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的研究成为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重要支流，现有研究成果业已覆盖多个领域①。本文亦属于“建国史”研究范畴。“建国史”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意识便是，执政经验尚不丰富的中共新政权是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和思想改造的双重努力，来整合一个饱受战乱困扰、发展阶段极不均衡且价值观念多元混杂的旧中国。在传统研究范式中，新政权成立初期，社会各界积极配合共产党的改造与建设，各行各业均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或与之相反，社会对国家政权的进入毫无抵抗。研究者对这种缺少张力和复杂性的“蜜月关系”和“极权关系”逐渐提出修正——随着档案的披露和资料的丰富，更多的细节为人所掌握，“对抗关系”被揭示。可以说，重新发现政权和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取代正统党史叙事中的“蜜月关系”以及西方刻板印象中的“极权关系”，是“建国史”研究兴起的重要契机。

具体到教育领域，关于大学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始终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②。而高等学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命运也已进入研究视野③。相比之下，除专门从事教育史的研究者之外，鲜有人问津基础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变化。由于教育史研究拥有专门的视角和取向，因此很多历史细节并不为其所重视。如果在“建国史”研究的脉络中考察基础教育，研究意义将会有所不同。首先，考察政权对基础教育的改造有助于我们认识官方意识形态是如何逐步植根于学校，并借助学校这一最重要的组织传播工具向社会新一代进行教育的。其次，基础教育所牵涉到的学生、家长、教师等社会力量的人数要远多于高等教育，其人员结构和历史背景亦更为繁杂。因此，对基础教育领域的考察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政权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反思。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以北京市为例，考察私立小学的接办，从而对主流意识形态进入相对独立的教育系统的过程作出初步梳理，并对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权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作出归纳。

一　政府控制：私立小学的登记注册与整顿

1948年年末平津战役接近尾声，中共开始部署对北平等大城市的接管工作。从农村根据地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充分意识到大城市与工业区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并深知缺乏城市管理经验④。因此北平市委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要求“首先自上而下地系统地原封不动地加以接受与管制，不要搞乱;待接收完毕，经过研究之后，再统一地分别、有步骤、有计划地加以处理”，反对“采取完全粉碎的方针”以及“用落后的方法去代替比较进步的方法”;并特别强调对“大、中、小学及一般文化教育机关，不要不加分别地在没有必要时也都派军事代表”⑤。1949年1月负责接管北平工作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在市政府下设教育局，负责中小学的接管工作⑥。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人北平以后，接管工作正式展开。市教育局设立国民教育科，专门负责公私立小学的事务⑦。经过战争洗礼的北平市各项损失严重，百废待兴，因此恢复和发展生产成为当时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⑧。而在教育领域，干部教育得到了更多的强调⑨。因此接管小学过程中的基本原则是“先公立学校后私立学校，先处理反动落后的学校后一般学校，先城区学校后农村学校”⑩。从2月份至5月中旬以前，小学接管工作的重点在市立中心小学(11)，截止到5月1日，20所中心小学中的15所已被接收(12)。5月中旬之后，市立一般小学也被陆续接收。被接管的公立小学撤换了旧校长(13)，教师中的党团员及积极分子带动一般教员深入学生生活，建立了学校民主管理制度，废除了训育制度，恢复了学校的正常秩序(14)。接管后，公立学校的机构得到精简，将教务、训育、事务、体育四处改为教导、总务二处，实行教导合一，经济上也逐渐透明、节约(15)。

考虑到当时的经济状况和人员配置问题，根据“凡私人能出钱办学校者，只要不违犯我们的教育方针，我们一概欢迎”(16)的原则，市政府并未立刻着手接办全部私立小学，而是对其进行整顿改造，纳入控制范围;并希望这些学校通过自主经营，加之政府的若干补助，能够暂时维持下去(17)。正如彭真所言：“我们对于私立学校，凡是执行了政府的教育方针，办得好的，应予鼓励和扶持。这对于人民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18)

北京市解放前共有私立小学143所，解放后一年内新成立的学校有80所(19)。为了全面掌握这些学校的情况，教育局对私立小学进行登记(20)，颁布《北京市私立学校临时管理办法》，规定：“本市所有私立学校无论过去业已立案与否均须重行登记以便审查，凡新创立之学校未经登记核准前不得招生。”(21)此次登记主要包括三部分，分别为学校情况、董事会情况和教师情况。调查表涉及内容非常细致，包括统计对象的各个方面，突出对政治立场的调查：学校情况调查表须填写校长的经历、政治主张和党派关系;董事会情况调查表须填写每个董事的详细学历、过去职业、现在职业、社会活动、党派关系、社会关系、过去和现在的政治主张;教职员情况调查表须填写出身、参加党派及宗教社会团体情况等(22)。通过调查登记与教育局审查相结合，私立学校的人事、财产等各方面的情况被基本掌握。在这一过程中，私立学校只有被“认为确能执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及人民政府教育法令并获有成绩时”，方能立案批准;校长和教职员必须按照该方针进行教学，如有违背，教育局可令董事会另派校长或改聘教职员;董事会新任命的校长必须经教育局批准才能就任，且不能由外国人充任;另外，《临时管理办法》还对学校学制、课程教材和教导制度进行限制，要求与公立学校相同，并将宗教科目剔出课程之外(23)。与此同时，教育局颁布《北京市私立中小学校董事会暂行组织纲要》，对董事会的职责进一步明晰(24)。

在整顿过程中，具备下列情况之一者首先被政府接管：第一，有特务性质的反动学校;第二，经费确实难以维系的学校;第三，学校负责人有政治、经济问题的学校。从表1可以看出，此次被接管的学校多为“政治上存在反动”的学校;政府为避免额外的负担，这些被接管的学校除一所改为市独立小学外，其余学校要么并入其他市立学校，要么停办，要么在政府的监督下保持私立性质。整顿之后，这些学校已被有效地纳入政府的控制范围，接受教育局的领导和监督，其独立性受到明显限制。

二　“为了学生”：经营困难学校利用主流话语寻求政府接办

1952年之前，由于工作重心和经费问题，文教局在接办私立小学方面并未表现出积极态度。除主动接办政治反动、所有权归国外拥有的私立小学外，文教局希望通过“积极领导和经济补助的方针”(25)，维持私立小学的经营，在保证监督控制的前提下，减轻政府经济负担。1950年，北京市文教局公布经费补助办法，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获得补助：第一，“办理完善，成绩优良而经济确实困难者”;第二，“贫苦工农子弟占全校学生总人数，中学在三分之一、小学在三分之二以上，因收费较低难以维持者”(26)。但实际上，在舆论不断宣传下，办学方面“崇尚公，摒弃私”的观念已为多数人所接受，许多人不愿在私立小学继续就读(27);况且，不少私立小学根本无法依靠微薄的政府补助而摆脱经费困境——当时，受外国津贴和教会资助的学校基本上失去了经济来源;国内尚不明朗的局势以及不断的政治运动也使得多数私小董事会形同虚设，没有能力或不愿继续投资;而公立小学不收学费、只收杂费的政策(28)对贫苦家庭的吸引力超过私立学校(29);加之有些学校管理混乱，声誉下降，生源数量无从保证。截至1952年，北京市共有168所私立小学尚未接办，单纯靠学费苦苦支撑的就有143所;教师待遇很低，需要政府大量补助，用北京市教育局的原话说就是有的学校教师的工资已“降到可惊地步”，然而这些学校的收费标准却是市立学校的三到四倍(30)。在国家经济尚未恢复的情况下，政府初衷与部分私立小学实际状况之间势必存在冲突。此时，这些学校的董事会、教师、学生和家长形成一股社会力量，主动出击向政府施压，申请接办，要求改为公立学校。

早在1949年年末，私立春明小学就向文教局呈请，希望改为市立学校。他们在说明情况时主要强调了以下几点：学生缴费困难，人数逐渐减少，且成绩优良、家庭贫困的学生享受减免学杂费政策，经济情况愈加困难;学校校舍、设备完全，易于接办;教员尽管坚持学习与工作，但收入确实无法担起家庭重担，生活陷入困境;家长要求学费进一步降低(31)。这样一份突出学生困难、中肯又不失情感的申请很快得到了文教局的回应，批准其与同样申请接办的私立广惠小学合并，改为市立第八区老墙根小学。其他经费困难、希望政府能够接办的私立小学也纷纷效仿，递交申请时以学生为中心，围绕董事会、教师和家长做文章，向政府施压。仅1950年就有培新、文治、伊斯兰、三忠等十余所私立小学向文教局申请接办被批准。1951年至1952年上半年，世盛、育文、慈慧、民立、育文、商育等数十所私立小学申请接办被准。

当然，私立小学向政府申请接办并非全都一帆风顺，不少学校通过不断地博弈才如愿以偿。以私立博爱小学申请接办为例，1951年暑假他们便向文教局申请接管事宜，但文教局并未批准，且要求其坚持办学。一个学期之后，1951年12月24日博爱小学董事会再次写信催促文教局接办，声称“收支不能相抵，积亏太多，我会无力筹垫，房租不能拖欠，且大量增加，教职员生活又为必须，下学期实难进行”，并拿学生的利益和前途相威胁：“该校学生现有六班共计二百余名，若由校方自行解散，恐各生各方投考困难，骤今失学，未免可惜。故不得不及早声明，请求接办。”(32)1952年1月9日博爱小学董事会继续呈请所属区文教科，指称校长体弱多病，已无法继续任职;六年级教员也因产假人院，无法坚持上课，师资匮乏;并再次以避免学生失学为由敦促政府接办(33)。文教局对该小学的催促并未作出积极反应，直到1月18日博爱小学才收到区文教科对去年12月呈请的批复，称“关于请求接办博爱小学问题碍难照办，详情已与孙董事长面谈”(34)。据此，博爱小学针锋相对，将学生问题推给教育局：“既不能照准接办，所有学生应如何由局方分配”;并要解散董事会，不再继续办学。在不断施压下，3月份博爱小学的呈请终于获准，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接办该小学，改为市立第五区顺城街小学分校(35)。当得到获准的消息后，博爱小学立刻呈文，不无夸张地表示“各级生听闻甚感政府的体恤，无不欢喜异常”，并保证尽快完成清点交接工作(36)。

这一阶段私立小学接办的最大特点就是政府原则上采取只管不接的方针，而办学困难的小学董事会则利用中共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动向政府出击，请求接办。与办学条件好、经费充足的私立小学相比，这些处在破产边缘的学校对于董事会来说无疑成为负担。在国家政策并未鼓励接办私立小学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在呈请接办过程中与政府博弈的最大“杀手锏”莫过于“学生利益”。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37);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教育“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小学“应该多多吸收工农的子女”(38)。就北京而言，截至1950年北京市的失学儿童大约十万，当时小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增加班级数，让更多学生入校(39)。学校董事会充分利用扩大工农贫苦子弟受教育的政治话语，纷纷强调该校工农贫困子弟占相当大的分量，并对他们采取优惠政策，减免学费，导致学校运营经费更加紧张(表明其对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支持与施行)，继而不断向政府施压：若学校不能及时接办，该校学生恐怕将失去上学机会。如果说地方政府能够应对学校“哭穷”，那么一旦提及学生失学的问题，他们往往就招架不住了。因为倘若坐视学生失学不管，地方政府的作为就与中央正统意识形态话语相违背，这份责任地方政府无力承担。因此“为了学生”便成为接办呈请叙述的着力点。私立小学的学生虽然并未直接参与到社会力量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但却成为了影响这场博弈结局的关键因素。至于私立小学教师，由于他们的薪水往往低于市立小学，甚至没有保障，因此也积极支持接办的实现。

三　地方政府主导下的正式接办

1.官方宣布接办与学校方面的最初反应

随着国家经济的逐渐恢复，1952年下半年国家认为对私立小学展开大规模接办的时机到来了。8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关于接办私立中、小学计划(草案)》，北京市教育局响应中央号召，各区初步制订接办计划。9月10日，教育部正式发布《关于接办私立中、小学的指示》，要求各地政府从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全面接办私立中小学。指示要求坚决贯彻“先接办外资举办的学校，后接办中国人自办的学校;先接办办理成绩较坏的学校，后接办办理成绩较好的学校;先接办经费困难的学校，后接办经费还能维持的学校;大体上先接办中等学校，后接办小学”的方针。为了使接办学校能够切实履行党中央的教育路线，确保主导价值观念顺利进入，该指示还要求各地教育局组织人力深入接办学校详细了解该校政治情况、人事关系，并“选派一定数量政治上较强的干部，负责接办工作，其中尤其要派遣得力的干部去接办规模较大的学校”。最后为了避免接办过程中的激进行为，指示规定要“采取逐步整理的方针，人事的安排和调动，应抱慎重态度”(40)。

教育局根据北京市的具体情况和教育部的指示，修订了私立中小学的接办工作计划，确立了五条原则：第一，人事上采取“包下来”的方针，个别需要调动、学习和退休的，须经教育局批准。第二，教职员工待遇“一律不降低”，接办前薪水与市立学校持平或高于市校的保持不变，低于市校水平的予以适当提高;学生缴费与减免办法按市校标准执行，多退少补。第三，学校基金结余除用于添置设备等正常开销外，其余须上缴政府;因正常开销而有积欠的学校，政府适当予以补偿。第四，学校的产权关系仍属于私人和团体所有，政府接办后可以租用，但不可变更。第五，少数民族小学可暂缓接办，如主动要求接办，可予以考虑，但须尊重民族习惯。而交接步骤相对简单，小学接办工作由各区文教科负责，各私校由校长、教导主任、总务主任及党、团、工会、学生会代表组成“学校交接委员会”，宣布上述原则和各项规定，完成人事和财产的登记清算，并于一个月内建立新的人事编制、会计制度、财务登记制度等，完成交接(41)。

接办工作随即展开，各区文教科派政治上可靠的干部进入各接办学校了解情况。当工作人员进入私立学校展开工作后，他们发现学校各方对接办的反应不一。董事会方面，一些办学条件差、经济困难的学校，董事会对接办表现积极，感觉自己丢了包袱(42)。例如女青年会小学把全部校产交给政府，穆辉小学的董事们在学校积极帮助清点校具(43)。益智小学董事长对文教科的工作人员说：“政府说我有成就，我死也认了。我还有房子，马上腾出来借给国家。”(44)但另外一些学校的董事会和校长则对政府接办表示不满。穆华小学董事长说：“早知如此，我办小学是王八蛋。”(45)原学堂小学校长表示：“四十年的心血一下子都完了。”(46)有些董事提出一连串的要求，请求政府给他们介绍职业，给他们的子女助学金等(47)。而有的学校校长故意拖延，如元培小学，旧任校长故意装病，而新任校长去了两周还不清楚之前学杂费的收支情况(48)。有的学校对接办工作的宣传态度消极，如调查人员在培基小学问了六七个学生，都不知道政府为什么要将私小改为市小(49)。

教职工方面，由于当时私立小学的名声不及公立小学，加上待遇低，有些人感觉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均获提高，如四民小学朱先生说：“这回我可翻身了，我再也不受学校的气了。”(50)和平附小的教师说：“一听见改市小，不知道我们心里多么高兴，过去市小瞧不起私小，自己也感到自卑，今后可好了。”有的老师对待遇提高很高兴，认为“有产假带薪了”(51)。但是一些在办学经费较好的学校工作的教师却不愿被接办，担心成为市立小学后失去自由(52)，感到“薪金不增，而工作却增多了”(53)。有些学校的教师不安心，怕调动工作，怕学校解散(54)。有些老师讽刺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有些则担心接办后失去宗教信仰自由(55)。有些老师担心因接办而失业，他们威胁说“调校长没关系，调教员可不敢保证不出错”(56)。有些教员在学生中散播谣言，煽动学生阻止接办工作正常进行，说“市小一班只准有45人，多余的都要开除”(57)。

2.强化舆论宣传，重释接办意义，凸显主导话语

董事会和教职员工的反应很难令教育局满意。即便是那些拥护接办工作的意见，也偏离了最初预想的正确轨迹。宣武区在工作汇报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一般教师对接办工作都非常拥护，但对国家经济建设好转这一点体会的是不够深刻的，多感到过去做个私小教员地位低，对个人面子上不好看。”(58)西四区在接办之初也指出了同样的问题(59)。针对上述情况，教育局加大了宣传力度。由于接办开展之时正值国庆前夕，各校纷纷将接办教育和国庆教育相结合，深入开展思想动员工作，从而使官方意识形态进入学校。学校一方面组织召开教职员工大会与座谈会，另一方面召开学生会、家长会，并举行各种联欢会、庆祝会，将接办工作与国家建设取得的成就、共产党的恩情紧密联系起来，通过情感动员的方式引导师生从政治角度理解接办的意义。正如教育局在接办经验总结中所言：“结合国庆，结合祖国三年来伟大的成就，结合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丰富了接办的内容，同时也使得国庆节的宣传工作有了更生动、更实际的内容，使广大师生通过接办，更能体会到祖国的伟大，进一步激发了师生教学、学习的积极性。”(60)

教职员工被要求不断在有组织的公开场合说出自己对接办的认识和感受，通过开放场域中的反复表达来强化正确叙事的记忆。与此同时，接办人员开始对教师进行以政治面貌、政治态度为主要内容的调查，并涉及教员与校长尤其是反动校长的关系(61)。被认为存在问题的教师，很可能会被调离工作岗位。这一措施也促使教师进行正确的公开表达，不管主动抑或被动。在强化宣传、组织学习和审查的多重攻势下，教职员工明白了何为正确，何为错误，何种表达对自身有利。一位教师在全校庆祝大会上以情动人，感激涕零地表示：“我是没有母亲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母爱，这次才感到党和毛主席是我的母亲，今后可得好好干了!”(62)育群小学的教员说：“我们要感谢政府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加强学习，提高教学来报答毛主席。”(63)对于接办政策，教师的认识逐渐超越个人得失：“决定的英明，想的周到，哪里去找这样好的政府!”教职员纷纷表示和党、政府更接近了：“过去和毛主席好像是叔伯关系，现在改为市立就是亲的了。”(64)

学生家长也参与了政治化氛围的建构。由于可以节省开支，家长多数都是赞同私立小学接办的。但随着宣传教育的深入，家长开始将从改革中获得的实惠与党和政府的关怀建立联系，并通过言行不断加深这种关联。如铸新二小学生的家长说：“共产党真是大公无私，国民党有钱都入腰包，共产党真能为人民办事。”(69)洁如小学的家长说：“我从心里感到高兴，老师和家长的困难问题，这次都由毛主席给解决了。”(70)在这种逻辑下，教育孩子自然就不再单单是一个家庭内部的事情了，培养孩子是为祖国输送人才，以报答党和政府的恩情。例如，德新小学召开家长会之际，家长踊跃出席，亲自搭台，布置会场，给学校送锦旗，给政府献鲜花。他们感谢毛主席解除了他们的困难，并进一步把孩子们教育好。据载，家长会上不少母亲非常激动，她们握着拳头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表示一定要好好教养孩子，密切与学校的联系，为国家培养好下一代(71)。

3.以立场分优劣：校长的调整与撤换

当教师、学生和家长在宣传教育的感召下共同营造学校的政治化氛围时，部分学校的领导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进一步保障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进入。由于所接办的学校情况较为复杂，政府在接办工作的准备阶段，就强调对小学校长进行调查，将各校校长的性格特点和工作问题记录在案。例如：东单区树德小学校长系基督教徒，信仰深，搞小圈子，排斥非教徒;仰徽小学校长毕业于震旦大学，但文化很低，思想落后，常说怪话，对学校工作毫不负责，对教员不领导，限制教员人工会;德新小学校长系教徒，工作能力很差，不能领导学校工作，在校没威信(72)。前门区洁如小学校长据查有政治问题，社会关系极其复杂;立德小学校长系天主教修士，思想很反动，与帝国主义分子教士联系很密切，与其他教员不合，经常发生冲突(73)。崇文区立达小学校长作风恶劣，素质坏，对政府阳奉阴违;求智小学校长是个未作交代的国民党员，思想落后，不靠近政府;新民小学校长解放前是个商人，不服从组织分配，能力差、文化水平、政治水平低(74)。根据类似调查，最初的工作计划中，共打算撤换校长15人，其中教会学校6人，一般私立学校9人(75)。

然而在接办的第一阶段，更换校长的数目就超过了计划数，达25人之多，超过全部接办小学总数的40%(76)。从上述调查可以发现，被认为需要撤换的校长问题主要存在于以下几方面：教徒;思想政治反动落后;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差;群众基础薄弱。但这些问题是否真实反映了校长的实际情况?而哪些问题在撤换校长的决定中占据着更为主导的地位?

我们以崇文区志馨小学校长赵某为例进行分析。她是此次校长撤换中比较典型的个案，教育部门的调查报告这样描述：“赵某，女，今年46岁，群众，天主教徒。自己说是昌黎贵真女子高中毕业，实际上连十足的小学程度都不够，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话都不会说。文化程度过低，政治认识太差，没有工作能力。不用说作学校领导，就是当个小学教员也不能胜任。”(77)如果这一陈述属实，那么撤换赵某本是一件无可厚非甚至大快人心的事。但从对该校接办的记录看，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她在庆祝接办的师生大会上讲话：“我十年精力都用在办教育上，今天把这个学校办好了，双手捧给政府来接办，今后别叫我校长了!”她发言完毕，许多学生都流下泪水(78)。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赵某在学生中颇受爱戴，因此“工作能力差、不适合做领导”的评价过于牵强。而从她讲话的水平看，“连一句完整的话都不会说”的指责过于夸张。根据民国时期教育部门对中小学校长的规定，任职标准主要包括法定资格和行为标准两方面，前者限定了作为一校之长的基本学历门槛，后者规定了校长日常管理中的职能、德性和态度(79)。如果一个人的学历和品行操守达不到一定标准，董事会很难会将其聘为校长。那么，赵某到底说了什么，以至于让区文教科做出上述判断?她在与调查员谈话时说她“文化太低，政治太差，工作能力不行，根本不能动脑筋，无论如何不能在学校工作。脑子不好，愿意做体力劳动”;当调查员问她是否可以学习提高，她说自己脑子太差，学习也无济于事;调查员据此判断她不适合在学校工作，当问及工作意愿时，她说：“在文教部门不能工作，只有让政府管我饭，管我住，给我买两只羊，我养羊，羊大了挤奶卖。”(80)联系赵某在接办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我们能够感到她对调查员所说的话是在赌气，表达她对政府接办其苦心经营的小学的不满，宣泄情绪。只不过这些情绪化表达被调查员很好地利用，作为将其撤换的主要依据。而撤换的真正原因也呼之欲出：赵某作为天主教徒，政治认识差，其立场与政府路线之间存在距离，不愿意被接办。

与之相似，其他被撤职的校长也多因无法与政府路线保持一致而被贴上“文化水平低、思想落后、不负责任”等标签。而对新任校长政治身份和立场的强调也进一步印证了校长撤换的主要依据。例如，到仰徽小学担任校长的象鼻子中坑小学教员吴某是团员(81);汇文第三小学现任校长杨某由区文教科介绍，系青年团员;铸新第二小学校长李某，政治上比较进步，曾任区代表;穆华小学校长由崇文区穆德小学教员杨某(青年团员)来担任;右安门后街小学教员贺某(团员)、城隍庙小学教员孙某(青年团员)、天桥小学教员张某(青年团员)分别担任慈爱小学、嵩云小学和正宗小学的校长(82)。经过调整，新任校长能够更主动地领会中央精神和政策，并积极地贯彻执行。但由于此次调整涉及范围过大，标准过于偏激，就连教育局也认为有些学校校长撤换不当，恐引起他们的不满以及未接办小学校长的恐慌。如上文提到的仰徽小学校长，被撤职的主要原因是“有时说些落后和反动的话”，但接办人员却无视他“解放后捐产兴学，该校房舍、家具等基本上都是他独资购置”的事实(83)。教育局下文要求对这种偏激的做法及时予以纠正，恢复部分学校校长的职务或将其安置在特设的副校长职位上(84)，既保证“校长”职位不变，又削弱其影响和权力。最终，共有16名校长被撤换(85)。

四　接办后的变化：新型学校文化初现

截至1956年，北京市的私立小学被全部接办(87)。私立小学被政府接办成为公立学校。不仅仅是学校所有权和管理权发生了转移。在新政权意识形态建构的语境下，私校的接办同时意味着学校文化的重新洗牌，从而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进入提供契机。如上所述，在接办过程中，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进入，师生的言说方式和思考逻辑已经在逐渐发生改变，领导班子也根据实际需要作出调整，学校的政治化氛围日益加重。而在接办之后，学校文化更是呈现出崭新面貌。

学校与上级主管部门之间建立了更为明确的上下级关系，私立学校曾经拥有的管理和资金来源方面的独立性不复存在。接办之后，各校首先明确加强思想领导，建立会议、日常学习等制度并加强集体备课以统一教学思想，要求教师全部参加政治学习。各校还规定了时事和业务学习时间，到校和离校时间，增强了纪律管理。管理加强后取得了一定效果。例如，宣武门外大街小学原来只有两三份报纸，现在已有十一人订报;西什库小学教师二十二人中在接办前政治常识测验只有一二人及格，现在只有一二人不及格，时事测验全部及格(88)。财政方面，学校的任何开支——大到校园维修、小到添置桌椅运动器材一一都需要上报教育局等相关部门，且往往需要几个回合的讨价还价才能获批(89);更不用说教职员工薪水发放等重要开支(90)。

私校接办之后，学校已经失去了制定课程和选择教科书的权利。各校须根据中央规定，废除正式课程之外的其他科目，且要使用官方提供的教科书。当时的教科书编写尚处在摸索阶段，收录了许多以成人化视角和口吻写就的课文，官方价值观念以一种较为生硬的方式进入。教育部门还通过书刊引导教师，以确保教学的正确性和统一性。除此之外，学生课外生活的面貌也发生了重要改变。少先队作为组织学生课外生活最重要的组织，在接办后的学校纷纷建立。随着“红领巾荣誉感”的形成与传播，学生更为积极地认同少先队及其所宣扬的价值理念。通过少先队，儿童的课外生活经历了集体化和纪律化的过程。

私立小学接办之后，初等教育领域思想多元的局面开始萎缩，官方一元化的价值观念成为主导。新型的学校文化不论在管理还是在思想上，均呈现出政治化、集中化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正确与错误截然对立，立场与前途连为一体，与主流不同的声音和意见失去了公开表达的土壤。

五　结语

中共对私立小学的接办，是价值传播系统基础层面的一次有力整合。私立小学历史的结束意味着儿童在接受正规教育之时，已经不存在一套与主流价值观念有所偏差的价值传播系统可供选择，他们从进入学校之日起就开始受新文化的熏陶。由国家主导办学的观念与共产主义教育理论密不可分——在新社会中，学校必须是由“国家及其地方机构设立、维持和管理”，从而能够确保“学校教育和教学的共产主义的方针”，“并给学校以物质上的保证”(91)。简言之，统一性是教育质量的首要保证。

这种统一性的实现，既不是共产主义浪漫叙事中的积极配合与一蹴而就，亦非极权主义范式下国家政权对社会力量的层层紧逼与严密控制，而是在国家政权和社会力量的互动下建构起来的。这种互动，可称作“基于共同话语的协商博弈”。该关系形成的关键在于政权和社会均对这套意识形态新话语表示认同。对于新政权来说，这套话语言说是其获得执政合法性的支撑因素;对于社会力量来说，教育领域的话语表达与自身利益相符合。然而，双方在话语表达上体现出来的默契并不能保证其对具体政策理解的完全一致，甚至还会有所冲突。但由于有共同认可的话语作为基本前提，双方的互动往往以一种“讨价还价”的形式展开，社会力量既不对政权逆来顺受，也不会奋起反抗，他们会围绕共同话语寻找与政权的平衡点。而政权也会根据社会力量的反应，积极调整政策和话语予以应对，以求达成新共识。在双方博弈过程中，政权并不能够始终占据主动，社会力量对主流话语的巧妙使用有时会让政权疲于应付——这种情况尤其出现在政权成立之初。上述互动关系至少可以说明，建政初期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博弈呈现多种样态，任何化约式的概括都会遮蔽其丰富性。

【作者简介】张放，历史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上海　2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