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就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问题，中国经济学界的讨论蛮多。在国际上，围绕着中国经济是否能通过政府的这次“宏观调控”而实现“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关注着中国问题的国外经济学家们和观察家们也议论纷纷。国务院近期的一些会议和7月23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中曾一再申明，当前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措施所“取得的成效还是初步的、阶段性的，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有所缓解，但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而“宏观调控（正）处在关键时刻”。来自政府决策机构的一些新近信息均表明，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政府对中国经济的所谓“过热”的“宏观调控”（刹车），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回顾20余年的改革历程，前瞻未来发展道路，可以判断，中国经济的宏观增长路径和市场发育进程，均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如果还不能说是“关键时期”的话）。此时此际，一些有关中国经济增长和制度演化进程的一些“基本面”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中国经济增长是否真得“过热”了？
今年4、5月份，中国经济学界和政府决策层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判断，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自SARS退去以来开始出现了“过热”。接着政府相继出台了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包括用通过行政命令和其它行政手段来使中国经济增长“减速”。要调控，要减速，要刹车，一个首先要澄清的问题是：是否中国经济增长真得出现了“过热”？一个连带的问题是，如果判断经济增长确实“过热”了，其衡量标准又是什么？
今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经济曾一度出现了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投资增长率（统计口径和基数使之有夸大和误导的成分），货币发行量也一度高位增加，并出现了一些季度两位（百分）数的GDP增长速率。在实际经济部门运作层面，煤、电、油、钢、水泥和一些其它原材料一度出现短缺并价格上涨，交通运输尤其是铁路吃劲。这已被人们认作为已现实观察和官方统计的事实。但是，这些经济征象被放在一起来考虑，是否就意味着前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真得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过热”了？对此，笔者一直怀疑。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判断？从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来看，有6大因素（方面）使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热说置疑：第一，中国目前有天文数字的城乡储蓄，这说明中国目前不缺乏转化为资本的“现钱”，或者说存在着“资本闲置”；第二，中国有数千万城市待业和失业人口，并且有至少1亿5千万的农业过剩劳动力，这也无疑意味着“劳动力闲置”；第三，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000多美元，并且近些年中国市场需求面上已长期持存了“发展过程中”的“有效需求”疲软和“过剩经济”现象；第四，近几年的双顺差使中国积攒了近5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第五，直到去年，中国经济还一直为数年的通货紧缩所困扰。在资本、劳动、市场、外汇和通货紧缩五个要素并存的这样一个宏观格局中，加上去年SARS肆虐对中国经济增长拟制的“储洪效应”，2003年夏季以来，中国经济出现高速增长，应该说是自然的事，也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我真搞不懂经济学界为之紧张什么。一两个季度投资率过高和货币发行量过快，应该说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就凭一两个季度的统计数据，就惊呼什么经济“过热”了，那“过热”的标准是什么？上述5个因素并存，这无疑意味着中国经济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和潜势。从哪家的宏观经济学原理中，能就这一格局推出中国经济增长是“过热”的？5－6％是“过冷”，7－8％是“正好”，9－10％是“偏热”，10％以上是“过热”——这是哪家的标准？谁个的逻辑？在目前中国经济中上述5大因素交织的宏观格局中，为什么中国经济就不能有两位数的增长？如果中国经济还没有达致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只能说明还有一些体制障碍卡在经济运行的什么地方。
当然，我们这样判断，并不排除目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确实存在着某些“非合意”甚至“不健康”的因素和方面，但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除了一些东部发达城市的房地产投资过旺这一现象外，这些“非合意的”因素和方面大都与前两年政府旨在拉动经济增长所采取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尤其与各地和各级政府在整个国家的扩张性宏观政策鼓励下贪大求功、追求高增长指标和政绩工程而引发的投资密不可分。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以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所上马的一些政绩项目，多是些不怎么讲投资效率（回报率）的面子工程，因而也从整体上导致政府扩张性宏观政策所引发的政府投资以及政府行为所引致和支持的投资，鼓动了一种非效率的经济增长。因此，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或在某些方面同意前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确有些“过热苗头”的判断，板子也应该打在各级政府的投资冲动的“头”上，而不应该是打在市场尤其是民间投资的“屁股”上。
政府的行政机制在市场中的嵌入
在20余年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的市场运行基本框架已逐渐发育成型，并在各地和各个经济部门不断扩展。然而，一个不可置否的事实是，在当今中国，行政控制机制还仍然在市场运行中起很大作用。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看，中央和各级政府作为一个个投资主体，还是内在于经济中增长加速和减速的主要动力源，而不仅仅只是一种超越市场之外或之上的调节力量。在目前的体制格局中，不但政府投资导向、调控机制、政策手段和其它行政信号直接决定着经济增长速率的高低，民间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与政府投资和政府的宏观政策导向所“触发”或“拖动”的。对于这种格局，我将之称作为政府在市场中的“嵌入”。这里所说的政府机构及其行政机制在市场中的“嵌入”，是从社会学家那里借来的一个概念，英文叫“embeddedness”。
政府在市场中的深嵌，使得我们基本构架刚刚成型的市场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体制有很大不同。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参与者们进行着自己的博弈，政府通过财政、货币、环境以及进出口贸易方面的政策、法律和法规来调节着市场，因而实质上是与市场在一个平等地地位上进行着权利与利益的交换，也因而可以引导市场，调节市场，但不（能）命令市场。与之相反，在政府嵌入市场的体制格局中，政府是主人，市场是奴隶。由于政府作为市场的主人不但高高再上，能直接运用行政手段指挥和命令市场，也由于各级政府及其衍生机构直接参与市场交易，使得政府仍旧是市场“过冷”或“过热”——如果这两个词在描述宏观经济运行上是可用的或者说有意义的话——的发动机。政府作为市场博弈的“庄家”深嵌在市场中，政府对市场运行的干预，就不仅仅只是“调节”，而是“调控”了；且政府的“调控”手段，“经济的”、“市场的”甚至“政策的”的调节往往无效的或收效甚微，结果“行政调控”往往是必然选择。
认识到政府在市场中的嵌入，就会理解我们当前“宏观调控”的性质和特点了。与西方政府多年惯用的“宏观调节”的政策工具有着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的“宏观调节”的实质是，我抛出一个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球”，让你市场来接，因而这种调节的结果是，政府与市场（请注意，我这里不是说市场参与者）在平等“场地”上的进行博弈。与之相反，我们的“宏观调控”，是“调”与“控”的结合，“调”是形式，“控”为手段，“操控市场”才是目的。我们的宏观调控所隐含的前提是，政府是庄家，市场参与者只是“陪赌”，因而从整体上看政府好像是一个骑手，而市场只是政府的坐骑：“鞭子打下去，你会不听？”且在政府深嵌在市场中的格局中，政府一加强宏观调控，自然会强化政府对市场的行政控制，从而使政府进一步深陷市场。在这个问题上，宋国青教授的一个判断（说法）很到位：我们今天所言的“加强宏观调控”，与“加强行政控制”，近乎同义语。我们这里有一点要补充的是，宏观调控中行政机制对市场运行操控的强化，是政府嵌入市场的一个自然结果。当然，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现在的问题是，这次宏观调控真得是必须的？
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我们不但要学西方的自然科学理论，而且要学国外的管理科学理论”。这句话目前显然已付诸了实践。这多年，我们的经济学家们，我们的政府决策层的“经济”人士，不但学得了企业管理知识，也学到了一些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克林顿政府、布什政府和布莱尔政府会做的，我们的政府当然可以做；美联储会用的，我们的央行也会用。他们能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做？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至少为什么我们不能学着做？结果，就有了由一些经济学家游说、参与、谋划和鼓动的“宏观调控”这场游戏。
政府“有为地”干预经济的传统文化背景
政府嵌入市场，是中国近半个世纪行政控制经济社会工程试验的在市场发育中一种体残存。长期的行政控制经济实践，不但使政府深嵌在市场中，从而使我国的市场经济基本架构初成时行政控制机制与市场运行机制绞缠在一起，而且在我们的政府决策层遗传下来了一种行为惯性。政府嵌入市场，就自然使得政府的决策者眼睛总是盯着市场，总有内在冲动对市场做点什么：让市场自我运行和发育，那还了得？
政府在市场中嵌入，加上政府决策者的行为惯性，决定了我们的政治企业家们（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语）在宏观政策上总是偏好于“为有为”。政府嵌入市场，也使得政府“有为地”操控市场非常方便，以致方便得如此从容，就如左撇子一伸手就用左手干事一样。格局、导向和行为惯性结合在一起，使得我们的政府决策层无论在何时觉得市场有一点任何“不合意”，就对它不是鞭子猛抽，就是缰绳紧勒。这在近两年的政府“宏观操作”中表现的如此明显。去年这时，我们的经济学家们还判定中国经济增长有些乏力，政府也曾动用所有能用的经济与行政手段刺激经济增长；今年上半年，人们就惊呼经济“过热”了，接着来了个180度的“经济”大转向，不但用所有能用的宏观政策工具节制经济增长，甚至动用行政命令板斧大砍信贷。转得还真快！这说来不怪。因为，这正是嵌入在市场中的政府行政的行为常规和体制惯性。对此，国人已习以为常。—— 这就是我们的体制，这就是我们的机制，甚至就是我们当代的一种“主流意识”。自文革以来，各级政府官员已好像在历次运动中养成了一个较为普遍的行为品格：要么“左”，要么“右”；要么做这，要么干那，总要做点事，并且总想干点大事、有为的事。这种品格反映在我国市场框架初成后政府对市场运作的态度上，就变成了要么刺激经济，要么抑制经济。政府为什么就“闲不住”，即为点“无为”？
政府要有所作为，要积极操控和驾御市场，这说来不仅仅是过去数十年行政控制经济实践而遗传下来的一种政府行政行为惯性，而且也符合我们中国人数千年遗留下来的主流文化信念：政治，政治，以政来治，以政为治，以政达治。在古汉语中，甚至在日语中，“经济”不就是“政治”的同义语么？！政府不做些事，无有些政绩，能行？现在不都市场化了不？市场，不就是表演政绩的一个舞台么？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别的？这里还有一点且不可忽略：具有这种这种惯性行为的政府政治企业家，又与一些素来矢志于“改造世界”且武装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科学知识装备”的经济学家们灵犀相同、惺惺相惜。加之，在我们常常有志于大有作为的经济学界，有一个较为普遍的误识：在经济市场化之后，宏观调控就成了政府的一种本职、本能和份内的事了。这种误识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随着改革中的国门开放，经济学家们所普遍观察到一个现象是，在二次战后，西方政府不时地动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来积极地干预经济周期。这样一来，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政府的“宏观调控（经济）”，有凯恩斯的发明专利，因而并非“国产”——倒是有点像是一种进口的“高科技”了。由此，一些经济学家推理如斯：发达国家的政府不是每天都在调控经济么？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政府不都是在时时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热熨斗”，来试图“烫平”商业周期之波的高低么？美联储在不时进行着货币和金融政策运作，格林斯潘老先生也在紧握着美国经济这艘巨轮的舵。他们都在做，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学？为什么就不能做得更“科学”？市场运行框架在我国经济中的初成，也使我们的经济学家乐观地相信，既然市场来了，宏观操作的环境有了，我们自然可以“牛刀小试”，来搞点“宏观调控”了。如果还有什么不同，那惟一的差别是西方国家的政府运用宏观政策工具的“大熨斗”来不断烫平商业周期中的衰退和繁荣的起伏波，我们今天则是用行政手段的“大熨斗”来烫平高速经济增长中速率高低不平的轨迹。——这难道不是我们今天宏观调控的潜隐理论逻辑？然而，在东西方的当代走红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人士都在大谈并在实践上对经济不断进行“宏观调控”时，不知有没有人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轨迹就一定是平滑无波的才是“最美的”和“健康的”？
现在，似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市场，换一个视角理解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市场应该是个“活东西”。市场有驰有张，有时涨，有时落，会自我调整和平衡，也需要“喘喘气”。短期的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应该被视作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正如潮汐有涨有落，月亮有阴晴残缺，季节有春夏秋冬，人体有生理周期一样。技术进步，产品换代，产业转移，经济的结构调整，都在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中来进行；具有不完备信息的无数市场参与者个人（有限）理性选择的非合理结果，也需要经济波动来消化。事实上，把商业周期看成是市场运行的一种常态，大经济学家熊彼特早就有过深刻的洞识。早在1939年，熊彼特就颇有点诙谐调皮但不失深刻地指出，经济周期和商业周期不是人们可以任意摘除的扁桃体，而是有机体的心博。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和华勒斯坦的历史研究页发现，世界经济有其自身的周期性心博（参弗兰克《白银资本》中译本第309页）。意识不到市场是个自发生成且自然成长着的“活东西”，总是固守着老凯恩斯的信条，总是在市场头上扬着条鞭子，并不断地抽打着它，叫它不是快，就是慢，不是向前，就是朝后，这只会有害于经济。好马良驹，还需要细心喂养，百般呵护，现在对市场这匹马，我们却是不断地用鞭子抽打着它，这能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留点时间，让市场自我平衡和自我调整？昨天还在千方百计的拼命刺激经济增长，一夜醒来，今天就动用一切手段抑制经济增长，这不是“折腾”？政府不给市场一点“喘息”的时间，是不相信市场机制，还是不相信政府自己驾御市场的能力？
在这次“宏观调控”中，我们经济学界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我们经济学家们性子是否急了点？学西方政府，学格林斯潘，也要看看我们现有的政治架构、市场品格这些特殊的“国情”再学。“宏观调控”的游戏是玩了起来，但人们好像并没有注意（并似乎不在意）世界各国调控宏观经济的政治架构、游戏规则和制度场景却有很大不同，同样的宏观政策手段的传导机制也有很大差别。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入了“世”，但还没完全“入市”。具体说来，西方国家的宏观调节，是在一个相对发达和成熟的市场场景中进行的，因而是用于一些屡试以久的政策杠杆来进行的。在我们初成的市场机制中，政府嵌入市场是“宏观调控”的不可忽略的体制安排事实。尤其是当政府在还大程度上还是引致市场波动的投资主体时，嵌入在市场中的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各级政府本身作为投资主体深嵌在市场中，就使得政府本身对市场运行的“操控”不可能只是“政策调控”，而主要是“行政操作”。把嵌入在市场中的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操控”放在经济增长的长周期中来看，其“宏观调增”和“宏观调控”叠加起来，往往只不过是“政府折腾市场”的倒影。
政府应该从这次宏观调控学会从“市场嵌入”中退出
现在，博弈论的分析工具已逐渐变成了一些经济学人口袋中的“瑞士军刀”。从博弈论的视角来看人世，市场交易是博弈，社会交往是游戏，宏观控制自然也是一种“game”了。“博弈”和“游戏”，在英文中是同一个词“game”，且说来三者是一回事，且不是一件坏事。人们在社会博弈中交流信息，且在重复博弈中不断学得和积累知识。政府要调控市场，就是与市场玩游戏，中外皆不例外。因此，从理论逻辑上来看，政府调控市场，与市场玩游戏，从博弈论的理论分析角度来看也没有多大问题和什么不对。但问题在于，在一些情况下，政府能否尽量减少与市场的游戏？在这次宏观调控中，有没有经济学家们试试“玩玩市场调控游戏看”的意识和成份？
从这一角度来审视这两年政府的宏观经济运作，对目前这次“宏观调控”对我国经济增长速率的影响若何，看来是不怎么值得人们所主要担心的事了。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这些看来是小事；经济增长速率下降一、两个百分点，对高速增长中的诺大个中国，也没多大问题。真正的问题似乎是政府还没有从行政操控市场的思路中转换过来。动不动就动用行政杠杆调控和钳制市场，就与市场玩游戏，这怎么能行？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如果这次宏观调控政府做得“得心应手”了，做“溜了”，会强化政府动不动就动用行政命令“调控”经济的“习惯性行为”。用制度经济学的一句行话说，这种“习惯性行为”，会“路径依赖”。如果政府动不动就动用行政手段并通过行政机制干预经济的惯性行为不改，这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负面影响将会是长期的。如果如此，中国要真正“入市”，将“路漫漫其修远兮”！
如果能反思到政府在市场中的嵌入这一事实，如果能理解“市场化中”的政府“为有为”行为惯性——且必定通过行政手段“为有为”——及其深层原因，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断想：中国经济自SARS之后所呈现出的高速增长势头，现在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学会从“市场嵌入”中退出的良机。
目前，经济学界和实业界似乎有一个主流看法：我国经济前一段出现的结构性“偏热”，始作俑者恰恰是各级政府。这不无道理。各级和各地政府都在大兴土木，都在扩街，修路，筑桥，建高架，盖高楼，搞开发，数不完的政绩工程和面子建筑，“一些经济”会不热？钢材、水泥和其它原材料价格会不短缺？会不涨价？“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认为政府的政绩工程和政府投资是某些经济部门偏热的原因，那现在不正是通过行政机制的运作使政府自己主动退出市场的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近来，我总感觉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有倒退的征兆，反过来行政控制机制有强化的苗头。我们政府的决策者好像已意识到这一点了，提出要学会运用市场机制来进行宏观调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但关键在于下一步政府如何做。我所期盼的是政府的决策者能真正相信市场，放心地依赖市场。运用市场机制，就是少参与市场，就是少管市场的事。
现代经济学讲“机会成本”。中文中的“成本”、“费用”、“花费”与“代价”,在简单的英语中也只是同一个词，即“costs”。如果我们的脑袋里只想着这次“宏观调控”能使投资率、信贷规模和经济增长率降低多少个百分点，而把握不住这次政府从市场嵌入中退出或淡出的良机，其“opportunity costs”将会是很高的。
宏观调控与就业问题
就业问题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上，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个决定性因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袁志刚教授曾一个观点：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不仅仅是为每个人找到一个工作，并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到一个“公民权”的问题，对农民来说，尤其是如此。这一见解非常值得赞同。要做到每个中国公民对任何地方和任何城市的任何工作都有同等进入，并享有同等薪水和福利待遇的权利，这确实很难，但却是我们必须要为之付出努力的。关键还是如何打破行政壁垒。人口流动起来了，就业的机会就多起来了。人口流动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会创造就业。
第三产业究竟如何发展？政府在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上能做些什么事？首先要做的是要真正放松行政控制和管制，推出一些促进其发展的产业政策和刺激措施，只是其次的事。在这方面，刚逝世的澳大利亚莫纳斯大学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曾有过真知灼见，他的建议也实际上被政府所采纳了，如降低公民个人注册企业的资金要求，简单化注册企业的审批手续。这一建议对促进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历史会记住杨小凯的功劳和贡献的。
我们说政府要进一步放开对私营企业和个人生意经营的行政控制和管制，具体有所指。这里可以通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小例子来说明问题。
在我们复旦门口附近的街道上，这些年来总不断有成群的小商小贩在那里摆地摊。常常有一些外地人，在路旁铺个摊，卖些文具、礼品、小玩具、DVD、电话卡之类的小商品，也有人推来些“大排挡”车，在那里炒米饭，烤肉串，做些肉夹馍之类的东西，且物廉价美，方便学生，因而很受口袋钱本来不多的学生们的欢迎。复旦门口的小集市，曾一度非常“繁荣”。然而，尽管这些小商小贩小本钱，小生意，赚个小钱好难，可就是不为本地的市场管理部门所允许。有常见公安人员开着轿车或骑着摩托过来，赶得小贩们到处跑、东藏西躲的情形，也时常见有市场管理单位的卡车收缴一堆又一堆“大排档”车的事。收了一茬又一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看到这些现象，我就在复旦的经济学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这些市场管理人员，知道不知道他们在做傻事？他们是在消灭着中国的就业机会，在抑制着中国的GDP增长，在阻碍着市场交换，阻止着人们（小贩们和学生们）实现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笔者从国外初来大上海，看到警察赶着小贩们到处跑，觉得甚难理解。在英国的剑桥，在牛津，在伦敦的泰晤士河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还有在澳洲荒漠的公路旁，世界上哪里没有这种地摊生意？可在我们上海，这就是不允许。在我们的社会里，行政控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到了夜里12点，“黑猫”（小贩们对民警的谑称）还来踢摊赶人。这会有利于中国的就业？这会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这是些小事，却折射出了我们国家、社会不注重和尊重个人权利的世风，也反映了政府的政策导向和习惯性行政行为。对这种事，人们都见多而不怪了，当然也对任何行政控制的强化浑然不觉且习以为常乐了。反过来，如果各级政府能在这些问题上少一些管制和控制，多一点鼓励和疏导，这无疑会更有利于我国第三产业的成长与发展。
话说回来，中国的就业问题，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只能、且不得不交还给市场自己。把就业问题与“宏观调控”联系起来，我们的看法可简化为一句话：政府要相信市场，依赖市场。政府不但要相信市场的自发扩展会创造就业，而且要抓住这个机会，从这次“宏观调控”中学会从“市场嵌入”中退出，另外，今后也千万别忘了总是给市场留一点“喘息”的时间和“自我调整”的机会。
2004年8月1－4日谨识于巴彦淖尔与鄂尔多斯草原旅途中
本文曾摘要发表于上海《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