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亚太并非零和博弈：双方应彼此尊重各自的战略利益

2011年美国在亚太地区展开的一系列调整和部署，一个不言自明的目的似乎是应对“中国崛起”，防止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进一步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即美国意欲在中美博弈中实现战略再平衡，避免被边缘化。所以，两国关系由此进入一个更加复杂、敏感的阶段。一方面，两国之间发生碰撞、摩擦和对抗的风险明显增大，保持双边关系稳定和实现互利共赢的难度增大。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对抗冲突给两国造成难以承受的后果，两国高层始终在努力以已有的相互日益拓宽加深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积极探求通过包括亚太事务磋商机制在内的各种途径来加强沟通，减少误判并有效地进行危机管理。而参与亚太地区角逐的其他力量，则表现出利用中美分歧谋取更多利益的特征。由此，整个地区范围内的国际关系重组与局势变化，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在新一轮亚太格局的变动中，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博弈和调适已成为主线。美国强势推行新的亚太战略，实际上是对中国近10年来在亚太地区影响力持续上升及其地区效应拓展的一种回应。中美关系中原有的结构性矛盾，诸如人民币汇率问题、售台武器问题等老问题尚未解决，而2011年东亚地区新的形势变化使得中国又感受到了新的现实压力。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同盟体系与当前及未来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共处并共同承担极为重要的责任之间，存在着内在冲突。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在亚太区域的战略角色。中国对美国在亚太暨东亚地区的正当利益予以充分的理解与尊重，欢迎美国在亚太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也希望美国充分地理解并尊重中国在这一传统的周边与邻近地区的重大利益，以及所发挥的富于建设性的战略影响，以负责任的态度处理好彼此利益关切，共同促进亚太地区可持续的和平、合作与互信。

的确，在2011年诸多不稳定与不确定性的情势中，中美关系也有一些相对稳定的因素得以显现，提升了双方之间的战略默契。例如在中东问题上，在南苏丹独立问题上，在对抗金融危机问题上，中美之间形成了默契。美国没有挑战中国的底线，中国也不会主动挑战美国的底线。

2011年，中美两国在机制建设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举办了首届中美战略安全对话；第一次和第二次中美亚太事务磋商分别在美国檀香山和中国北京举行，等等。因此，在研判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同时，更要看到中美之间存在牢固的共同利益需求，其中最根本的莫过于中美之间长期交往的不可选择性。国际关系中最有力的情感催化剂就是持续的交往关系，在事关全球稳定、全局性问题的解决上，美国离开中国不行，中国离开美国也不行。因为不可选择，所以必须友善相对。而且，双方的合作一定基于相互的战略回报。因此，中美关系中要努力形成一种互惠互利的激励机制。面对安全目标的多样性与实现安全目标手段有限性的矛盾，中美之间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资源互补，从而为双方带来超过各自单独行动的战略收益。对中美关系而言，最大的战略回报，莫过于中美两国不会因误解、猜忌而产生战争，进而在持续的交往中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共同负责任地参与全球治理。

总之，中美之间的危机管理是一个信任机制建设的问题。从2011年的一系列事情来看，日益成熟的中美战略管理机制起了作用，双方沟通迅速顺达，减少误判几率。中美危机管理机制的成熟，恰恰是通过一系列危机的处置，得到锤炼和充分考验的。共同的战略利益与成熟的管理机制，使中国与美国在亚太地区更多的是分享而不是争夺，是合作而不是竞争。中美在亚太并非零和博弈，中美两国也绝不会导致新冷战局面的出现。

文化强国战略的必要路径：根植于软实力的国家形象优化

2011年，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继续保持快速提升态势，继续成为牵动国际格局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中国国际地位的新提升以及中国与世界的新互动，为中国沿着和平发展道路更好地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为有利的条件，也给中国在更加宽广的舞台上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但另一方面，世界主要力量纷纷针对国际格局的变动特别是不同程度地针对亚太地缘板块的隆升加快调整战略，使得亚太地区格局的重组加快，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也更加不确定和充满风险。其中相当多的调整和变动，要么是直接针对中国，要么与中国紧密相关，这都将给中国的周边环境带来诸多变数和不确定性，给中国在和平发展取向下驾驭周边环境的复杂变动，更好地推进对外战略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这种态势，从作为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角度看，使世界格局的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新兴大国的方向发展；从世界主要大国力量消长的角度看，使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变化；从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牵带作用看，使亚太地区快速隆升的态势更趋突出。概而言之，世界格局变动中的中国因素进一步凸显，中国与世界的互动继续朝着全方位、多层次、高敏感、深触动的方向发展。

在上述变动中，“国家形象”成为提炼2011年中国外交的一个关键词。元月份胡锦涛主席访美时，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纽约时报广场首播。这部宣传片中一改以往长期以来被国际社会塑造出来的中国形象，即“重商主义”的形象、缺乏个人色彩的所谓“集体主义”形象、过于含蓄意指与暧昧的语言模式，而是用一个个有血有肉、喜怒哀乐的中国人的鲜活故事打动国际受众，一改以往那种善意却未必能赢得掌声的宣传效果。中国外交不仅要表明善意，更要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与繁荣。中国要告诉世界的是，中国良好国家形象的塑造，正是发生在中国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历史进程中。

在国际社会中，有关中国国际形象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是不是真的要做“好人”的问题。多年以前，邓小平就一再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中国即使发展了强大了，也决不做超级大国，绝不欺负别的国家。现在到处在讲打造中国的软实力，软实力建设的根本，并不在于多建或少建几所孔子学院，根本在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文化上、制度上、道德上有吸引力的美好国家，不仅对全中国人民有凝聚力，而且对国际社会有吸引力。我们要积极推进市场经济，推进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建设，努力推进中国公民的基本政治和社会文化权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化进程。用上述要素来确立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基本形象，用上述要素来不断优化根植于软实力的中国形象。

就外交政策而言，一个关键的应对措施是，中国外交要增强“和合文化”、“和谐世界”理念在国际舞台的实践操作性。美国的“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尽管理念上漏洞百出，但其政治上易于实践操作，使得其在国际社会中获得许多追随者。因此，中国的外交理念既要丰富其内涵，又要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用以衡量其实施效果，唯有如此才能拉近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距离，才能将中国的权利（right）转化为权力（power）。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从本质上讲，建设文化强国不仅是为了优化中国形象、捍卫文化安全，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国际竞争力。我们要清楚，有文化资源并不意味着有文化市场，发展文化产业首先要有工业化理念，不是将传统文化一包装就是发展文化产业。其核心是要将文化资源推上流水线（将资源变为产品），将奢侈品变为必需品，将文化产品的“收藏观”变为文化产品的“消费观”。唯有占领文化市场，才能守住影响国际认同的思想阵地。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国家形象的本质来自于国内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来自于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样一个最为坚实的政治基础，简而言之，就是维护13亿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来说，这才是最厚实的战略基础。从这一点出发，中国必然会扮演一个极其负责任的维护世界和平的角色。事实上，过去30年，中国长期是国际和平环境的受益者，因此在未来中国不但不会挑战这个和平的国际秩序，而且必然会是这个长久以来的国际和平大环境的坚定维护者。过去30年里，中国的发展并非靠坚船利炮所得，而是受惠于和平的国际大环境。今天中国发展了，就更不会愚蠢地重走已被历史一再证明行不通的列强之路。19世纪西方国家奉行的帝国之道和炮舰外交，早已被中国人民摈弃。因此，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仅止于维护自身的安全，并无超出于此的其他目的。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并没有改变，中国仍将长期处于总体和平的国际战略环境。同时，国际社会将会从中国的发展中，从中国对世界担负的国际责任中，从中国提供给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公共物品中，切实感受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文明贡献以及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