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追赶超预期提速
改革开放时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以2000年分界，把这35年分为两个时期，可见新世纪后以来用市场汇率折算美元衡量的经济增速大为提升。比较1978-2000与2001-2013年前后期，后期用本币衡量GDP总量年均实际增速是前期1.03倍，考虑GDP平减指数名义年均增长率0.89倍，两阶段增速比较接近。但如用汇率折算美元衡量，后期GDP总量与人均GDP年均增速相对前期都是两倍多，上述两指标增量水平更是前期八倍多。
新世纪中国经济追赶提速，显然远远超出早先预期。比如2005年，中国领导人在一个国际场合对中国经济前景提出官方预测，认为到2020年中国GDP总量将达到4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实际上，2014年中国GDP可能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人均GDP过7000美元。如此看来，新世纪中国经济实际追赶速度，大大超出官方早先预测。
超预期变化直接原因，首先是人民币汇率走势阶段性转变。改革初期近20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四倍多，新世纪初年本币汇率进入趋势性升值阶段并推动美元衡量追赶提速。汇率升值趋势背后最为本质条件，则是进出口可贸易部门生产率持续追赶。2000-13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3.9倍，2000-11年相对OECD国家增长2.14倍（该时期中国生产率增速是OECD国家3.14倍），推动国际收支平衡条件下理论均衡汇率升值趋势展开。
其次，劳动生产率较快增长是一国经济追赶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中国生产率追赶阶段性成功，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转轨，大尺度降低经济创新活动交易成本，为发挥开放环境下后发优势和学习效应，为实现大国特有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提供不可或缺制度条件。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分析逻辑看，中国收入高速增长过程中国民储蓄率上升，市场环境下企业创新能力释放提升资本回报率，带动资本形成与资本存量快速增长，持续改变社会生产函数结构与提升效率。
中国经济起飞初始条件与路径特殊，决定了改革开放时期人民币汇率先贬后升演变轨迹。改革初期乡镇企业释放资源部门转移增长效应，进出口部门整体生产率增速不快。上世纪80年代前后逐步放开计划时期价格管制等原因，造成一般物价较快上涨与市场汇率持续贬值压力。90年代中期后上述两方面情况实质性改变，开放追赶经济体本币升值规律随后得以现实展开。
二、中国追赶提速的惊人影响
中国追赶提速是21世纪初叶世界经济史的最重要事件，是理解当今全球范围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的单个最重要变量。从三个层面观察新世纪中国追赶提速深刻改变全球经济版图：观察比较危机前后中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巨大差距，通过若干宏观指标“增量贡献比”观察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的惊人提升，观察中美若干宏观指标相对变动轨迹。
首先比较中国、美国、欧元区、日本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后若干宏观指标实际增速度。在制造业这个最重要可贸易部门，危机前六年半（2001年初-2007年中）中国实际增速比上述三个主要发达经济体快10倍上下，危机后七年半（2007年中-2013年底）中国又增长近1倍，发达国家累计大体零增长。
中国总消费实际增长在危机前六年半比三个主要发达经济体快2-3倍，危机后七年半高出7-10倍以上。中国资本形成在危机前增速比发达国家高10倍以上，危机后发达国家基本上零增长，中国又增长一倍左右。中国总需求实际增速危机前比主要发达国家高4-8倍，危机后发达国家累计增幅不到10%而中国增长近一倍。
小国高增长难以产生世界范围影响，作为十亿人口量级大国的中国快速追赶会对全球格局会带来惊人变化。可用“增量贡献比”指标观察这方面影响，一国增量贡献比定义为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和特定领域的经济增量占全球增量的比重。
可见中国GDP总需求全球增量贡献比，从2001年8.9%上升到2013年38.1%，而2013年美国总需求的全球贡献比趋势值为16.2%，其他金砖国该指标为11.3%，欧元区接近零值，日本贡献为负值。中国资本形成的全球增量贡献比趋势值，从2001年17.1%上升到2013年67.2%，2013年美国和其他金砖国该指标为10.8%和6.9%，欧元区与日本为温和负值。
中国总消费全球增量贡献比趋势值，也从2001年5.3%上升到2013年28.4%，超过2013年美国和其他金砖国该指标的15.9%和14.9%。中国在大宗商品消费增量贡献比指标测算值尤其惊人：以石油、铝、铁矿石、铜四种大宗商品为例，中国2001-2013对其增量贡献比分别从24%、45%、68%和44%上升到80%、112%、107%和185%。经验事实显示，中国经济已多年稳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增量贡献国。
中国人均宏观指标与美国的巨大差距，至少要半个世纪才能逐步弥合，不过中国若干宏观总量指标已超美或快速缩小与美国差距。美元衡量中国工业增加值总量2010年第一次超过美国，2013年比美国高出三成上下。虽然中国工业结构高度化水平与美国比较仍有很大差距，中国工业总量超美仍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固定资本形成也在2010年超过美国，2013年比美国高37%。中国总储蓄于2008年超美，2013年大约超过美国三分之二。
用美元衡量中国GDP占美国比例，从2001年12.4%上升到2008年31.6%和2013年54.8%。笔者2010年初在美国纽交所“中国经济论坛”演讲中，根据2003年高盛BRICs报告发表后几年追赶实际表现重估中国经济总量赶超美国时间，结论是即便把2003-2008年实际追赶速度下调三分之一，中国经济总量会在2005年以前赶上美国，比高盛报告预测2041年赶超时点大大提前。近年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总量有望在2020年前后超美。
三、高储蓄高投资与长期增长关系
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国内外有不同观点讨论。2014年10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与合作者发表论文分析中国经济前景，该论文观察100多个国家多年经济增长数据，发现一国高增长一段时间后会很快向全球经济平均增速回归。考虑中国已高速增长30多年，他们根据“回归均值”规律预测中国今后二十年平均增速会断岩式回落到3.9%，并断言全球经济增长重心向亚洲转移观点是“亚洲斜视症（Asiaphoria）”。
研究细致水平高，不过分析思路上弯子绕得有点大。好比讨论哈佛大学经济系某个副教授能否升任正教授，不是从他担任助理教授以来学术表现和目前研究状态等基本面因素入手考察，而是依据美国甚至全世界各国大学经济学博士生最终能在哈佛大学取得教职的统计概率推测，研究策略或可商榷。探讨中国经济发展前景，需具体考察与追赶相关的基本面条件。
大体合理的制度安排，加上较高储蓄与资本形成，是观察发展中国家经济追赶的基本条件变量。一国经济成长，是技术与产业结构不断提升过程，不过企业不可能在空中楼阁中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也无法用闭门造车方式提升，都离不开资本形成作为实现形式。现实生活中不同增长要素相互渗透交织发挥功能，后进国家如能动态改革调试以创造大体合理制度环境，通过资本扩张与深化改造社会生产函数结构与提升其效率，就能推动技术、产业与经济结构向更高水平演变并逐步实现追赶目标。
回顾现代经济学说史上增长-发展思想学说源流演变，从斯密、李嘉图到缪勒、马歇尔，从刘易斯、哈罗德-多马到索罗、罗默，不同时期不同学派分析视角与政策取向不同，然而大抵包含共同理解：经济增长离不开储蓄投资，经济增长速度与储蓄-投资率成正比。当代新增长理论改变新古典增长模型有关技术外生假定，把投资看作具有激发技术进步与知识外溢效应的经济活动，深化了对增长实现机制的科学认识。
标准增长-发展模型偏颇在于比较忽视制度重要性。市场体制下较高储蓄与投资率对经济追赶具有关键促进作用，不等于说通过国家行政权力强行积累投资也具有等价功能。二战后一段时期广大发展中国家丰富实践经验表明，国家大规模强制动员积累与计划投资，虽能在一定时期实现高增长，然而非市场体制类型增长模式难以摆脱质量低下与难以持续困扰，最终需探索不同形式改革开放路径再造市场取向增长机制。
结合中国现实，认识高储蓄高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作用，则需适当区分厘清转型期特征现象与长期规律之间关系。中国现实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确实存在一些不合理因素并带来矛盾问题。例如政府部门仍维持较大规模净储蓄客观推高储蓄率，要素价格改革滞后对企业利润率影响也会一定程度拉高储蓄率，高强度投资对生态环境带来前所未有压力。重视这类问题并加以改革调整是必要的，然而不应否定长期分析场合较高储蓄投资支撑经济追赶的前提性作用，否则可能出现“灯下黑”的认知偏差。
四、中国储蓄率与投资回报
当前中国仍有很高储蓄率与较高投资回报率。如能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制度，把海量储蓄转变为高效资本，激活企业创新能力并推动技术和产业结构进步，中国有望持续追赶。
中国总储蓄率近年有所回落，从2008年53%峰值下降到2013年49.7%，不过仍远远高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美国与日本目前储蓄率大约为18%，假定没有外部储蓄净流入，资本产出比为3-4，再考虑总体资本折旧率，18%储蓄率与投资率可能意味着资本存量不再增长，构成制约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德国储蓄率仍然比较高，2013年23%储蓄率也远远低于中国。
更值得重视的是，之所以说中国资本回报率较高，可用两种方式观察资本回报率。一是用收入法GDP和投入产出表等宏观数据，结合资本折旧率估计来估算整体经济资本回报率。二是利用行业财务报表数据测算部门资本回报率。结果显示，在5%和10%两种假设下，用宏观数据估计的中国经济整体资本回报率近年有所下降，然而2013年仍在11%以上较高水平，应大幅高于四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未来长期投资回报。
再看部门资本回报率。由于宏观周期等方面原因，中国工业投资回报率近年明显下降，然而权益与资产税前利润率仍分别在17.3%与7.4%较高水平。值得重视的是，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始终大尺度高过国有企业，2013年民企权益税前利润率25.6%是国企2.2倍，提示中国工业部门维持较高回报率有较大潜力。从国际比较看，近年中国工业企业平均回报率大幅超过日本，与美国相仿，中国民企资本回报率则大幅高于美国。另外，中国上市银行与金融企业过去近十年税前权益回报率大体在20%上下较高水平。
从储蓄率、回报率及国际比较入手讨论中国经济基本面条件，还可以结合劳动市场和就业损益情况探讨。新世纪以来，中国第二产业新增约700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一半左右估计是制造业就业岗位，同期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人数则不同程度减少。可见美国要把缺乏开放竞争力的就业岗位不断“外包”转移出去才能维持较高资本回报率，中国则是在就业和行业规模快速扩张中保持了较高资本回报率，显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中美经济基本面条件差异。
五、力推改革提质增效是关键
新世纪中国海外资产规模快速飙升到几万亿美元，需注意的是中国输出的主要是资金而不是资本——中国或许不缺储蓄资金，然而仍缺少高效资本。目前中国劳动者人均平均资本估计约在美国二成上下，制造业人均资本可能是美国的25%-30%，仍需长期较快投资提升人均资本才能实现中国持续追赶目标。这里最为关键条件，是加快改革完善制度，为海量储蓄转变为高效资本提供必要体制保障。
也正因此，力推金融改革是创造高效资本的直接必要条件。首先要加快利率、汇率等宏观要素价格改革，避免负利率条件下储蓄追逐资产泡沫过度投机，避免汇率扭曲导致资源低效配置。其次要破除垄断并放松银行及金融机构准入管制，加强针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审慎监管，在稳健前提下提升金融市场竞争度。再次要加大资本市场改革力度，通过取消上市审批、加强事中监管、做实退出机制，完善资本市场体制以健全和提升其直接融资功能，改变国内优质企业国外上市高价利用外资、官方储备向国外低价输出储蓄的不合意格局。
同时，激活企业潜能是创造高效资本的关键支撑条件。企业是资源配置的最重要微观组织，企业家是资源配置的最重要市场主体，要充分调动企业潜能以支撑可持续高效投资。首先要贯彻依法治国方针，对包括民营企业在内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一视同仁产权保护。其次要反思与改革过于宽泛化宏调体制，防范行政部门以宏调名义过多干预市场运行，妨碍充分发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高效资本形成过程中的积极功能。再次要破除垄断与放松投资管制，降低民企等市场主体在各类市场的准入门槛。
最后，中国应有效应对两大挑战，从而为创造高效资本提供保障条件。一是应对分配领域矛盾。体制转型与高速增长会派生分配不公与收入差距加大问题。推进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从制度上根治以权谋私顽症，是治理分配不公的不二选择。贯彻社会政策要托底方针，健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为可持续高效投资提供社会保障。二是应对治理环境污染难题。除了粉尘、水、贵金属、土壤等传统污染，近年多地特别是华北微颗粒物污染加剧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新问题。需采用减排放、转产能、调需求等措施综合治理，为可持续高效投资提供环境保障。
（本文根据作者2014年12月13日在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主旨演讲内容整理而成。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