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文化革命”：从一种词语到一场运动

历史沉淀于词语，词语反射出历史。例如，“阶级斗争”一词的兴衰可以反映毛、邓治下两种不同的时代特征，“市场经济”一语的传播，能够折射中国经济改革曲折的历史背景。同样，如果对“文化革命”稍作考察，也未尝不能见出一种词语演变为一场运动的历史过程。

“文化革命”一词，30年前如雷贯耳，炙手可热，作为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的代名词，已深入人心，为众所周知。但“文化革命”这一个名词本身并非毛泽东发明和首倡，早在1950年代就出现在了我国报刊上，可谓由来已久，且其来有自。

1954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刊载阳翰笙访波文章“向波兰人民学习”，其中引用的波共领导贝鲁特的一段话，有群众文艺的迅速发展“是城乡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强大杠杆”一语。这是我们所见有关“文化革命”一语的较早出处。另据王任重58年在成都会议上发言，提及列宁曾谈到过“文化革命”，则“文化革命”盖源自于苏俄，是一舶来语。

毛泽东、刘少奇在50年代的讲话中不止一次地使用到这一词语。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上讲话说道：“现在我们在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无知的命，叫文化革命。”1957年3月20日在上海发表的讲话中又说：“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刘少奇1956年9月在八大政治报告中也曾说道：“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地努力逐步扫除文盲。”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说道：“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同年6月9日《人民日报》以刘少奇这一讲话精神发表社论，题目就是《文化革命开始了》。

从毛泽东、刘少奇讲话及《人民日报》社论可以看出，彼时舶来的“文化革命”与“技术革命”属同一语境，具有“革新”、“创新”和“建设”的意味，与后来也就是今日所言之“文化革命”有相当大的语义上的差异。

进入1960年代，随着阶级斗争观念的强化和对突出政治的讲究，“文化革命”的语义也开始发生变化。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不久，中宣部起草过一份《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革命和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对“文化革命”作了一个定义，称“文化革命”为：“革文化落后的命，革资产阶级思想的命。”（《龚育之自述》页276）于是，“文化革命”被注入政治意义，人们在此意义上开始使用这一词语。

1964年12月5日胡乔木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信，说，其寄送发表的《沁园春·杭州感事》等词作“多关时事”，“杭州一首借指文化革命，”“国内至今庙坟如此之多，毒害群众，亦觉须加挞伐”，有关部门正“在有计划地清理和改造”“西湖风景区内各种反动的、封建的、迷信的、毫无保留价值的建筑和陈设，……杭州一呼，全国响应的日子，想亦不远”。此信同时寄呈毛泽东，引起毛的关注，毛并专此作一批注：“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解决了问题，太轻敌了”。

1965年下半年之后，“文化革命”逐渐成为政治热词，开始较高频率地出现在中央党政文件和高级领导讲话中。例如，1965年10月30日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多次出现“文化（大）革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这样一段表述：“毛主席的两次批示，中央和各级领导的督促和领导，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推动了全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激烈的、深刻而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不仅在“文化革命”中加上了“大”字，而且将其意义提到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的高度，与半年后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革命”运动的表述几无二致。此文件由中央于1966年元月批发全国，作为文化领域工作的指导纲领。

又如，周扬1965年11月29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表讲话，其中一小标题为：“文艺战线的斗争和文化革命的形势”。周扬这样说道：“最近这次文艺战线上的批判和斗争，可以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文艺整风，是延安文艺整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可以预言经过这次斗争，我国的文学艺术，又将跃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一个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新高潮已经到来”。周扬讲话发表在66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

请注意，讲话所谓的“最近”，非指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的一段时间，而是与文化部《汇报提纲》所述相同，乃指毛泽东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著名批示以来的整个一段时期，讲话中对此有明确的说明。

据上，不难看出，在当时的高层，已自觉地、较为常见地用“文化革命”或“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来统称和概括1964年以来兴起的文艺界的批判斗争与文化领域的破旧立新。这就意味着，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观念，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文化革命”在1964——1965年之间开始形成。如此，也就意味着，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运动之前，已然存在另一个“文化革命”——一个思想文化领域的“文化革命”。为区别于后来不久发生的运动形态的“文化革命”，我们姑称其为观念形态的“文化革命”。

这一观念形态的“文化革命”到了1966年2——3月间呈现出一种新的变化态势。这一态势在此间出现的两个重要的中央文件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明显反映。一个是1966年2月由彭真主持的作为一段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指导思想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一个是几乎同时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议纪要》。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文本没有使用“文化革命”一词，但在报送中央常委审批时文件署用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之名，这一引人注目的署名使成立于1964年的中央专司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工作的 “五人小组”很快就闻名遐迩。（《王力反思录》页370）原因或在于，它似乎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具有了组织机构形态。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议纪要》，对“文化革命”情有独钟，它至少不低于十次地使用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用词。这恰好是一表征，一种迹象，说明“文化革命”正处于从观念形态转向运动形态的变化前夕，处于变化前夕的躁动状态。不过，从《纪要》“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代表，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这两段表述可以看出，其所言的“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即将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还不能说完全是一回事，它认为“文化（大）革命”已“近三年”，因此，它仍属于前述的观念形态的范域，是观念形态的继续与发展。

“文化革命”从观念形态转变为运动形态，发生在1966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必须进行“文化革命”之后。毛泽东因对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态势极为不满，对其隐藏其后的倒刘图谋实施受阻大为恼怒，遂于3月28——30日对康生等人连续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严厉批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提出“中宣部、北京市委再包庇坏人就要解散，”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要求“现在必须进行文化革命，阻止修正主义。”这是自发表姚文，毛泽东正式实施倒刘图谋以来第一次提到“文化革命”，（另有资料说，毛在3月20日的杭州会议上曾提到“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待考。）它成为“文化革命”从观念形态转为运动形态的突破点。

毛泽东此番讲话，讲话中提出“必须进行文化革命”，将“文化革命”从观念形态推向运动形态。中央政治局随即在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彻底批判，并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前者产生了《五一六通知》，后者孕育了中央文革小组。“文化革命”运动由此而发轫。据悉，在4月的杭州会议上，中央专门就“文化革命”运动的名称进行过一番讨论，最后毛泽东接受陈伯达建议，确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邱会作回忆录》）这一名称既与之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区别开来，也更具政治革命所有的意涵。其后，“文化（大）革命”便成为一场连绵十年的政治运动的代名词，天下皆闻，广为流传，以至于今天。

“文化革命”词语从1956年1月到1966年3月先后两度出现在毛泽东话语中，时间相距正好十年，十年间其词义从“文化革新”、“文化建设”到“兴无灭资”、“反修防修”的演变，也正好折射了共和国从建立之初1950年代的国运更始、万象图新，到1960年代的“阶级斗争为纲”与文革运动兴起的曲折发展与误入歧途。在此意义上，“文化革命”一词可谓1950——60年代中国政治社会历史发展的浓缩与凝结。

2014/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