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今年9月的两次重要讲话（习近平同志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和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涉及怎样正确认识民主内涵，怎样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怎样在党的领导下推进协商民主建设，怎样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和有效，怎样设计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如何正确理解“民主”的内在含义
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在中国，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习近平同志还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这就告诉我们，中国的民主不止是选举一种形式，还包括协商民主的形式。两者优势互补，就优于一种形式。中国的民主不仅是形式的民主，如选举，还更是实质的民主，如代表民意，参与决策。这就超越了西方的形式民主、选举民主。
如果认真地考察一下的话，西方民主常常有“南辕北辙”的结果，形式民主却实质不民主，民主的目的与民主的结果大为不同。这是因为西方民主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它的逻辑本质上就是资本的逻辑，“一人一票”或许更接近于“一美元一票”，“两党竞争”或“多党竞争”就会变成两大利益集团争斗或几大利益集团争斗，多数民众在政治运作过程中被边缘化，而政治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根本背离了民主要义，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社会群体分化。最近两位经济学家（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加布里埃尔·楚克曼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伊曼纽尔·赛斯）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如今，处于最顶层0.1%的美国人（净资产超过2000万美元的大约16万户家庭）拥有22%的家庭财富，而处于底层90%的家庭2012年时的平均实际财富并未高于1986年。这是最典型的西方民主的实例，26年来美国多次的各种全国或地方选举反而加剧了美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是检验政治民主优劣的标准。美国的民主实践本身就打破了美国民主的神话。
正确理解民主的内涵，前提是充分认识民主模式的多样性，打破对西方的制度迷信。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决定了中国的民主与西方民主有着本质区别。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指出，民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政府持续回应其公民的偏好，而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民众的诉求的确具有较强的回应性。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所信奉的“人民主权”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更是在实质上使人民真正成为主权者，因而真正具有广泛性和人民性，是一种实质性的民主。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民主模式下，中国实现了倾听民声、广集民智，做到了政治稳定、决策有效，确保了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展现出了中国民主的强大生命力。
二、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60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个好制度，其最大的好处是真正代表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顾名思义就是“人民主权”，权力属于人民。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十一条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一制度，既不是“三权分立”，也不是“两院制”，而是“一院制”、“一元化”。这种制度的好处或优势，诚如邓小平所言，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例如，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一次性就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等多个决议。这就与美国的“否决体制”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总统行政当局提出的议案、国会否决，参议院的议案、众议院否决，共和党议案、民主党否决，任何一个否决环节都导致拖延甚至无所作为，成为“否决体制”。目前美国国会已经成为历史上通过批准议案最少的，也是最低效的，民意测验也是最低的。2013年8月美国盖洛普调查的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国会满意度持续下探，受访民众中只有14%满意国会议员表现，不满意比率却高达81%。这部分归因于参议院与众议院分属民主党与共和党主导，分裂僵局造成国会运作不佳。
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将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建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时期。要积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关体制和运行机制更趋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实质化，进一步增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生命力。
首先，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围绕提高立法质量这一关键，加强立法工作，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据改革举措，结合立法规划和立法工作计划，需要修改的法律按照程序及时修改，加强重要领域立法，把发展改革决策同立法决策更好结合起来，使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有序进行。
其次，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和改进法律实施工作，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强化宪法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职责，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拓宽人民监督权力的渠道，健全申诉控告检举机制，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再次，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具体化。要加强各级国家机关同人大代表的联系，加强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使国家机关听取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意见建议、人大代表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建议更加制度化、常态化；适度降低党政领导干部在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下大力气有组织地、系统性地对各行各业基层和一线人大代表进行相关培训，切实提高其参政议政能力。
最后，要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健全人大监督制度和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建立健全代表联络机构，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
三、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推进协商民主建设
习近平同志对在党的领导下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提出了三点基本要求，即全面认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这一重大判断、要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这一基本定性和要切实落实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一战略任务。
协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基本组成部分，其载体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组织中央人民政府。从时间来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先，新中国成立在后；是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创建引领中国开启了新国家、新制度建设的新时代。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指出，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相互监督的重要形式，党的十二大也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1991年，江泽民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有两种形式，包括投票选举和协商。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被正式写入宪法。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种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协调配合及其优势互补，是典型的“两条腿走路”的中国民主，已经突破西方国家单纯选举民主的“一条腿走路”民主。显然，“两条腿走路”就比“一条腿走路”要好得多、强得多，否则就陷入“选票为主”的陷阱之中，而协商民主不仅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政治制度，也创新了多种民主形式，使两种民主优势互补，形成合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协商民主制度是一个广泛、多层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并明确了主要协商渠道、协商目的、基本原则和多种协商形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作为重大改革任务之一。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重大决策将更加强调“开放决策”特色，更好地听民声、顺民意、汇民智，推动重大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对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具有重大意义。
发展广泛多层制度化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要加强协商途径建设，重在决策前和决策中协商。离开民主的决策，就是专断的决策，没有不失败的；离开科学的决策，就是盲目的决策，没有不碰壁的；离开制度的决策，就是随意的决策，没有不出问题的。要进一步提高各级党和政府重大决策机制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加强和完善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各级党和政府决策程序；要加快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强化重大决策的“内脑”和“外脑”互动，向智库、专家、学者求经问道，广泛听取智库意见建议；加强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问题的听证，加强重大问题的科学论证；加强调查研究、了解民情，问计于民、广泛协商。
四、如何科学评价一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和有效程度
习近平同志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政治发展道路作为“中国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性突出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对制度优劣评判标准的认识上。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曙光初现的时刻，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原理出发，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内的中国一切政党提出了政策评价标准，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共产党选择国家制度形式提供了关键性的依据，即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邓小平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提出了衡量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完善与否的三条标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新中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和探索，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出色地达到了上述要求。首先，单一制的国家体制为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提供了法理基础，决定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领导能力，更有利于形成整个政权内部上下一致的合力。其次，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治国理政日趋成熟，不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体制不断巩固完善，包括协商民主在内的党内民主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集中制趋于完善，保证了重大决策上不发生颠覆性错误。再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效促进了政党间的团结，使中国政治的参与各方能够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以发展为最终目的，在重大决策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因此，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更加科学、更具效率、从有效治理中国这一“超级国家”的需求出发而创新和不断完善的“超级治理体系”，它大大超越了美国“三权分立”政治格局和将权力制衡异化为相互拆台的政治现状，更能够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五、如何正确设计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习近平同志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增加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而不是要削弱和缩小我们的优势和特点。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创意者和缔造者是毛泽东。包括1949年的《共同纲领》、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等在内的有形或无形的一整套新制度，不仅实现了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根本转变，而且也超越了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还超越了被视为最好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其中，《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国所要建立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由四大阶级共同组成联合政府，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由此创新了新中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是，制度建设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毛泽东本人曾违反了他亲手创建起来的民主集中制，直到“文革”结束后重新恢复上述制度体系，重回依党章治党、依宪法治国的制度轨道，此后我们又对这一制度体系进行了不断的完善和巩固。
要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关键在于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完善和发展，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吸收与扬弃、坚持自我与集人所长的辩证统一关系，自我主体性是根本，开放与学习服务于自我主体的完善与发展。如果固步自封、骄傲自满、不能集人所长，也就无法及时对自身不足加以完善，迟滞实现目标的步伐；如果一味模仿、人云亦云、不能坚持自我，最终就会成为邯郸学步，反而丢掉原有制度的优势，也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深刻认识当前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当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充分凝聚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勇气，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伟业。习近平同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民主观，建立在中国共产党人对西方世界、对中国、对党自身更加清醒的认识之上，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政治自信，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高度的政治自强和政治勇气，必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深远影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完善，成为不同且更优越于西方民主尤其是美国民主的政治文明形态。
（作者单位：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杨竺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