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新常态”正在成为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热词。然而，何谓经济的 “新常态”还不甚清晰。为了界定本文讨论的内涵，也为了给大家的讨论提供一个靶子，本文拟在给出“新常态”定义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作出描述，并进而对新常态下的政策取向给出一些建议。
何谓经济的“新常态”
从字面上理解，所谓经济的“常态”应该是一个经济体运行的“经常性状态”或 “稳定性状态”的简称。显然，这里隐含了一个时期或阶段的概念，即所谓经济的“常态”应该是一个经济体在“某一特定时期或阶段”内运行的“经常性状态”或 “稳定性状态”的简称。依此定义，经济的“新常态”，由于有一个“新”字，那就一定是相对于“上个时期或阶段”经济运行的状态而言的，或者是相对于“历史时期或阶段”经济运行的状态而言的。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不仅在维度上难以穷尽，而且在内涵或形式上也无法完全控制或重复，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不可能简单重复。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别于“上个时期或阶段”的经济运行状态，一旦趋于稳定，并可以维持一段时间，那就是经济运行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根据上述经济新常态的界定，我认为，国际经济是否已经进入新常态，一时还很难下结论，主要是世界各国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差异过大，“东方不亮，西方亮”，增长速度此起彼伏，全球平均增长速度比较稳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资料，1978—2007年全球平均增长速度为3.8%（以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的各国经济总量为权数，加权平均的结果，下同），2011—2019年（其中2014—2019年为预测值）的平均增长速度也是3.8%，而且全球范围内的重大经济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尚未形成气候。但中国经济则确实已经进入新常态。当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始于2011年，大概可持续到2025年。它是相对于上一个发展阶段，即改革开放前32年（1979—2010年）而言的。
中国经济新常态阶段的特点是：
第一，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仍将保持在7%—8%的中高速。与改革开放前32年年均增长9.9%的高速增长阶段相比较，年均增长速度大概回落2—3个百分点。但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这一增长速度仍处于领跑状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4年10月的最新预测，2014—2019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将为3.9%，其中发达国家为2.3%，新兴经济体为5%。
第二，吃资源饭、环境饭、子孙饭的旧发展方式正在让位于以转型升级、生产率提高、创新驱动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可持续、包容性发展。中国经过前一个阶段的高速发展，资源、环境、社会保障问题的制约日趋严重，吃资源饭、环境饭、子孙饭的旧发展方式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一是资源消耗大，资源约束日紧。2013年，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12.3%，但能源消费总量占20%，粗钢占44%，水泥占57%。淡水、耕地、森林、煤炭、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人均可再生淡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石油可开采储量、人均天然气可开采储量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原油、铁矿石等主要能源、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逼近60%。二是环境污染严重。我国现有近3亿农村人口喝不上安全饮用水，近6000万城镇人口饮用水水源水质不合格。邀请环保局局长下河游泳成为百姓申诉河流污染的调侃手段。土壤污染面积大，重金属、持久性有机物污染较重。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资料显示，中重度污染耕地已达到5000万亩左右。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及部分大中城市大气污染严重，雾霾等极端天气增多，已成百姓的切肤之痛。三是生态系统退化。全国近80%以上的草原出现退化，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37%，生物多样性锐减，濒危动物达250多种，濒危植物达350多种，生态系统缓解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四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速快，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排放大国。五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经过近几年的努力，虽然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已经普及城乡，但保障水平偏低且不平衡，保障体系分割较严重，距“兜住底、易流动”等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总之，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被迫展开，告别前一阶段不顾资源短缺、竭泽而渔、破坏性开采的粗放型发展，忽视环境保护的污染性发展，透支人口红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的透支性发展，正在逐步转入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发展的主要动力正在逐步转向依靠转型升级、生产率提升和开拓创新。
第三，经济增长结构发生变化。生产结构中的农业和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前三个季度，这一比例继续上升到46.7%。需求结构中的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内需与外需结构发生变化,内需占比增加。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从今年前三个季度数据看，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48.5%，又比上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
第四，国际经济环境较紧，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始于2008年的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及全球经济衰退已经六年了，但世界经济仍未能摆脱危机的阴影，还处在艰难修复阶段。美国经济稍好，已经进入初步复苏的轨道，但美元的国际地位遭受挑战，国内政府债务问题、财政预算赤字问题、经济发展的均衡问题等也远未解决。欧元区经济仍在与衰退作斗争，高企的政府债务负担、主权国家的协调困难、长期居于高位的失业率、德法意等领头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等等，都让关注国际经济和欧元区经济的人揪心。日本经济在安倍刺激政策的作用下，虽有一定起色，但由于金融流动性过剩、财政赤字庞大、政府债务率高达2.5倍，加上劳企关系、银企关系、创新动力等深层次矛盾并未解决，消费税率不断提高等，日本经济的前途也很难被看好。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经历了主要国家货币政策调整、国际市场剧烈波动后，还没有恢复元气，增长速度有一定反弹，但与危机之前和危机之后的头几年相比仍较低。这意味着国际市场需求不足。而发达国家危机后进行的所谓“再制造业化”，以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要素成本优势的相对增强，则意味着世界经济的供给能力，特别是与中国制造业竞争的供给能力加强了。另外，人口老龄化这一对供给和需求有双重打击的重要因素，已经开始长期影响世界经济发展。日本人口老龄化率（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25%，欧元区的人口老龄化率为20%，美国人口老龄化率也达到15%。新兴经济体大国俄罗斯的人口老龄化率超过15%，我国的老龄化率也达到10%左右。老龄化导致创造财富者日寡，享受或消费财富者日众，加上社会保障福利条件的刚性约束，经济增长放缓、社会矛盾尖锐恐难避免。虽说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科技创新、提高退出劳动年限、人口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配置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负面影响，推动发展，渡过难关，人类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了人类创造潜能之巨大，但是，人口自身老化所带来的挑战绝不容低估，这是人类历史从未经历过的。此外，中国对外开放和加入WTO所带来的红利经历了数十年的释放之后，也正在相对减弱。因此，至少在未来15年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将不及前32年。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应对建议
面对经济新常态，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第一，要正确认识新常态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要从思想上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放缓了2—3个百分点，经济发展方式也必须摆脱过去那种吃资源饭、环境饭、子孙饭的粗放型模式，转为依靠结构优化、生产率提高、开拓创新型模式。这对于习惯于旧模式的我们来说，是不得不接受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认清形势，主动进行调整。一是发展规划不宜太野心勃勃。二是改革的推进不宜太过激进。三是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效益。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常态下的机遇，建立起足够的信心。尽管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但中国面临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仍然较有利。一是仍处在新型城镇化的黄金阶段，无论是30%以上的城市户籍人口，还是53.7%的城镇化率，从总量上远低于经济发展阶段应有的水平，加之城镇化的质量差距，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潜力和市场空间巨大，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动力。与此相关还有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二是人口红利，特别是潜在的人才红利依然较大。三是体制改革红利依然较大。四是对外开放仍可释放足够的动力。五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下，政府间相互竞争的红利依然较大。因此，我们认为，新常态下的“紧日子”，应该，也可以是过得去的“紧日子”，是可持续且比较健康的“紧日子”。
第二，要更加精心地应对社会矛盾。过去积累的一些矛盾，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会逐步凸显出来，而作为托底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手段还相对比较滞后。因此，面对各种社会矛盾我们必须更加精心地应对，以免因小酿大，因局部而失全局。
第三，要勇于改革创新，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尽管我国经过30多年的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但相对于实际需求，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了总体部署，关键是要加以落实。应对新常态必须向体制改革要红利。要通过改革，使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趋于现代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成员。信息化背景下的科技创新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唯一法门利器，既要鼓励自主科技创新，又要注意引进和利用世界科技创新成果，信息技术、3D打印、新能源、新材料、大数据利用等均是重要突破方向。
第四，要继续挖掘人口红利，创新利用人才红利。尽管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在加重，我国人口红利正在衰减。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逐步提高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劳动参与率、逐步提高总和生育率（如单独二孩政策）等措施，拉长人口红利释放期，减小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另外，在现有人口结构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如企业改革，人员流动和教育培训等，充分挖掘、培养和形成人才优势，开发和利用人才红利，即“人口质量红利”。根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和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资料推算，2013年末，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已经超过1亿人。直接影响创新能力的“研究人员总规模”在2010年达到121万,首次超越美国的119.8万人，跃居世界第一位。而且中国高端劳动力人才的成本相对较低。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上述人口质量红利，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在新常态下实现知识驱动、创新驱动、产业升级驱动型的较高质量增长。
第五，要以不断改善民生作为我们的政策目标。应对新常态，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重要的前提是要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方法之一就是要保证在经济发展和推进体制改革时，能够使民生不断得到改善。当然，福利的刚性又从另一个方面要求我们，这种改善必须是渐进和可持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