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Populism)是指一种在政治上刻意迎合普通民众的理念。它的基本特征有：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唯一合法性源泉，要求全体普通群众直接参与政治过程，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非常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1]。这种政治理念极为悠久，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都多少存在着它的身影。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民粹主义同样也是源远流长的，它是在主流的以儒家为主体的精英文化之外，存在的另一种重要的思想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我们在士的传统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民粹主义的传统。“在中国这个流动的等级社会之中，唯有往上流动，才会被人看得起，形成了普遍的对下傲慢、对上自卑的等级心理。社会是一个金字塔，越是往上，仕途越挤，而往上的欲望又永无止境，于是往上流动的失意者，常常因此产生逆反心理，表现出强烈的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试图以民众为道德的象征符号，将自己对社会精英的仇视正当化与合理化。”[2]232进入到二十世纪后，我们这种民粹主义的传统仍然沿袭了下来，并且与外来的民粹主义思想相结合，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这使得我们的启蒙事业变得更加艰难，民主宪政制度的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受到很大程度的干扰和破坏，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同时，民粹主义又是一个多义性、模糊性的政治概念，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民粹主义，其内容和形式都是有所不同的。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与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有共通的地方，也有我们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它与我们以前的民粹主义相比，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中国的民粹主义思想中，平均主义和反智主义是其核心内容。本文就从这两个维度入手，对民粹主义在现代中国的表现进行一番考察。

一、平均主义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一个庞大的贫农阶层。他们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必须全部或者部分租佃地主的土地耕种，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由于他们的财产少得可怜，生活水平极为低下，就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相反，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就可以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一举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的革命意愿最为强烈，积极性最高，最容易为革命的宣传所鼓动起来，冲锋在前，成为革命的主力军[3]20－22。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就在于它满足了广大贫农对土地的需求，通过土地革命把他们充分动员了起来，因此可以称之为新式的农民革命。

与此同时，在我们广大的贫农阶层中，又存在着一种浓厚的平均主义思想，它会对革命事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在革命过程中必须妥善地处理好这一问题。革命除了要有主力军，还要有同盟者；革命除了要有长远的总体战略安排，还要有不同时期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的具体策略。因此，在革命过程中，为了争取更多的同盟者，扩大统一战线，必须反对这种平均主义的思想。在土地革命时期，苏区曾经实行过激进的消灭富农的政策，从而带来了阶级等各方面社会关系的紧张，因此不得不进行调整，转而实行更为温和的政策。但这种“左”倾路线在苏区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克服。国共合作抗日后，我们进一步对政策进行了调整，在农村停止了土地革命，转而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从而最大限度地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际，如何对待城市的民族工商业和农村的富农经济，又摆在了我们党面前。当时以小农经济为主、工业十分不发达的现状，决定了我们革命胜利以后还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性，还要保留富农经济，以尽快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力，改变国家贫困落后的面貌。但是在革命队伍中却有不少农民出身的党员，在他们身上具有浓厚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在城市主要表现为要平分资本家的财产，在农村主要表现为要平分富农的土地。与此同时，在广大的贫农和工人阶层中，这种思想更是有着很大的市场。因此解放前夕，在已经解放的地区就出现过这种激进的倾向。好在这时候党的领导人头脑还是清醒的，及时批判了这种思想[4]1314。

虽然批判了这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但由于根深蒂固的原因，它并没有被有效地克服掉，而是一有机会又冒出头来，并且每次出现都造成了经济社会的紧张局面，以致我们又不得不采取措施进行纠偏。同时，由于我们新民主主义之后要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种既定的革命战略，对资本主义和富农经济的改造只是时间的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这种激进的倾向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克服，而是我们一提出要对资本主义和富农经济进行限制，它就强烈地表现出来。而这种激进的倾向又使得资本主义和富农经济受到了更大的限制，对它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更加成熟。两者事实上处于一种互相推动的状态之中。我们三大改造的任务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实现，与社会上这种思想的普遍存在也是分不开的。在我们接管城市之初，工人中就存在着效法“耕者有其田”，实行“工者有其厂”的激进倾向，不断地对资本家进行过度的限制和斗争[5]18。在这种背景下，资本家实际上已经没有出路了，因此在三大改造中，他们虽然心中不舍，也只好看清形势，把自己的工厂交出去，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了。在农村，贫农在土地改革中要求平分富农土地的愿望也十分强烈，以至当中央出台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时还遇到了阻力。在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农民尤其是其中的富裕中农确实有实行单干、发家致富的愿望，而不想加入合作社，但广大的贫下中农却有着很高的“合伙平产”的积极性[5]60。他们有的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等状况比较差的，有的是好吃懒做的，实行单干会存在一系列不利的条件，而入社却可以搭上集体化的“便车”。因此，他们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加入了合作社。在这种“羊群效应”下，那些不愿意入社的富裕中农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支持，相反还会因为不入社而面临巨大的压力，所以也只好随大流加入了。

经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建立起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实现了多年以来所追求的公有制理想。然而，它却并没有带来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并没有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大提高，相反却长期陷入短缺经济的困境，追求共同富裕的结果是变成了共同的贫困。同时，民众在集体化的体制中，许多自由也被限制了。到了七十年代后期，这种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为何当初我们的改革能够迅速地推行开来，原因就在于在这种传统的模式下，几乎所有的群体都是利益的受损方，而实行改革却可以普遍受益。这种情况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那种“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的人民公社体制下，人们长期不能吃饱肚子，普遍已经对它厌倦之极，以至高层一有松动，这种体制很快就土崩瓦解了。面对这段沉痛的历史，我们需要的是多长记性，认真地进行反思，曾经犯过的错误要以不再重犯同样的错误作为补偿，不断地重蹈历史的覆辙是十分可悲的！

平均主义使人们吃尽了苦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生活很快就好转了起来。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社会的贫富分化也在不断扩大，社会不公的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对现状也越来越不满起来。人们对现状不满时往往是会把目光投向过去的。于是，我们刚告别过去那种共同贫困的日子不久，一股怀旧思古的情绪又开始在社会上弥漫开来。很多人觉得，过去虽然物质匮乏，但社会风气却很好，干部都十分清廉，社会也没有贫富分化；而现在虽然物质水平提高了，但社会风气却败坏了，贪污腐败日益严重，社会发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以1993年12月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为标志，这种“左”倾思潮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民粹主义似乎又有重新抬头之势。这种现象的出现对于社会虽然也不全是坏事，它会促使人们对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的问题予以重视，但同时也是需要警惕的，因为它会动摇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认为改革开放的方向错了，应该回到过去那种“一大二公”的体制。人们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过去那个时代人们不但在物质上是匮乏的，而且社会也绝不像后来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平等，而是存在着各种严重的等级特权和官僚主义现象，否则各种以打击这些现象为目的的政治运动就不会发动起来了。同时，在那种体制下，人们的自由度被压缩到了极限，在严密的城乡分割制度下，农民被限制在人民公社，市民被限制在单位以及街道，人们动辄因为思想和生活作风问题被专政起来。回到过去是没有出路的，要消除这种现象一个方面是要让人们可以充分地认识历史的真相，让人们可以自由地回忆、评说过去；另一方面是要深化改革，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有效地解决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问题，使社会充满正义的阳光，这是消除民粹主义的根本之举。

二、反智主义

“五四”运动以后，在知识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掀起了一股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民间去的潮流，出现了对“劳工神圣”的崇拜，对农民道德形象的羡慕与知识分子的自我忏悔，认为“睁着眼不识字的可怜的平民”“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社会分子”，表现出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这是一个平民主义得到张扬的时代，一方面是知识分子推崇“劳工神圣”，并对自己的身份进行贬损，另一方面是在平民中历来就存在着一种对知识分子的蔑视态度。这两方面的结合就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反智主义的潜流，对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知识分子是重要的一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在革命的阵营里，他们的处境却是不无尴尬的。一方面，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因为革命除了要在军事的战场上进行武力的较量之外，还要在文化的战场上战胜敌人，需要提高革命队伍的文化水平，这就使知识分子有了用文之地；另一方面，但知识分子又具有清高自负、自由散漫的天性，这在革命的阵营中又是格格不入的。革命的队伍需要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需要意识形态的整齐划一。因此，知识分子需要经过思想改造，消除原先资产阶级和小资阶级思想的影响，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从而才能够为革命服务。同时，大量党员干部都是农民出身的这种状况，又使得革命阵营很容易产生一种排斥知识分子的情绪和反智主义的倾向。从1942年春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一系列关于整风的报告中说：“他们（指教条主义者--引者注）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只要你认得了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他针对的是党内的那些教条主义者，其实也可以说是冲着知识分子去的。经过延安整风，我们成功实现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建立起了一种完全服务于政治的文化体制，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自由思想的勇气和能力也从此丧失了，革命阵营的反智主义倾向也更加严重了，这些都为以后知识分子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负面现象埋下了伏笔。

在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虽然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更加需要知识分子，更加需要发挥他们的作用，但知识分子的地位却一落千丈，民粹主义思想更加泛滥开来。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1966年4月24日，他在《对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中写道：“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对知识分子的挖苦、贬损和蔑视，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的领袖是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我们社会反智主义的传统对他是有很大影响的；反过来，1949年后以其无与伦比的地位和威望，他的思想又很大程度地助长了社会上的反智主义倾向。同时，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倾向又是适应于新形势下的政治需要而产生的。1949年后，我们要进行空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但要在各个领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还要对人性进行广泛、深刻的改造，大量地产生社会主义的新人。这时候，知识分子便首当其冲。而大量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长期受到英美的影响，身上大都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思想，因此，对其进行思想改造的任务就显得格外的迫切和艰巨。在这种形势下，只有严厉地对待知识分子，才能够有效地获得舆论一律，为各种的社会运动创造必要的条件。

在极“左”时期，“读书无用论”和知识虚无主义十分盛行，知识分子非但得不到其应有的地位，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被说成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臭老九”，社会上流行着一种“九儒十丐”的说法。知识分子不但没有教育民众的资格，相反还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这一极端的年代，知识分子普遍都遭到了厄运，但社会却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虽然这种极端的年代从根本上说是制度造成的，但知识界的缺席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这样的年代，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已经被剦割，他们只能够在匍匐权力的脚下；他们不但不能够说出真话来，相反还要为一些荒谬绝伦的政策进行学术和知识上的论证，为它们的出台进行背书，从而在一定程度在对极“左”路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君不见在1950年代末的“除四害”运动中，不是也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出来写文章论证麻雀是害虫，要予以消灭吗？在“大跃进”运动中，不是也有科学家出来写文章论证说亩产几万斤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吗？在这样的集权统治和知识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已经无法开展正常的学术研究，使得我们在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方面出现了严重的误区和盲区，而这种状况又使得那一套极“左”路线推行起来时变得更加畅通无阻。顾准的思想无疑是极有价值的，他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就提出了市场经济的思想，但它很快就被打入冷宫了。他在文革中后期的重要著述也是多年之后才得以面世的。

知识分子的身上不是没有缺点，他们也不是不需要进行反思的。然而，他们最需要反思的是能否保持独立的人格，能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不是其他。社会总是需要进行分工的，总是需要知识分子的。他们被称作社会的大脑和良心，正是他们不断地对人类的命运进行严肃的思考，对社会的现状进行尖锐的批判，人类社会才得以不断地走向进步。在一个反智主义盛行的社会，知识分子要么选择了沉默，要么变成了夜莺，这样的社会离停滞甚至倒退也就不远了。

改革开放后，我们吸取过去的教训，实行科教兴国的战略，开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在新近时期，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形象却又遇到了很大的危机。那些经常就公共问题进行发言、激烈批判社会负面现象的公共知识分子（即“公知”），其形象本来是十分正面的，但后来却日益污名化了。一些被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专家学者，纷纷声明自己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唯恐戴上“公知”这顶帽子。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有民粹主义的因素，我们的民众历来在对知识分子和读书人进行仰视的同时，又在骨子里瞧不起他们，觉得他们是不会做事、只会坐而论道的寄生阶层；然而，更为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得从知识分子自个儿的身上找，正是他们在操守和素质方面的严重缺失，使社会对他们大大失去了信任。这一现象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一些知识分子为了从体制或者利益集团获取好处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不是本着客观公正的立场对社会问题进行发言，而是为各种不合理的政策进行辩护，做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从而专家教授变成了“砖家叫兽”；一种是所谓的“公知”，他们追求自由民主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常常“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罔顾事实，罔顾手段和程序的正当性。他们在骨子里与其对立面又何其相似！2009年微博流行起来以后，一些公知也变成了所谓的网络大V，他们不断地就一些公共事件进行造谣、传谣，唯恐天下不乱。同时，还有一些公知对于那些专业性较强的公共问题，在缺少必要的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就胡乱发言，从而产生了很不好的社会影响。更有等而下之者，为了做坏事而当公知，先是在媒体上以出位的言行来博取人们的眼球，提高自己的社会知名度，然后在乘机兜售自己的私货，赚个盆满钵满。因此，知识分子要提高自己的形象和声誉，首先必须提高自己的操守。独立性是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独立性的丧失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开始。同时，立场可以有也必须有，但在立场之上更要服从于事实，善只有在真的基础上才是真善；其次必须提高自己的素质。知识分子缺少扎实的专业素养，空有一腔公共关怀也是不够的。在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问题上尤其需要谨慎发言，需要具备一些必要的专业知识，否则只会误导公众，贻笑大方。倘不作此图，知识分子的形象只会更加糟糕，而这样的结果，又是使社会上的反智主义更加发展起来。

结语

民粹主义之所以产生，归根到底就在于社会上还存在着各种不公正的现象，精英阶层与普罗大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民粹主义具有两面性，既会带来社会的破坏，扭曲社会的正常发展秩序，也会成为现实的一种必要张力，使政府以及精英阶层必须有所警惕，校正各种不公正的现象，建立起一种和谐共生的社会关系。因此，要有效地应对这一问题，就必须建立起公正的社会秩序，使人们在市场竞争中可以实现机会的公平，竞争的失败者也可以得到必要的社会保障。同时，还需要建立起言论自由的制度，使人们可以自由地获取各种信息，提高自己的辨别和判断能力；还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的文化教育事业，不断提高民众的科学和文化素养。在一个民主宪政制度完善的国家，在一个公民文化十分发达的社会，民粹主义是很难形成气候的。而那些尚未建立起民主宪政制度和公民文化缺失的国家，往往是民粹主义产生的温床。这些国家必须尽快完成民主化的任务，在社会上建立起一种法治秩序，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与此同时，还要建立起一个崇尚民主与科学的公民社会。否则，民粹主义就会因为社会严重不公而盛行起来，就会与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等合流起来，使社会转型变得更加艰难。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要敢于对民粹主义进行批判，不能够向它低头，更不能够去迎合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意味着既要独立于权力，也要独立于民意，唯知识和真理是从。

参考文献：

[1]民粹主义，百度百科.[EB/OL](2013-10-16)[2013-11-11]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raMDvB7rVZWVjRPIFS4Rz7dlqYKVh5fv4T6IbHlu54jfidgSU7Zh0Y6hyZ-fSiio

[2]许纪霖.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萧冬连.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原题为《民粹主义问题探析》，发表于《济宁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