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原文为繁体，文本转换为简体字难免有所纰漏，烦请广大读者指正。
一、前言
贝克（Gary Becker, 1930-2014）师承弗利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其老师同时为二十世纪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言人，也都曾获颁美国非军事人员最高荣誉的总统自由奖章（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是当代坚守经济自由主义的两大阵营，其间的往来相当密切。贝克曾於1990-1992年担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海耶克（F. A. Hayek）於1947年为宣扬包含经济自由在内之古典自由主义所创立之培勒林山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会长。[1] 然而，他在其一生的著作中却未曾提过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人物，如孟格、庞巴维克、米塞斯、海耶克等人。[2] 他的这点坚持引起了我对於他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好奇心。
的确，我还未读过他的自传或他人写的传记，[3] 无法从其一生的经历去了解他的经济自由主义。这篇文章只能暂时摆开对这些资料的倚赖，企图从他的学术著作直接去管窥一二。支持我选择这方向的信念，除了必须暂且接受「观其行胜於听其言」的传统智慧外，另外就是：大致而言，自由主义者相对於其他学者更愿意系统性地经营自己的理念。换言之，我假设经济自由主义萦绕着贝克一生的著作，而他秉承的使命就是以他自己的话语去阐释和传播它。
早在贝克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际，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Walter Block就直接地比较了他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不同。[4] 他关注的是政策见解上的歧异。然而，我无法假设一位经济学大师会因为政策见解的歧异而漠视长期的战友--除非这些歧异已足够掀起双方系统性思想的对立。然而，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本就处於亦敌亦友的关系，其系统性差异亦早为双方学者所认知。[5] 那麽，唯一的可能解释就是：贝克相信自己完全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因此，本文将从这角度去理解贝克所继承和发展的经济自由主义。
除了这节我将的前言外，第二节将先从贝克的家庭的经济分析开始，说明他如何在回答马尔萨斯（T. R. Malthus）对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所提出之看不见之手定理（The Invisible hand Theorem）的批评下继承经济自由主义。第三节探讨经济自由主义者要如何进一步拓展该定理之应用范围的问题。第四节将论述贝克如何成功地将该定理的应用范围拓展到个人对於孩子的需要以及对家庭的需要。接着，第五节将讨论经济自由主义者如何继续将看不见之手定理的应用范围延伸到个人对公共财与公共政策的需要，以及贝克在此拓展过程的贡献。在最後一节的结论里，我除了对贝克扞卫经济自由主义的毅力表达敬佩外，也遗憾他所奉行的芝加哥学派之方法论限制了他的努力，让他所信仰的经济自由主义无法跨过个人对於老年的安全需要。
二、 家庭的经济分析
扼要地说，经济自由主义始於亚当史密斯以看不见之手定理终结了寻找个人自由与社会福祉能和谐相容之解药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看不见之手定理出自於《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的一段话，[6] 而这段话主要在於释《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所举的关於屠夫与面包师的例子。[7]
二十多年後，备受凯因斯（K. M. Keynes）推崇的马尔萨斯提出反驳，并称道：个人为追寻老年的生活保障而多生几个小孩的结果，将使得社会新增人口总量超过粮食产出的增加量，造成低所得阶层永远无法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8] 他要说的是：个人追逐自利的结果，未必能造福整个社会。不错，亚当史密斯在《道德情操论》中也谈过这种可能後果。但如果个人的自利行为仅局限在市场机制下，就如屠夫在市场卖猪肉和面包师在市场里卖面包，看不见之手定理是成立的。[9] 该定理成立的前提是「在市场机制的运作范围内」（简称「市场下」），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述并非在市场下的论述。
值得注意的，马尔萨斯认为低所得人们会在所得增加後多生孩子。改用贝克的话说，他们对於孩子之需要的所得效果为正。这可是早过贝克两百多年的「家庭之经济分析」。其实，古典经济学的探讨范围并非局限在以货币交易之市场内，譬如亚当史密斯就在课堂中讨论过私有财产制如何引导社会发展一夫一妻婚姻制度。[10] 贝克的《家庭论》也讨论这些议题，只是改以新古典学派的数学分析模型去论述。
在《家庭论》里，贝克也同意孩子属於正常财，其需要会随着家庭所得的提升而增加。他指出马尔萨斯遗漏的是相对价格的替代效果，也就是：扶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加後，家庭对孩子的需要会减少。由於近代社会大多数人的所得都来自薪资，而薪资又是扶养孩子的主要成本，因而所得与对孩子之需要（数量）的统计观察就呈现负相关。此外，贝克也在书中讨论了家庭制度的经济效率。他认为，在私有产权同时也是父权制度的社会，能够以经营厂商之能力之经营婚姻的人，可以同时经营几个家庭，直到其边际产出等於其边际成本。换言之，这时最具经济效率的家庭结构并非一夫一妻制度。贝克在处理家庭制度所采用的方式和处理家庭对於孩子的需要的方法都是数学上的最适化。因这方法的背後假设是父权制的社会，所以他能推导出不同於亚当史密斯的结论。
三、 经济自由主义者的使命
马尔萨斯对亚当史密斯的反驳虽然未能成功，却意外地指出看不见之手定理必须跨越以货币交易之市场（简称「狭义市场」）的发展方向。如果跨不出此市场，亚当史密斯的答案也就只能应用在狭义市场内的有限范围。人类还有许多的需要并不是经由货币交易而获得解决。因此，除非我们延伸市场的狭义定义，否则看不见之手定理注定跨不出「市场」，而这也将限制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
海耶克提出延展性市场（Extended market）的概念，将市场的概念延伸到所有容许以自由进出方式解决个人需要的平台。[11] 在自由平台内，个人提供（他生产的）广义之财货，也在以双方情愿接受的方式获得他需要的广义财货。这广义财货扩及个人生活上的所有需要，除了狭义市场内的商品与服务外，也包括语言、货币、法律等，以及贝克在家庭论中探讨的孩子和家庭。由於广义财货已不再受限为以货币交易的商品与服务，因此，在延展性市场内的交易手段也从狭义的货币与价格之交易延展至契约与规则的遵守。由於这些延展性市场的运作长期符合经济自由原则，他论述到，不仅让个人实现其对语言、货币、和法律的需要，并藉以发展个人潜能外，也带来人类的高度文明。在延展性市场的概念下，看不见之手定理的适用性是可以延伸到语言、货币、和法律之需要。
回顾上节，如果我们以延展性市场来看待个人对於孩子的需要，那麽，贝克的分析已清楚地指明：当我们考虑到孩子的扶养成本时，个人的自由决定并不会给社会带来马尔萨斯式的贫穷陷阱。在将这延展性市场并入一般的商品市场後，他成功地将看不见之手定理的适用性延伸到对孩子的需要。同样地，在对家庭之需要的延展性市场里，他也留下如下的分析结论：只要个人对家庭的决策不受限於一夫一妻制度，其最适的选择可以发挥他的最高生产力，同时也带给社会最大的产出。他很成功地把看不见之手定理的适用性延伸到个人对家庭的需要。
看不见之手定理的适用范围愈大，经济自由主义的适用范围也就愈大。贝克的家庭论将经济自由主义的适用范围由一般商品的需要延伸到孩子和家庭的需要。如果经济自由主义者能够将个人的所有需要都纳入看不见之手定理的适用范围，就能够给苏格兰启蒙问题一个彻底而完美的答案。的确，除了上述的讨论外，人类还有许多的需要，如对公共财、老年安全等，还等待着经济自由主义者（包括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去论述看不见之手定理的适用性。
四、 不肖儿定理
贝克视孩子为耐久性消费财。个人得自孩子的效用来自於见到孩子的成长、健康、与快乐，而这些项目的未来表现则决定於家长和孩子共同进行的家计生产。然而，孩子拥有自己的意志和工作的意愿与能力。家长如何让孩子在未来能拥有更好的成长、健康、与快乐？贝克问道：在一个包括父权主义的父亲和自私自利的孩子的家庭，他们的自由行动能否带给家庭（或称父与子组成之「社会」）最高的效用？这可是典型的苏格兰启蒙问题。
如果父与子对其产出各自拥有财产权，我们没有理由否定他们会各自努力的可能性。但在一个父权家庭，孩子对自己的产出并没有财产权；他的产出都必须交给父亲。贝克发现：如果父亲对孩子的爱够深，也就是当他接收孩子的产出时，不仅能深刻体会孩子所付出的边际成本，还会分配给孩子的消费财多过於他的产出。这样的结果能使两人的效用都达到最高，因为孩子发现最後获得的分配高过其边际付出後，就会增加其付出，直到其边际收入等於边际付出。
在父权家庭内，可以理解贝克为何不讨论在家庭内实施计画经济。在经济自由下，孩子自己决定工作，也自己决定消费；但在计画经济下，父亲决定孩子的消费，也决定孩子的工作。贝克的例子都不是这两种假设，而是让孩子自己决定工作，但其产出必须交给父亲，并让父亲分配消费。由於父亲在分配消费上以权力替代市场，即使最後的结论也是个人利益与家庭（社会）福祉的和谐，但逻辑上已经偏离了看不见之手定理的论述方向，甚至离开了经济自由主义。贝克称此为不肖儿定理（Rotten Kid Theorem）：在父亲深爱孩子的父权家庭（组织）下，个人追逐自利也能带给社会最大的效用。[12]
不肖儿定理关注的是权力在组织内的运作，不同於看不见之手定理关注的是自由交易在市场下的效果。那麽，贝克以权力替代自由交易是否意味着：当一个社会以权力组织取代自由市场後，只要绝对权力者对一般子民的爱足够深，不肖儿定理就可以替代看不见之手定理，成为回答苏格兰启蒙问题的答案。尤其要注意的，这答案的应用将毫无范围的限制，因为权力已聚集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会宣布一个特定的社会福利函数（通常是他的个人效用函数），然後以极大化分析最适的生产与分配方式，而避开存在於不同效用之间的协调问题。相对地，不同效用之间的协调问题，因受限於协调的机制和运作环境，其有效性常遭人质疑。如果这臆测是对的，那麽，经济自由主义就全盘地败给强调父权思想的中国传统式的仁治主义（或称民本主义）。
我最早是从张清溪对国民党党产的研究中学到不肖儿定理，但他（和其他的学者）关心的重点是党中央与忠诚之高级党员的关系，而不是对普遍党员的关心。[13] 我和干学平将此逻辑用以探讨传统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要求集全国资产于皇权，但也要求皇帝必须爱民如子。[14]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民本主义配合著井田思想，成就了所谓的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或称「亚洲价值观」。不肖儿定理的中心假设是「爱」。「爱得够不够」决定民本制度能否成功的关键。爱的真诚性难以检验，幸好自利的子民只要求看得见的利他效果。这些推论投射到当前的中国政治，那就是报章上常见的「高度的经济成长率是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基础」。[15] 李光耀统治新加坡时也曾大力宣扬这套检验标准。[16]
经济自由主义并不否定爱或利他的价值与功用。譬如亚当史密斯就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类似的同理心（sympathy），[17] 但也清楚地说明社会稳定的核心基础在於市场机制的正义原则。若无此基础，社会随即陷入混乱；若市场机制并行着同理心，或称利他心（altruism），社会将更为美好。[18] 西方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与民主制度息息相关的市场机制之正义原则上，而不是与民本主义息息相关的爱与利他。[19]
民主政治和民本主义最大的不同，在於个人可以自由参与之政治市场的存在。政治市场是个人获取公共财与或公共服务的延展性市场，其参与成员包括政党、媒体、利益团体、民间组织、甚至宗教团体，以及游说、广告、宣传、游行、选举等活动。民本主义不需要政治市场，这道理已众所周知，也因此，其主政者会利用各种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全面打击参与政治市场运作的各个要项件和各种活动。
五、 政治市场
除了论述歧视和家庭，贝克很早就探讨政治市场的相关议题，并和同事们的研究成果发展出芝加哥政治经济学，也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20] 一般认为这是经济学理性模型向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扩张。这发展并非偶然，因为芝加哥学派秉持着经济自由主义，也就存在着必须扩展看不见之手定理的使命。如上所述，看不见之手定理扩展到对孩子与家庭的需要後，若继续再延伸到对公共财或社会安全等需要，都会立即触及政治市场。
传统上以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定义公共财，从而将之排除市场提供的可能性。Coase（1974）以英国灯塔的兴建为例，说明公共财未必要由政府提供，只要政府授与私人课徵灯塔使用费的权力即可。这样的答案只算回答了一半，毕竟市场还是无法独立提供。[21] Buchanan（1965）处理了不可分割和可排他的不纯公共财，他称为俱乐部财（club goods），如游泳池、花园、健身场所、会馆等的需要。他认为私人厂商会以会员制方式提供这些财货，依然能在自由市场下竞争。[22] 早些时期，Tiebout（1956）认为即使是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若我们从个人对居住地之需要去解释他对一组公共财之需要，只要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开放性竞争，那麽，人们对居住地的自由选择也能实现其对於公共财组合之需要的效用极大化。[23] 换言之，这两模型将看不见之手定理的应用延伸到了对不纯公共财之需要和对居住地之需要。最後剩下来的就是个人对纯粹（或全国性）的公共财和公共政策的需要。
看不见之手定理是否可能延伸到纯粹公共财？无政府主义者David Friedman以冰岛早期的警政与司法为例，认为完全不存在任何问题。[24] 然而，警政与司法却是包括亚当史密斯在内之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认定属於政府的职能，故不认为属於看不见之手定理必须延伸的应用范畴。[25] 因此，我们仅讨论警政与司法之外的政府第三项职能，也就是仍有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反对的大型公共建设。[26]
经济自由主义者将公共建设的提供问题转为政策的决定问题，因为这些公共建设虽属於纯粹之公共财，却非如同警政司法等不可或缺。於是，它在多元的民主社会的问题，首先是人民希不希望政府提供，之後才是要如何提供的问题。[27] 换言之，我们应该讨论的是政策的决定过程，也就是政治市场的运作。
政策的需要者是选民，而供给者可以来自各种利益团体--他们经由说服选民而在选举中赢得制订政策的权利。那麽，看不见之手定理是否也适用於这个延展性市场？也就是说，经由利益团体的自由竞争而最後形成的政策是否也能带给社会最大的利益？这正是Becker（1983）所论述的：在一个自由的政治市场，只要资讯不被垄断，最後形成的政策将会接近於选民的偏好结构。那麽，接着要追问的问题便是：媒体是否会被垄断？[28] 2014年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克拉克奖（Clark Medal）得主Matthew Gentzkow正好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他的研究成果指出：偏见的选民决定了其所支持之媒体的（偏见）观点。换言之，如果给定选民的效用，政治市场并未否定看不见之手定理。[29]
如同商品市场，政治市场也存在尚待改进的缺点，其中常遭诟病之一的是选民普遍存在的财政幻觉（fiscal illusion）。理论上，理性的选民会支持带给他的福利高过要他分担此政策之成本（主要是税赋）的政策。财政幻觉是说，选民往往无法正确感觉到自己最终应该或实际支付在非专款专用之公共建设的负担，因而同意政府过多的公共建设。为了避免各地的代议士利用财政幻觉提出仅仅有益於当地的公共建设而导致政府通过过多的公共建设，Buchanan（1963）主张公共建设应以专款专用为原则，好让选民深刻感受所支持之公共建设的个人成本。[30]
任何的公共建设都带有所得重分配的效果。经济自由主义者不会太关心过於间接的效果，但很在意有直接效果的所得重分配政策。由於民主社会的议会通常是以相同的程序处理所得重分配政策和公共建设政策，这使得无法采用专款专用原则的所得重分配政策更容易通过议会的表决。为此，Buchanan（1967）主张所得重分配政策不宜被列为议会表决的项目，并要求以宪法条文约束所得重分配的规模。[31] 类似地，海耶克也对所得重分配政策提出宪法约束，包括反对累进税税制等。[32]
以政府的教育政策为例，其同时具有公共建设与所得重分配的两性质。Friedman（1980）认为政府可以教育券（school voucher）方式推行强迫的国民教育，因为它可以提高国民的人力资本和总产出。[33] Mises（1949）没直接评论教育政策，而是认为孩子尚未成年，无法对自己的承诺和行动负责，故不属於经济学所探讨的对象。[34] 海耶克在Mises的前提下赞同Friedman的教育券主张，因为由市场决定教育内容和施教品质远比由政府生产为佳。[35] 贝克的观点则是：如果父母能与小孩签订契约，以「扶养和教育」交换「老年的安全保障」，那麽，个人对孩子的扶养和教育之需要和对老年之安全保障的需要都可以同时在延展性市场获得解决。然而，贝克认为这种契约是无法成立的，因而主张政府应该承担此「社会契约」的经营任务，并以美国的数据为例指出：美国全国支用於扶养和教育的支出总额约等於三十年後全国支用於老年安全保障支出的折现值。[36]
六、 结论
贝克在反对政府制订最低工资率的坚持曾获得经济自由主义者的普遍赞美，[37] 但他从「市场失灵」的角度赞同政府的老年安全保障支出，就如同他接受不理性之行为假设一样，[38] 却又清楚地呈现出他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底线。当然，他对经济自由的信仰，一如真诚的学者不轻易接受未曾证明的定理，都是不容质疑的。因此，这条底线的存在必然出自於芝加哥学派方法论在论述经济自由主义时无法跨越的先天限制。
这条底线可以从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哈福德专文纪念贝克的一段话去理解。他说：「听贝克的课，最可能的结果不是掌握一种特定的正式技能，而是学到这位杰出经济学家对于世界的看法。在前往接受"与FT共进午餐"栏目采访的路上，贝克违规停车，他的世界观由此可窥一斑。经仔细盘问後，他快乐地告诉我，在权衡风险与收益之後，这是一种"理性犯罪"。」[39] 在这逻辑下，一个人是否应该遵守法规也就取决於他对违法的利得，以及被逮捕的机率和损失的计算结果，也就是预期净利得的极大化。[40] 采用极大化计算没有什麽不对，问题在於是否在计算之前曾思考过该问题所要求遵循的行为规则。[41] 任何的决策都不能只考虑时空限制，却忽视规则的限制。规则往往就是要限制个人在极大化计算下所能选择的策略。就以香港警察在香港占中运动的第一天使用胡椒水驱散抗议群众为例，事实上，加拿大与法国的警方也都曾使用过。加拿大与法国的人民都曾授权警方，以人民之利益为原则去决定胡椒水与催泪弹的使用场合。不同的是，香港政府未曾接受过香港人民的民主授权，只需要计算特首之最大利益即可。如果香港警方受限於人民之利益这规则，其行为可能就不会相同。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nt_Pelerin_Society
[2] Block (1993)：" As far as Becker is concerned, the Austrian School might as well not exist. In none of his writings is there even the slightest hint or evidence of any familiarity or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The names of Menger, B?hm-Bawerk, Mises, and Hayek never passed his lips in the several years of his courses I attended." From: Block, W. (1993). "The Economist as Detective: Reflections on Gary Becker's Nobel Prize," Austrian Economics Newsletter.
[3] 如：Febrero, Ramon and Pedro S. Schwartz (1995). The Essence of Becker, Hoover Inst Press.
[4] Block (1993) 列举了几点：(1) He holds that rationality and purpose are not required to understand economic activity in general, nor downward-sloping demand curves in particular. (2) He takes the typical Chicago view that monopoly (defined as highly concentrated industry) is a violation of economic freedom and should be proscribed through antitrust law. He would perhaps radically reform, but not repeal, such legislation. (3) He maintains that politics is just as amenable to economic analysis as any other type of activity. By this he means that political parties are akin to business firms, ballot-box votes are like dollar votes, and being elected is analogous to earning profits. In short, the government is just one mor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longside the church, the family, social clubs, the Boy Scouts, and the like. (4) As part and parcel of this view, he advocated in one of his most recent Business Week columns the auctioning of US citizenship rights. (5) On a whole host of issues - the gold standard, repeal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fixed exchange rates - his views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ose of his colleague Milton Friedman.
[5] 如芝加哥大学的 Sherwin Rosen。见：Rosen, Sherwin (1997). "Austrian and Neoclassical Economics: Any Gains from Trad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4): 139-152.
[6] 他在《道德情操论》的第四篇第一章中指出：The proud and unfeeling landlord views his extensive fields, and without a thought for the wants of his brethren, in imagination consumes himself the whole harvest ... [Yet] the capacity of his stomach bears no proportion to the immensity of his desires ... the rest he will be obliged to distribute among those, who prepare, in the nicest manner, that little which he himself makes use of, among those who fit up the palace in which this little is to be consumed, among those who provide and keep in order all the different baubles and trinkets which are employed in the economy of greatness; all of whom thus derive from his luxury and caprice, that share of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which they would in vain have expected from his humanity or his justice...The rich...are led by an invisible hand to make nearly the same distribution of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which would have been made, had the earth been divided into equal portions among all its inhabitants, and thus without intending it, without knowing it, advance the interest of the society...。另外，该比喻也见於《国富论》的第四篇第二章：By preferring the support of domestic to that of foreign industry, he intends only his own security; and by directing that industry in such a manner as its produce may be of the greatest value, he intends only his own gain, and he is in this, as in many other cases, led by an invisible hand to promote an end which was no part of his intention. Nor is it always the worse for the society that it was not part of it. By pursuing his own interest he frequently promotes that of the society more effectually than when he really intends to promote it. I have never known much good done by those who affected to trade for the public good. It is an affectation, indeed, not very common among merchants, and very few words need be employed in dissuading them from it. 以上原文引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Invisible_hand。
[7] 他在《国富论》的第一篇第二章中指出： But man has almost constant occasion for the help of his brethren, and it is in vain for him to expect it from their benevolence only. He will be more likely to prevail if he can interest their self-love in his favour, and show them that it is for their own advantage to do for him what he requires of them. Whoever offers to another a bargain of any kind, proposes to do this. Give me that which I want, and you shall have this which you want, is the meaning of every such offer; and it is in this manner that we obtain from one another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ose good offices which we stand in need of. 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butcher, the brewer, or the baker, that we expect our dinner,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interest. We address ourselves, not to their humanity but to their self-love, and never talk to them of our own necessities but of their advantages. 以上原文引自http://www.econlib.org/library/Smith/smWN1.html。
[8] "Yet in all societies, even those that are most vicious, the tendency to a virtuous attachment is so strong that there is a constant effort towards an increase of population. This constant effort as constantly tends to subject the lower classes of the society to distress and to prevent any great permanent amelioration of their condition." (Malthus T.R. (1798).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Chapter II, p 18. From http:// en.wikipedia.org)
[9] 本文不讨论许多经济学者所误解的「市场失灵问题」。
[10] 见：Smith, Adam (1976), Meek, Ronald E., Raphael, David D., Stein G. Peter, ed.,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 见：Hayek, F.A. (1991).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2] Gary S. Becker (1991 [1981]).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9-11, 13, ch. 8, 11。
[13] 陈师孟、张清溪 (1991) ，〈台湾党营事业的演变及其政治经济含义〉，《政治经济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经济学会，5-29页。也见於：陈师孟、林忠正、朱敬一合著 (1991)《解构党国资本主义：论官营事业之民营化》，台北：澄社。
14 黄春兴、干学平 (1995) ，〈由民本思想的落实与发展论政府组织的分工原则〉，收於：钱永祥、戴华(编)，《哲学与公共规范》，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书（34），163-200页，1995年
[15] 蔡定剑、徐斯俭、吴玉山(2007)，《党国蜕变: 中共政权的菁英与政策》，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6] Zakaria, Fareed (1994),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Foreign Affairs.
[17] To be added.
[18] To be added,
[19] 黄春兴（1997），〈圣人作制与民主起源理论〉，《政治学报》，29卷，33-61页。
[20] Stigler, George (1988). Chicago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1] Coase, Ronald H. (1974). "The Lighthouse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7 (2), 357-376,
[22] Buchanan, James M. (1965). "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 Economica, 32(125), N.S., 1-14.
[23] Tiebout, C. (1956)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4 (5), 416-424.
[24] Friedman, David D. (1979). "Private Cre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Law: A Historical Cas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也见於：Friedman David D. (1989). The Machinery of Freedom, 2nd.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25] 这争议涉及政府权力的强制性，不属於本文讨论内容。
[26] Boaz, David (1998). The Libertarian Reader: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Writings from Lao Tzu to Milton Friedman, 1998.
[27] 换言之，这本质上是两个层次问题：先是，政府应该提供哪些组组合的公共财，之後才是政府要如何提供哪些已选定的公共财，如Buchanan的俱乐部模型。然而，往往政策内容都会同时指出公共财的提供数量，如Tiebout模型。
[28] Becker. G. S. (1983). "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8. 371-400.
[29] 2014年克拉克奖恴五资讯：https://www.aeaweb.org/honors_awards/bios/ Matthew_Gentzkow.php。其代表性文章见： Gentzkow Matthew and Jesse Shapiro (2006). "Media Bias and Reput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0] Buchanan, James M. (1963). "The Economics of Earmarked Tax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1. 457-469.
[31] Buchanan, James M. (1999 [1967]). Finance in Democratic Process: Fiscal Institutions and Individual Choice, in Collected Works of James M. Buchanan, Vol. 4.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Inc.
[32] Hayek, F. A. (1960).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3] Friedman, Milton and Rose Friedman (1980). Free to Choose-A Personal Statement, Harcourt. 也参见：http://www.edchoice.org/The-Friedmans/The-Friedmans-on-School-Choice/ Milton-Friedman-on-Vouchers.aspx
[34] Mises, Ludwig von (2010 [1949]).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35] Hayek, F. A. (1960).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 24.
[36] Becker, Gary S. and Kevin M. Murphy. (1988), "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1(1). 1-18.
[37] Becker, G. S. (2013). "Is Raising the Minimum Wage a Good Idea?"( 02/18/2013) and "Minimum Wages, Employment, and Inequality," (12/08/2013) in The Becker-Posner Blog.
[38] Becker, G. S. (1962). "Irrational Behavior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0. 1-13.
[39] Harford, Tim (2014), " Gary Becker, US economist, 1930-2014," Financial Times, May 4, 2014. 中文翻译摘自该报中文网站（FT中文网 2014年5月7日），我仅将文中译名「贝克尔」改为「贝克」。
[40] 在一篇我一时想不出文章名称的学术短文中，他说到，一位每天都得赶火车的通勤族，其最大效用（或产出）的策略不是每天都赶上火车而准时上班，因为长期每天等待火车进站的总时间应该超过他偶而没赶上火车的损失。
[41] Gary (2002) 便质疑贝克以极大化方法处理犯罪问题是无视於财产权事先存在的事实。North, Gary (2002) ,"Undermining Property Rights: Coase and Becker,"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 16(4), 75-100.
作者系台湾清华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