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届年末，马年中国外交大局落子收官。中国特色鲜明的大国外交暨国际战略登台亮相，可谓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尽显。世界外交舞台上，具有鲜明“中国创造”标记的外交和国际公共产品喷涌而出，中国外交更具章法，更有力量，更富于智慧，也更显魅力。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深刻地感受到，经过一年的精心耕耘，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的轮廓已清晰呈现。
充分评估国际形势锚定战略大趋势的发展方向
2014年，国际形势继续朝着战略格局转型、新秩序塑型的发展趋向深刻变化。全球经济复苏艰难，地区冲突交织迸发，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更加突出，合作与变革的呼声更加高涨，建立利益与命运共同体的诉求更加强烈，国际秩序加速演变。
国际政治中最抢眼球的政治事件，莫过于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伊斯兰国（IS、ISIS）的横空出世。
乌克兰危机的缘起，是西方利用乌克兰国内政治经济问题积重难返的时机，推动了乌克兰不同族群和政治力量的分裂，核心问题聚焦于欧盟东扩—北约东扩危机，克里米亚事件的突发则使美国与欧盟始料未及，乌克兰危机内战化、长期化加剧了俄罗斯与西方的战略对抗。乌克兰危机使美欧—俄双方相互改变了彼此的战略认知，互相认为对方试图挑战自己的战略底线，破坏自身的核心战略利益。美欧加强了对俄的战略遏制与威慑，加大对俄经济制裁，并利用金融杠杆工具和油价暴跌的形势，使俄罗斯经济遭到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困难，从而迫使俄罗斯进入了战略收缩状态，甚至使美俄及俄—北约之间早已达成的有关限制导弹的条约的执行，也面临考验。
在中东，美国持续了十几年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暨全球反恐战争，不仅未能解决大中东地区深层次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民族宗教冲突、地缘政治矛盾，反而造就出一个21世纪的国际政治怪物。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美国既是制造者也是启动者），伊斯兰国的从天而降搅乱了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战略调整计划，动摇了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个战场撤离的战略信心，延宕了美国击毙本·拉登后意欲迅速收拾的反恐战争残局，拖拽了其在全球范围开始实施的战略再平衡计划。有学者认为，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是美国中东战略的严重失误与阿拉伯世界经历的政治、经济、民族和认同危机相结合的悲剧产物。种种迹象显示，形成百年的中东地区政治秩序正在崩塌，新秩序何时、以何种形式建成，已成为地区乃至全球面临的重大国际政治—安全危局。中东局势的剧变，不仅在挑战美国的战略意志，也给其他大国出了一道战略难题，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也明显上升，期望中国在中东北非地区提供更多的国际政治经济公共产品。
2014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持续发生深刻变化，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已变得空前紧密，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同时，世界对中国的依靠、对中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中央适时召开了外事工作会议。在深入分析了世界发展态势和国际格局变化基础上，中央对当前的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大局做出了清醒的判断，明确提出：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更要看到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更要看到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中国的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而最大的机遇就是中国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这些清醒的战略判断，锚定了战略大趋势的发展方向，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不会动摇，中国坚持共同发展的理念不会动摇，中国坚持促进亚太合作发展的政策不会动摇。
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习近平主席遍访欧、非、拉美、北美、中亚、东南亚、东亚、南亚和大洋洲，到访30多个国家和欧盟，外访范围、密度、强度为中国外交史仅见，展开了中国特色国家元首环球外交。在国内，习近平主席主持了亚洲安全峰会和APEC北京峰会，接待了几十个国家领导人的来访，其中包括几乎所有大国的领袖。丰厚累累的外交成果，彰显了领袖外交对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大局的统领作用，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超过13亿人口规模和延续五千年文明体系的国度、民族和经济体，正站在新的高度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力度影响着世界的发展，这是2014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为精彩之笔。
“东稳，西进，北固，南下”的大周边战略蓝图清晰显现
2014年，在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之后的一年里，深耕周边，践行“亲诚惠容”战略思路，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外交与国际战略成果。强调树立“大周边”的战略思路，即不拘泥于贴近中国的诸多邻国这个小周边，更要关注向纵深扩散辐射的战略大周边，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的战略关照下，进一步统筹中国大周边东—西两个战略方向的平衡，进而统筹海—陆两个战略方向的平衡，力争形成东西联动、海陆互补的有利战略态势。在稳固北方既得战略利益格局的背景下，关照南部战略利益格局的转成；生成以北（俄罗斯）促西（中亚）有利于我的战略大格局，缝合起大西南方向（印巴—南亚）与南部（东盟）的战略缝隙。“东稳，西进，北固，南下”的大周边战略蓝图清晰显现。
观察近年中国周边形势的变化，仍可清晰感受到某种悖论现象：一方面，周边国家继续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分享发展红利的战略期望不仅未变，反而有所上升；另一方面，应对“中国崛起”的危机感、焦虑感和紧迫感也同进上升，对华心态更趋敏感，疑虑与戒备、防范和牵制增多。同时，近年中国周边此起彼伏的国际热点，几乎无不与历史遗留的中国领土主权争议相关联。一些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周边国家急于扩展自身利益或提升国际地位，或借美国之力，或彼此合纵连横，形势错综复杂。这些情形，其表层原因依然是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存在着某些不适应，一些国家对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存在疑虑；但就深层原因而言，在亚太战略区域事实上出现了因中国的快速崛起而形成的、中国主导的地缘经济结构与长期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结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与冲突。
近年中国快速和平崛起使中美关系互为战略合作者与竞争者的关系更趋复杂，双方面临在美国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议题之间，寻求战略平衡的现实问题。从庄园峰会到中南海散步，中美两国领导人就共同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一步达成共识，并围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核心内涵，开始践行路线图。奥巴马表示，无论在双边、地区还是全球层面，美国都将中国作为重要合作伙伴，同中国发展强有力关系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核心。因此，协调中美战略关系已成为稳定现有东亚秩序的主轴。
在今年习近平奥巴马北京会晤期间，中美在信息技术、军事互信、签证互惠安排、气候变化、人文交流等多领域都取得显著进展，这不仅为未来两年合作创造了良好氛围，也将惠及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中美双方就尽快恢复和结束《信息技术协定》扩大产品范围谈判达成双边共识。这是自1996年以来世贸组织首次就关税减让问题取得突破，届时相关商品关税的取消将具有重大商业意义，也会带来示范效应。在军事领域，中美双方充分肯定两国签署关于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谅解备忘录。中美军事协议，意在提升避免冲突和危机管控机制的建设。军事备忘录对于建立信任措施十分重要，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减少军事意外事件，并降低意外发生后升级的可能性，还将为未来建立更多的信任措施打下基础，可以使中国周边的国际海域和空域变得更加安全。中美就气候变化问题发布联合声明，共同作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深度、联合声明的宣布时机以及承诺减排力度均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
2014年中美两国之间高质量的战略沟通机制的运行，再一次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其不仅已成为维系中美关系的可靠战略保障，也已成为当今世界秩序中不可或缺的成熟国际关系机制。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中美双方已摸索出了一整套互相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与战略关切，清晰认知对方战略意图、利益偏好和政策底线，从而对对方发展保持比较稳定战略预期的经验。这无疑会对两国关系提供持久的发展动力，也为稳定东亚国际局势的发展提供了厚实的压舱石。
在此背景下，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在中日达成四点共识的基础上，APEC北京峰会期间实现了中日首脑会晤，近年来因日方引起的钓鱼岛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无端发酵而遭到严重破坏的中日关系，出现缓和稳定趋向。反观安倍政府的外交战略却受此牵制，尽显疲于奔命之态，而中日关系在中国外交大局的权重、位次则呈现显著下降趋势。与此同时，中韩关系的发展步入了全面战略合作的新时期，中韩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扩展为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不仅积极推动了中韩双边的经济政治关系的发展，而且有力地遏制了朝核问题恶化的趋势，有效地发挥了正能量，成为东北亚国际格局的稳定器，成为稳定中国东部战略方向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2014年是加速发展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一年。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俄罗斯，普京总统两次来华，中俄元首五次会晤，两国一批重大合作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进一步拉紧了两国利益融合纽带，保持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运行。习近平主席专访蒙古国，构建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极大推进了中蒙关系的发展。在9月的上合组织杜尚别峰会上，实现了引人注目的中俄蒙三国峰会，达成诸多战略共识和外交成果。中俄蒙三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愿意将中国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三方愿在捍卫地区安全、推动世界多极化方面携手合作；三国峰会有望实现机制化。这一战略成果，将造成稳固的中—俄—蒙战略掎角之势，使我北部战略方向的稳定态势得以巩固。
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分别成功访问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中国领导人在两年时间里完成了对中亚国家全覆盖的外交出访。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有力地扩展了我国西向战略空间。“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提出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而这一战略构想的快速付诸实施，围绕丝路经济带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项目的规划和安排的接踵展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迅速启动，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通气并启动D线建设，建立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商谈了10年之久的上合组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的签署，上合组织扩员进程的开启——这一切更使西部邻国切实感受到了中国的诚意和国家实力，感受到了搭乘中国经济发展快车带来的实惠，也对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外交空间中与印度总理莫迪会晤。中印一致同意沿着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大方向，进一步构筑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两国务实合作实现了新突破。习近平主席访问了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建立中马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宣布启动中斯自贸区谈判，启动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有力推进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在南部战略方向上，中国保持了一直以来与东盟关系的顺利发展，及时调整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政府积极着手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实施，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实施，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等系列战略构想进入实质性磋商阶段，商谈中国—东盟国家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事宜，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在此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地区战略议题，使得东盟国家继续向好调整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中国尊重缅甸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抓住缅甸经济改革之机，适时调整推进了中缅关系发展。中、印、缅三国今年共同举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活动，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在周边和国际社会产生积极反响。因“981钻井平台事件”受到伤害的中越关系及时得到修复，双方达成不因南海问题冲击中越关系大局的战略共识，越方积极参与了中国主导的诸多亚太经济发展机制安排，中越关系正在回归正轨；中菲领导人怀柔会晤，显示中菲关系趋于改善；南海问题热度持续降温，正在淡出全球和区域安全视域。
在南太平洋方向，习近平主席出席G20领导人第九次峰会，访问澳大利亚、新西兰，将中澳、中新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在访问斐济时，集体会晤了南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与南太岛国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了同南太建交岛国的整体合作。
从大周边的战略视角出发，在这广大的中国周边战略区域中，在巩固北方、稳定东部局势的战略背景下，西进中亚和西亚，南下南亚、东南亚、南太平洋，综合考量经济发展、地缘政治、战略通道、能源资源等因素，以能源管线、铁路、公路、航运、网络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纽带，资金、贸易和产业链连接并重，加快推进区域利益共同体建设与战略经营，实行表里相互依存，战略纵深与前沿相互呼应的策略，努力建构与塑造长期有利于我的周边战略环境。
在“走出去”战略牵引下，构筑“一带一路”、两翼齐飞的
地缘经济战略框架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最令世界赞叹的莫过于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推出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经济发展议程、国际投融资机制倡议。在去年倡导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上，中国又与金砖国家合作推动建立授权资本为10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缓解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所遭遇的“融资难”问题；中国同印度等21个亚洲国家签署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备忘录，启动授权资本为10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基础设施投融资新机制，有效促进亚洲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中国倡议召开了“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宣布投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在APEC北京峰会上，中国提议建立亚太自贸区（FTAAP），得到了APEC成员的支持；中美两国在APEC会议上就中美投资和贸易谈判（BITT）寻求共识，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融合，就中国加入TPP及美国加入RCEP展开讨论；中国采取实质性举措破解基础设施投融资难题，大力推进G20基础设施投资议程；中国与两个重要的亚太国家韩、澳，实质性结束了FTA谈判；中国政府还提出了筹建海上丝绸之路银行，建立上海合作组织银行的倡导。
这些战略构想和举措的提出与付诸实施，标志着中国已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宏大的经济战略布局，也意味着中国将不再仅仅是国际经济体系及规则的参与者，而正在努力成为国际体系的建构者和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中国明确表示愿意让各国“搭便车”，一方面希望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发展的顾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和亚太伙伴同舟共济、共享发展成果的责任和担当。中国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国有意愿、有能力帮助其他国家，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这些区域国际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旨在打破亚洲互联互通的财政瓶颈，即为“一带一路”项目筹措资金，提供财政支持。“一带一路”项目的提出，以及2014年中国第一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的情势，表明中国的政策和战略正在发生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即中国正在大踏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当然，这也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世界地缘政治的重新定位。
在这些战略构想和举措中，以“一带一路”构成基本的战略框架，在“走出去”战略牵引下，实现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优质产能的转移，在装备、技术、管理“走出去”的同时，以打造中国主导的全球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为主要投资领域，推进中国资本全球化战略。
“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一年来，已经有沿线50多个国家积极响应参与，并愿同各自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这些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开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广阔。丝绸之路经济带，将通过公路、铁路、电力、光纤网络，把中国与东亚、南亚以及欧洲的经济体连接起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旨在推动东亚和印度洋的海上贸易。据乐观预测，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的商品，中国“走出去”的直接资本会有1.2万亿美元，给世界其他地方带来的就业岗位将有700万个，出境游客数量约5亿人次，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达到27%。中国周边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率先受益，深化他们与中国的生产、贸易和金融联系及外交关系。
“一带一路”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中国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深挖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潜力，必将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升级，从根本上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不利格局，进而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两翼齐飞、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
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积极推动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
2014年，中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也是成果丰硕。
面对一个变革的世界，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我们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
中央明确提出，中国外交与国际战略的总目标，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以自己富于创新的外交实践，向国际社会阐述了中国梦的世界意义，争取世界各国对中国梦的理解和支持；把中华民族和平发展的“中国梦”，延伸为地区发展的“亚洲梦”—“亚太梦”。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追求的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所谓“亚太梦想”，包括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让经济更有活力、贸易更加自由、投资更加便利、道路更加通畅，人与人交往更加密切。从“亚洲梦”—“亚太梦”到亚洲—亚太命运共同体，推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力地提升了中国的地区及全球影响力。
新的外交实践，丰富了和平发展战略思想：强调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提出和贯彻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坚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提出了“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的亚洲安全观；提出和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切实运筹好大国关系，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特别是扩大同发展中大国的合作。
以结盟对抗为标志的冷战终结后，中国及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走出一条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构建伙伴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新特色。迄今为止，我国已同67个国家、5个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基本覆盖了世界上主要国家和重要地区。明确提出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对上述成功外交实践的提炼和概括，使中国构建伙伴关系的战略思路更具战略高度，更具全球视野。
观察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不可不注意研究中国外交新常态。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将跟随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前行，中国将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导力量，中国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改革也将借此获得动力，成为一种新常态。中美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进程中，两国在全球尤其是亚太区域的共同战略利益增多，需要共同制定国际规则、共同承担责任和义务的空间急速延展，与此同时，围绕经济发展格局、地区安全格局争夺主导权的竞争也在加剧，这些将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在中国周边关系中，涉及领土主权的争端短期内无法彻底解决，中国与涉事国的双边关系呈现既合作又斗争的局面，中国与周边国家理性对待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处理好、管控好潜在危机，使之不干扰彼此国家关系的大局，这将成为中国周边国际关系新常态。对于中国来说，类似APEC会议的重大多边国际场合，不仅是中国与大国及周边国家之间巩固关系的场合，也是彼此协调立场、疏解纠纷的良好国际空间。因此，利用好这类重大国际场合，不仅在主场外交，将来恐怕更多的还是在客场外交，发挥中国外交的道义、智慧与日益增强的战略力量优势，维护和延展中国的国家利益，担当相应的国际责任，提供越来越多的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大约也将成为中国外交的新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