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问题的根源

现代社会问题的根源无疑在于其经济基础的不稳定性与脆弱性，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私人投资与私人经济，这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经济形式，但是私人投资的目的在于利润，不错私人投资会推动就业，税收，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由此推动公共福利的发展。但是，如果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私人投资无利可图，那么，投资就会萎缩，或者私人投资会转移到海外，这样结果经济增长就会下滑，失业率就会上升，税收就会减少，高福利就会难以维持，现代社会就会因为经济基础的不稳定而陷入困境。

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成本在不断提高，预期利润在不断下降。对此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正在受到一种结构性的制约，人们已经不再能够驾驭，而这种结构性的制约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全世界的非农村化的结果，这是非常超前的现象，将可能在今后的25年中大体完成。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成本在全部创造价值中的比重将不可避免地增加。二是成本外化的长期后果，这导致了生态的枯竭，这就使投入到全部创造价值中的百分比上升。三是世界民主化的结果，它对公共开支不断提出更大需求，用在教育，卫生保健和终身收入的保障上，这就使税收开支在全部创造价值中的百分比上升。以上三种力量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大规模的长期的对生产利润的结构性压缩，使资本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赢利。由于资本的无限积累是定义资本主义作为历史体系的特征，但是以上三种制约使这一体系的最初动力不再起作用，所以资本主义面临结构性的危机。首先，根据工资铁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资是不可能绝对提高的，但是从资本主义发展来看，实际平均工资水平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所占生产成本比例是不断提高的。但是目前问题是工资上涨了，利润下降了，没有利润，资本家也就失去了资本积累的基础与投资的兴趣，或者他们选择将生产转移到工资低的国家去，由此结果自然是高工资难以维持，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趋于停滞衰退。其次，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瓶颈来自于成本外化或者讲环境破坏极限的制约，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发明出一种无污染的发展方式，那么在现有的情况下，就存在由谁来承担环境污染的成本问题，是成本外化，让政府与社会承担还是应该成本内化，让企业承担。如果是前者，就要大幅度增加税收，如果是后者，那么就会加大公司的利润压力，构成对资本积累的制约，最终结果往往是公司将工厂从城市转移到城市边缘，从城市边缘转移到农村，从农村再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最后，对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击来自于政府功能的不断扩大与税收的不断增加。小政府，大市场这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是从资本主义发展来看政府的功能不是缩小而是不断扩大，特别是随着福利国家的产生，政府已经俨然成为社会的保姆。而政府功能的扩大意味国家税收的提高，因为政府不是生产性机构，那么，政府能够向谁征得税收呢？只能是富人。但是政府向富人征税，在达到一定水平时自然会严重影响进行资本积累的能力，税收增加，利润下降，对此富人往往选择如何避税，逃税或者选择一走了之。

显而易见，现代经济与社会危机不是经济发展中的危机，而是资本积累中的危机，那么，对此如何应对呢？其一，无非是降低成本，降低税收，降低工资，提升预期利润空间，以此吸引私人资本投资的回归，但显然这种刺激效益是有限的，而且面临道德与政治风险。如上世纪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希望通过再次制度革命，以拯救西方资本主义，但是它们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拿大萧条与二战后繁荣时期所采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开刀，但事实证明工资，福利与税收一旦涨上去了，就不可能再降下来。其二，就是启动社会公共投资，从长期来看预期利润不可避免地将表现为递减的趋势，由此私人投资将越来越趋于不稳定，唯一的方法只能是以公共投资和社会投资填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对此别无选择。但是，目前一方面商业运行的规则已经越来越不被民主制度容忍，私人投资越来越难以盈利，越来越难以生存，另一方面民主制度又无法离开私人投资与经济增长，否则谁来创造就业与税收以及社会福利，这就是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困境与根源。对此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无不悲观地认为，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它受到结构性的制约，人们已经不再能驾驭。现代世界体系正在走向终结，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过渡到某种新的历史时期，但是这个体系尚不被我们认识，而且事先不可能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