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文学遗产》编辑部之嘱，要在有限的篇幅内谈如此大的题目，实在很勉为其难，只能挂一漏万地谈一点浮泛的看法。
首先，我要肯定，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学术领域，其成果积累和学术进步是很显著的，最鲜明的标志是已出版十余种标名批评史或文学理论史、文学思想史的古代文论通史，还有若干梳理、建构、诠释古代文论体系的专著和一大批专题研究著作，一些经典著作如《文心雕龙》的研究文献不能说汗牛充栋，也可用“难以枚举”来形容。著名文论作品都有了注释或校点本，一些文论专题如“神思”、“才性”之类有了资料汇编，吴文治主编历代诗话全编系列，已出版宋元明三编，为古代文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总体上看，新时期以来近三十年的古代文论研究，成果相当丰富，知识增长急剧。如果从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着眼，则近年的古代文论研究还有几个新的趋向。
首先是对基本文献的全面清理。除了上面提到的文献编纂外，数量庞大而过去一直不清楚的明清两代诗话也有了较齐备的目录，上至海内外公私秘藏的稿(抄)本，下至方志、家族文献中的零星文学批评资料都有学者在辑录、整理、介绍，古代文论资料的发掘、搜集呈现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配以四库系列几种大型古籍丛书的影印行世，古代文论资料的使用条件已较以往有很大的改善。
其次是学术视野的扩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当代文论的大量译介，古代文论研究者的视野和观念也不断地拓展、更新。其中最明显的是引入接受美学的观念，注重历史上文学传统和风格的承传、接受情况。大型电子图书的检索功能为快速搜集专题文献提供了便利，年轻学者们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以往难以想象的丰富资料，大致描画出一个时代对某位作家或某种文学观念的态度。在接受美学的视野中，历代的文学选本凸现其重要的批评功能，以选本为中心的接受研究成为学位论文的热门选题。这部分研究不仅拓展了古代文论的知识阈界，也从一个侧面深化了我们对古代文论和文学史的理解。文体学也是近年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角度明显超越传统的辨体之学，深入到文体共时性特征和历时性演变的各个方面，是新世纪以来比较引人注目的新动向。
最后是理论阐释的深化。上世纪90年代中叶以降，在现代性话语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理论驱导下，不少研究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学者开始关注古代文论，阅读、研究古代文论的经典著作，他们的研究和议论因有更广阔的理论视野，对古代文论研究者不乏启发性和参考价值。古代文论研究者也有意识地以西方文论为参照，反观古代文论的民族性和本土特征，对古代文论的整体认识和具体问题的理论阐释都有不同程度的深化。其中，概念和范畴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引导着古代文论研究的走向，对古代文论范畴、概念系统的原理论考察和“风骨”、“诗史”、“趣”、“意境”等具体概念的历时性考察，不仅呈现了概念内涵的复杂性和阶段性变化，也在整体上提升了研究的理论品位。
回顾近三十年的古代文论研究，成绩是相当可观的，但还不能让人满意。主要问题，是课题过于集中在少数人物和论著，同时又无学术规范，陈陈相因，同类的论著章节、内容大同小异，对问题的阐释则常流于平面化，缺乏历史感。
这种情形首先与研究者的学术训练有关。先师程千帆先生常说：“过去文学理论不是一个专业，只是一门课，都是教文学的人上。现在文学理论被当作一门学问，有了文学理论教研室，教文论的人只研究理论，不研究文学本身，讲起文学来往往很隔膜。”的确，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先驱，如铃木虎雄、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朱自清等，无不是博通古代文学的学者。当今中文系的文学理论专业，是建国后仿苏联体制设置的。美国大学的文学系没有文学理论专业，研究文学理论的学者归于比较文学系；日本大学也没有文学理论专业，只有美学专业，属于艺术史系。正像美国作曲家和指挥家瓦雷兹(1885——1965)说的，“在有植物学之前就有花朵和蔬菜了”，文学理论也是特定文学经验的反映和概括，它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帮助我们理解过去的文学(至于指导创作云云，只不过是理论家自视过高的幻觉，作家肯定都嗤之以鼻)。比如通过唐人诗格，可以了解唐人如何写诗。由于古代文论都是就特定文学语境而发，与创作风气关系密切，不熟悉其所滋生的创作土壤，很难理解其言说所指。目前，古代文论从属于文学理论专业，较少受到文学研究的训练，研究者也很少研究文学史，以致讲起不同时代的文论、批评，常流于表面化和平面化，不知道古人的意指何在。研究皎然《诗式》、《诗议》，如果不知道8世纪诗歌写作方式的重大变异，就很难明白为什么有老的概念“境”在此时忽然成为诗学的中心问题；同样的，研究叶燮《原诗》，如果不熟悉康熙中叶唐宋诗风消长之迹，也很难把握其理论支点。所以我认为，今后古代文论研究的长足进步，首先有待于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两个专业的打通和融合，古代文论的研究者最好从古代文学专业培养出来，或者在硕士、博士阶段交替读两个专业。研究文论的学者多研究文学史，治文学史的学者多留意文论，两者互动互补，则古代文论研究的新局面不难期待。
在现阶段的条件下，古代文论研究我以为首先应该做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文献的深度整理。在宋元明诗话全编出版后，古代文论资料整理的重头戏就是清代诗文评了。这部分文献异常浩繁，仅诗话存世即近千种，文话和选集、评点尚不知其数。此外笔记、书志题跋，诗文集中的序跋、诗作、书信、碑传，以及史书、方志中的传记、艺文志等等，无不蕴藏着大量的文论资料。仅序跋一类，清代别集现存四万多种，各书前后序跋及文集中所收的诗文序跋，起码有十几万篇乃至数十万篇。过去因图书收藏分散，阅读困难，清代文论的大量材料并未得到阅读，以致现有论著使用的材料、提出的问题都大同小异。近年几种四库续书的陆续刊行，使一大批原先很难看到的清代文献流通于世。国家《清史》工程还计划影印清代别集三千余种，更多的清代文献将成为学者们随手可得的第一手资料，文论资料的搜集、整理将更为方便。在这种情况下，清代文论资料的整理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考虑到清代诗文评数量过于庞大，在目前的条件下，上清诗话全编之类的项目异常困难。当务之急，除了像张寅彭那样编辑《清诗话三编》外，是先将那些稿(抄)本、稀见本诗文评影印或排印出来，以免失传。清代虽去今未远，但因战乱兵燹和“文革”之厄，文献损失严重，一些咸丰、同治乃至民国初刊行的诗话都传本极罕，不抓紧整理，难保不失传。就我访求所知，有几种诗话虽著录在目却已无书。另外，可以先编印一些专题性的诗话丛刊，比如郡邑诗话、声调谱、闺秀诗话汇编等。只要有一定的经费投入，是不太难做的。各类总集和评选也可准此汇印，像河北大学出版社的著名唐诗选本系列就是很有价值的选题。
相对于上述文献汇刊而言，专题文献的编辑、校注是难度更大的深度整理。宋元以前，已经有了陈伯海《唐诗论评类编》、张伯伟《唐五代诗格校考》、卢盛江《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郭绍虞《宋诗话辑佚》、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张健《元代诗法校考》等集成性的著作，清代尚无其俦。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清代文论选》、《近代文论选》采辑了有代表性的诗文评著作，吴宏一《清代文学批评资料》更辑录了一部分不常见的序跋，都很方便实用，惜篇幅有限，难以展现清代文论的博赡精深。现在图书使用方便，可以编选规模较大的资料集，如《历代诗文集题跋汇编》、《清代诗集序跋汇编》之类，减省研究者翻检之劳。另外，地方志、族谱中存有大量的诗人传记和诗集序跋，尺牍集中存有大量的论诗文书札，也都可以搜集，加以汇编。总之，清代文论有大量的文献工作可以做，古代文论研究者需要广泛阅读，探明矿藏，然后有目的有计划地开采。当然，四万多种别集，还有数千种总集、选集，谁也无法全部阅读，为了避免重复劳作，提高信息共享程度，就有必要进行长远的学术规划和横向合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研究。这需要国家在学术投资环节就给予必要的规划和引导，同时学会也要发挥行业组织的运筹功能，以长远的眼光规划、组织大型的资料编纂项目，使有限的财力、人力资源得到高效、合理的运用。
二、加强对明清两代文论的研究。明代杰出的批评家许学夷曾说过：“古今诗赋文章代日益降，而识见议论则代日益精。诗赋文章代日益降，人自易晓；识见议论代日益精，则人未易知也。试观六朝人论诗，多浮泛迂远，精切肯綮者十得其一，而晚唐宋元则又穿凿浅稚矣。沧浪号为卓识，而其说浑沦，至元美始为详悉。逮乎元瑞，则发窾中窍，十得其七。继元瑞而起者，合古今而一贯之，当必有在也。盖风气日衰，故代日益降；研究日深，故代日益精，亦理势之然也。”(《诗源辩体》卷三五)这里提出了一个与文学史退化论相对的文学理论史的进化论观点，非常深刻。尤其是到举世讲求学问，学术积累最丰厚的清代，诗文理论、批评以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所取得的丰裕收获更是前代望尘莫及的。理论上我们都明白“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道理，但实际研究中对清代文论的投入非常有限，清代文论的研究论著数量甚至远远比不上《文心雕龙》，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清代文论相比前代有很大的不同，它处于古代文论的集大成时期，具有专门性强、包容性广的特点。古代文论的理论框架应该说到明代已届完成，清人要想整体性突破前代文论的格局、独创新的体系已无可能，只能在整合、总结、阐释和深化前代文论上下工夫。今天来看清代文论的最大贡献，无疑是在内容的专门化、理论细节的充实和文学史认知的深化等方面，具有浓厚的学术色彩和很高的学术史价值。清代文论与前代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成了专门之学。前人研究诗文，不过是为帮助写作，而清人研究文学，却常出于学术的兴趣，所以他们常像治经一样，用实证方法来探讨文学问题。清代批评家不像明人那样喜欢大而化之地泛论历代诗文，他们更多地致力于对专门问题如文人传记考证、语词名物训释、声调格律研究、修辞技巧分析等，做持续、深入的研究。一些很深僻的问题有时会引起学界的共同关注，群起而讨论之，以评点、笔记乃至诗话专著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追求精密的实证态度，成就了清代文论的学术性和专门性，不了解清代文论，就很难领略古代文学理论的丰富和精深。中国当代学术崇尚宏大叙事而鄙薄具体问题的细致探讨，在文学研究中也很少看到对专门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实际上，研究课题的专门化和细致化是学科发展成熟的标志，也是学术深度的体现。研究清代文论不得不涉及许多文学创作和理论的专门问题，清人严肃的学术态度和精密的实证研究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认真地加以总结，必然会深化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丰富和扩展当代的文学理论。
加强明清文论研究，还有另一层学术意义，那就是可以促进整个古代文论乃至文学史研究。明清两代文论大体都形成于对传统的诠释和塑造，明人诗文评所谈论的不外是唐诗和唐宋古文，清人诗文评所涉及的更广至所有古代文学和文论。因而研究明清两代文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研究整个古代文论。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明清两代文论时，不仅要研究明清人的文学观念，还要研究明清人对前代文学的接受和研究。一方面，他们的文学观念经常就在对前代文学的批评中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他们对前代文学传统的整理和研究也达到空前的水平，并对今天影响至深。试想今人对唐诗艺术成就的认识，有多少不是源于明代格调派对唐诗的细致揣摩？当今认可的唐诗经典，又有多少出于《唐诗品汇》、《唐诗三百首》之外？对明清两代诗文评的深入研究，会让我们用长时段的眼光审视前代文学和文论，依据新的参照系重估其历史意义。
三、提升学术发展的整体意识。从目前古代文论研究的格局看，对不同朝代、体裁、人物、著作的研究投入很不均衡。年代上后段明显弱于前段，体裁上戏曲、小说理论、批评远少于诗文，人物和著作研究多集中于名家名著，其他人和书很少有人问津。近年，随着古籍影印及电子化速度的加快，明清两代文献的使用愈益便利，选择明清文论为研究课题的学位论文也日益增多。但浏览之下，在材料和文献如此丰富的这一研究领域，竟也出现选题重复、集中，冷热不均的迹象。这种情形固然与图书、参考资料多寡等客观条件有关，但同时也与学术积累的意识薄弱分不开。学术的不均衡发展，使古代文论研究始终留有一些盲点，批评史写作也总不能突破旧有格局。为此，我们必须增强学术发展的整体意识，从学位点设置、课题规划、立项和出版各个环节通盘考虑，尽量多开荒，少重复耕种。面对明清两代的广袤领域，尤其要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从学位论文开始，就有意识地布点，有计划地选题，充分利用地方文献和乡土文化的优势展开专题研究。比如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图书馆和山东师范大学都收藏有高密诗派作家的诗话稿(抄)本，不曾流通，连最早撰写高密诗派专论的汪辟疆先生也不知道这些材料。如能将这批资料整理出来，加以深入的探讨，必能深化乾、嘉间诗学的研究。听说山东大学的学者已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如果各地学者都能根据当地的文献收藏情况，做出一批专题研究，要不了多少年，明清文论研究就能全面深化。
提升学术发展的整体意识，还意味着对学术本身的不断反思，对本研究领域和相关领域关系的不断思考。古代文论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民族化问题的讨论，引发中西文论比较的风气。90年代中叶以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进入新世纪，在现代性语境下，关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古今文学通变研究，又逐渐带动清末民初文学理论转型过程的研究。这些学术思潮都在不同程度上激活了古代文论研究，拓展了我们的学术视野。自今以往，中西比较和古今通变仍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古代文论研究学术水平的提高，理论品位的提升，或许即以此为契机。有关“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论争持续十余年，一直引人关注。因为这个问题关涉古代文论研究的基本定位，关系到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目标、方法和基本立场，让人无法回避。我对这个提法是不敢苟同的，除了“现代转换”的“转换”一词无法定义，不适合作为学术讨论的概念外，“古代文论”这一名称本身就宣示了它是在现代视野下呈现、建构的对象，清晰地烙有现代的铭记。将前人关于文学理论的言说贴上“古代”的标签，表明我们意识到它们与现代文学经验之间的鸿沟，与我们的距离感。这些被我们搁置在历史鸿沟那一边的言说，经过诠释可以被我们理解，可以同当今(包括外国)的文学理论对话，而且对于今日文学理论建设或许也有价值，就像博物馆陈列的一切艺术品对现代生活都有某种价值一样。但只要我们明白，所谓“古代文论”实在只是自己的现代建构，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在图纸残缺不全的情况下重建圆明园的工作，则古代文论是否还需要或竟可以“现代转换”，不就容易想清楚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