求官，但求名利，不求创新，更是中国学术界自我堕落的悲哀，在人文学科领域，我们很难见到一个成熟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上有突出的创见，更难见创造性的理论体系的出现，人文知识分子似乎失去了淬励人文精神的功能。
优秀的知识分子总是以其理性探索人生的价值，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以永不满足的精神，对现实社会有所反省，寻找应对社会危机的方案。同时，以其忧国忧民的人格修养，为社会的楷模。东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基本功能大体是一致的。但现代西方知识社会学家认为，现代的专业分工，使知识分子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功能，而变成单纯的技术人员。这一估计，是否有夸张的成分？我们缺乏研究不得而知。但在我们这里，一方面社会上人文精神失堕，中国知识分子也改变了谋道不谋食的传统观念，为稻粱谋的心态有所膨胀。在经济地位仍然低落的人文知识分子中，为了蝇头微利而勾心斗角的可悲现象仍时有发生。另一方面，有心人重建人文精神的努力，始终不断，只是有点势单力薄，或者言行不一，同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思维的深度，令人不能满意。
在上世纪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中，黄炎培认为信义是中国文化的优点，他说：“信义为古圣所注重，迄今各地商店客寓，多悬公道交易、童叟无欺木牌。”（申报1920年4月7日）著名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即以“民无信不立”取名。而目前我们见到的是信用危机，信任危机，有章不守，有法不依。甚至本来就因人而设置的规章，转眼间立法者因利益关系即不予遵守，奉公守法的群众无可奈何，造成现在的社会风气每每漠视规章制度。建立法制社会的努力，往往停留在纸面上。就是在人文性知识分子中间，一诺千金的价值观也已荡然无存。义利之辨遭到批判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可怕地走向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关系，没有利益权衡的主动关怀和回报，成为另类社会生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彼此尊重、宽容、民主、公平、公正的价值观，每每为利益集团所吞噬。每每见到师长对学生有白眼狼的评语，而学生对师长则称老板，而不是对社会的前进运动各尽自己的责任。合作作品常常有人失信而流产，或者陷入利益之争而不欢而散，致使他人的劳动成果付诸东流。因为信用危机，整个社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甚至在学术会议上也失去了固有的尊师重道的人文精神。在一次学术性会议上，一位当官的年轻学生在台上趾高气扬地主持会务，而被邀请来指导会议的白发苍苍的老师，却只能坐在台下仰望着他。有一次会议集体照相，一位弯腰曲背的长者，竟然不得不摇摇晃晃地站到后面高处的长凳上，主持会务者，没有人去关照他，安排个坐位。本来，按照传统文化精神，学术会议应以长者为序，为长者寿。知识分子应该反省自己的人格趣味，而不应该自我标榜，互相吹捧。人无完人，只有非完美的人格，才是真实的人格。每每见到对于某位知识分子的报道，常常心存疑虑，在我的周围怎么就见不到如此完美的人格？时代已经变了，人们已经从痛苦的经历中知道，完美的人格，就是虚假的人格。假作真时真也假，人格信用也就无从建立。曾见到某位逝者的纪念文集，其遗言尚言不由衷，而对其生前的痛苦，也无人敢提及，读完后令人心碎。
本来，师道的尊严，要求摆脱世俗社会难以摆脱的种种利益纠葛，为社会树立道德的榜样。道德只是社会的平衡器，高尚的道德规范，也只能起示范的作用，而不可能要求整个社会整齐划一。人文性知识分子由于其中介的社会定位和精神生产者的双重身份，可以为社会提炼时代的人文精神，建立社会的榜样，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政策的失败，使我们明白，很难要求生活状态不稳定的群体、利益冲突十分激烈的部门和非精神生产的团体，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整体，来体现时代的风范和淬励未来社会的人文精神，改变社会风气。以行政手段也很难创造性地建立前卫性的道德规范，为社会树立榜样。所以，人文性知识分子责无旁贷地必须以其特立独行的精神承担起淬励时代的人文精神的任务。
人文精神的重建，并不是要全盘恢复原有的人文精神，也不是建立一个新儒学那样的人文性教派，而是以人文性知识分子的理性探索和榜样的力量，来引起社会的共鸣和转移社会风气。对于传统文化精神，无论是正统的还是异端的，都要根据时代的需要来进行选择，而关键是在对新的社会生活的创造性发现，以适应新时代的新生活——对于中国是完成现代化，对于世界就是未来地球村的和平生活，也就是人类在信息化时代继续生存的人文环境问题。新的人文精神，并不能由谁来设定，而是在自由的创造过程中自然形成。人文性知识分子应该以强烈的创造欲望，独立地承担起自己对社会的责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