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是我国历史上长期的梦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时期的“三农”问题越来越突出，它“绝不仅仅是道义或者公正的问题，而是一个横亘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面前的现实难题。” 正因为这样，2000年在江苏和安徽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才吸引了众多的关注，并被寄予了深切的期望，更有人将这次的农村税费改革看成是继土地革命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村的第三次革命。但是，随着试点地区实践的深入，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的两大压力也越来越突出：一是基层政权运转难，二是农民负担的反弹。这种“翘翘板现象”已经成为农村税费改革难以绕开的一道坎。因此，进一步深入探讨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思路，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发表了香港学者王绍光、王有强的《公民权、所得税和预算体制——谈农村税费改革的思路》一文，该文敏锐地洞察到“三乱”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不合理的财政制度，并明确提出税费改革的目标不能只设定为减轻农民负担，而是要把农村财政放到一个更坚实的制度基础上来，否则“三乱”卷土重来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但该文的分析和政策建议并不能与作者的意图相吻合，仍然未能超出“减轻农民负担”这一论题的范围。这既有作者理论框架确立在解释“三乱”基础之上的原因，也有将农村税费改革讨论局限在经济学领域之内并缺乏历史审视的因素。本文的分析建立在一个综合性的、可被称为财政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基础之上，认为“三农”问题，包括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问题，其根源在于我国国家集权型的财政体制和农村城市不当的权力资源配置格局，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我国传统的财政体制。全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并建立财政体制的四种主要模型；第二部分分析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停滞和历史上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财政体制根源；第三部分讨论1949年以后，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三农”问题，第四部分是政策建议。
一、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及财政体制模型
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财政涉及广泛的责权利关系，与中央、地方、企业和居民的利益密切相关，与农村和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利益和福利预期紧密相联，具有极大的社会经济“联动性”。戈德斯契德说得很彻底，“每个社会问题，实际上还有每个经济问题，说到底都是财政问题” 。因此，从财政的角度来研究我国的“三农”问题，将得出一些富有启发的结论。但是由于以往从财政角度对农村税费改革问题的研究沿用经济学对财政的定义，局限在短时期的政策分析层面上，缺少历史感和学科的综合性，因而无法对“三农”问题作出全面有力的说明。为把握国家财政的主要特征，本文理论框架的构建建立在财政社会学对财政体制的重新定义之上。
熊彼特在1918年提出了财政社会学思想，他认为，对财政历史的研究能使人们“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同时也能洞悉具体的条件，特别是组织形式发展和消失的方式。” 可惜熊彼特本人并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系统研究，其思想也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本文吸收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有关研究成果，通过革新对财政及财政体制的理解，构建一个财政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将“三农”问题与国家整个的社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进行长时段的历史审视。
权力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康芒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制度安排中的权力结构。权力资源是权力的基础，但是分散的权力资源仅仅是权力赖以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权力是实现某种结果的能力” ，其存在的前提是各种支配结构的存在，在此结构下可区分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吉登斯在权威性资源中列出的“对生活机会的组织”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基点。“生活机会” （life-chance）的概念最早由韦伯引入，它不仅意味着在不同形式的社会以及社会的不同区域中，人能够生存下来的机会，同时也指一系列范围广泛的倾向和能力。在此，本文将其内涵界定为：“生活机会”是指由权力资源的分配状况所决定的个体或组织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空间。
财政是国家控制权力资源的经济体现，财政体制最充分地体现了权力资源的配置格局。以财政利益为根基的冲突是社会冲突的基本形式，一定财政利益格局下的冲突和权力的关系总是与权力资源的分配联系在一起的，财政体制构成吉登斯所说的“权力的制度性调配”（International mediation）的载体，即权力存在于财政体制之中，并通过财政体制展现出来。因此，本文认为，财政体制是政府通过其收支结构和活动范围的划定对权力资源在政治、经济两大领域及各领域不同活动主体，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群之间的分配，是对不同活动主体基本地位、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规定和认可，决定了不同主体活动的空间或“生活机会”。 正是由于财政体制的这一内涵，使它对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立宪”层次上的意义，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也可以在财政体制中得到解答。
我们借用生产函数建立一个简化的模型，以分析一定财政体制下的权力资源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以及在城市和农村的配置所产生的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绩效：
Y＝εAaBb
在这个模型中，A=αCcDd，B=βEeFf，由于函数是同阶函数，任何外界因素K都不影响函数的效力。权力资源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的配置具体化为财政直接控制和市场配置（财政间接控制）两部分，A和B分别表示这两部分的社会经济发展绩效，a和b则相应表示各领域所直接拥有的权力资源在总的权力资源中的权重，a+b=1。ε表示综合绩效系数，Y表示总体社会经济发展绩效。相应地，C和D分别表示在财政直接控制下的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配置的社会经济发展绩效，c+d=1；E和F分别表示在市场配置下的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配置的社会经济发展绩效，e+f=1；α、β表示权力资源分别在政治、经济两大领域配置的综合绩效系数。A、B、C、D、E、F都是人们在一定“生活机会”下创造力的函数，且A
模型一：a>b，c>d。表示权力资源主要由财政直接控制，且主要配置在农村。
模型二：a>b，c
模型三：a
模型四：a
模型一和模型二可总称为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因为在这两个模型中财政直接控制了大部分的的权力资源，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市场配置的权力资源十分有限，并且常沦为财政的附属物，在为财政的服务中取得自己的存在。在这种财政体制下，国家凸显了其暴力特征，个人和组织的生活机会强烈依附于共同体，无法发展出独立的人格，也无法迸发出创新的冲动，因而整个社会缺乏发展的内在激励，具有强烈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但由于模型一和模型二对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配置格局不同，因而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在模型一中，国家的财政基础以农业为主，限制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本文称之为农业基础型集权财政体制。在模型二中，国家的财政以国家控制的城市工商业为基础，对农村发展不重视，可称为工商基础型集权财政体制。
模型三和模型四可称之为公共型财政。因为在这两个模型中，市场取得对权力资源的主要配置权，财政在为市场服务中取得自身的存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取得对权力资源的主要配置权并不与本文在前面所主张的财政体制的涵义相冲突，相反，它是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是财政对权力资源由直接控制转为间接控制的结果。正如希克斯所证明的：市场经济的演化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国家的介入。在这种财政体制下，国家隐匿了其暴力特征而凸显了契约色彩。个人取得了公民地位，组织也获得了独立性，具有自主的生活机会，因而社会创新得以持续实现，哈耶克所称的自发秩序得到扩展。同样，由于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不同配置，模型三和模型四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在模型三中，市场的产品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为辅，本文称之为农业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在模型四中，市场产品以工商业为主，农业为辅，本文称之为工商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
在这四种财政体制中，我们还可根据农村与城市关系的不同作进一步的细分，如农村剥夺城市型、城市剥夺农村型或农村城市协调发展型等。我们将在下面的分析中作具体的说明。但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初步得到关于一国总体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和农村城市关系的结论，这就是：农村城市协调发展并工商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能取得较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并解决好现代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而在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尤其是城市剥夺农村的财政体制下，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偏低，国家各级机关为取得充足的财政收入，必然会给农民增加各种不合理的负担，而农民也不可能在这种体制下得到更多的生活机会，久之则演化为严重的“三农”问题。
二、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与“三农”问题的梦魇
在“土地是……原始的食物仓，也是……原始的劳动资料库……土地本身是劳动资料” 的情况下，土地和人口是最重要的权力资源，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井田制和授田制是我国有史记载的最早的财政体制。井田制在夏、商、周三代实行，授田制在春秋战国时建立。在授田制下，国家掌握了地权，对土地加以规划和折算，并按一定的标准将土地直接分配给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耕作以征取赋税。授田制确立了个体农户为单位的农业耕作方式，造就了为数众多的个体小农，它不仅直接推动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的改变，也使分散的个体农民与国家政权建立起了明确而直接的联系。作为取得耕作权的代价，民众被编入了户籍制度之中，被剥夺了迁移的自由，其生活机会被限制在土地和特定的区域之内。这种份地分耕定产定税责任制体现着国家对土地和民众的双重控制，对我国后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各种关系和个人的划一水平……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全面介入。” 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其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国家的暴力特征由此凸显出来。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财政体制下的社会结构只有在国家还控制了其他的权力资源，如工商业从业机会等时才会在社会的各利益群体中造成层层的权威膜拜，确保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战国时，虽有小农制的普遍基础，但尚无国家大规模掌控工商业的条件。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对农业产生的冲击，让统治者感觉到商业对授田制和户籍制度的直接威胁，因而加大了对工商业的官营力度，但这一过程到西汉时才得以完成。汉武帝面对内忧外患，为增加国家财政控制权力资源的能力，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毁灭性的打击措施，并对盐铁酒实行官营，建立了一系列适应专制集权的官营工商业机构，发展出大规模官僚制经济。这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由兴盛走向衰落，与官僚制经济有密切的关系” 。汉武帝时期形成了我国历史上长期沿用的建立在小农制和官僚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其特征与模型一相似，即a>b，且c
西汉建立的财政体制被后世继承，虽然王朝更替，但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的两大基础，即小农制经济和官僚制经济，始终未发生动摇或根本改变，零零星星的财政体制改革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条件下为维护国家存在的合法性而进行的修修补补罢了。罗荣渠指出：“社会内在发展机制的强弱，取决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有机体中的多元因素能获得多大的活动空间，这是内部孕育的渐变力量能否壮大的重要条件。” 但在农业基础型国家集权的财政体制之下，权力资源配置呈现单极格局，农业和工商业在国家的控制下实行了整合，共同服务、服从于国家财政的需要，市场成为国家财政的附属物，即使有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主要是服务、服从于财政的需要，连城邑里的店铺和集市都是政府行政管理下的产物。国家垄断了生活机会，社会发育和个人自由得不到相应的空间，缺乏独立性。集权官僚制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容许个人主义的发展，亨廷顿在谈到“集权”时曾说，“一个传统政体变得越‘现代’则越难以适应参与的扩大，而参与的扩大乃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所以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充斥的是国民的依附性格和苟且偷安，社会创新难以进行。
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有限，民智民力需要在农业之外得到展现，民众急需获得农业之外的生活机会，但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使得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无法实现，民众被迫局限在农业这一狭窄的范围之内，再加上国家财政开支持续增长的趋势和官僚的盘剥，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三农”问题变得十分突出。与国家的暴力性相联，我国历史上的“三农”问题也总是通过暴力获得暂时的缓解，虽然也曾有过为减轻农民负担而试行的“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但由于基本财政体制不变，农民负担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致使“三农”问题成为历朝历代不断的梦魇。北宋王安石企图改变权力资源配置格局的改革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下失败。明太祖从宋朝灭亡的教训中看不到“三农”问题的财政根源和农业基础型国家集权财政体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反而认为是工商业的发展使然，因此改变了宋朝向民间释放权力资源，以最先进部门作为财政税收基础的努力方向，代之以最落后的经济部门，重新确定了全国小自耕农为主的生产结构和社会结构，并实行恐怖政治，致力于维持这种结构。其决策不是开放的和扩张的，而是全面收敛，本已有所松动的农业基础型国家集权财政体制重新得到巩固。有学者称之为“洪武型财政” ，是对宋朝企图全面突破而失败之后的全面反动和倒退。明朝财政体制的上述性质，必然启动和加剧社会核心部分因无法抑制的专制而导致的自我毁灭和“逆现代”的趋势 ，并最终因严重的“三农”问题在农民起义中灰挥烟灭。清朝和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的国民党也未能逃脱这一历史的命运。
三、1949年后的财政体制与“三农”问题的新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财政、经济和工业化的压力等，迫使1950年2月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重新确立了国家集权型的财政体制，但与历史上以往朝代不同的是，新中国的财政体制改变了财政基础的依赖方向，将其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国家控制的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之上，并采取了城市剥夺农村、国营工商业剥夺私营工商业的方式。其特征可用模型二来表示，即a>b，c
在农村，直接针对农村上层人物的土地改革改变了人际关系的本质，新的权力结构取代了旧日农村的精英阶层，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提高了国家对农村权力资源的控制；而在城市所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则确立了新政权与城市民众的新关系。这两场在建国之初为解决财政困难所进行的运动瓦解了我国农村和城市已有所发展的自治基础，塑造了新时期财政体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雏形。
在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下，一旦国家选择以工业化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它就必然要最大限度地控制所有的权力资源，以推动工业化的进程。由于长期的农业基础型财政体制的影响，我国的工商业十分落后，工业化资金的来源就在于最大地掌握农业生产剩余。因此，服从于这一财政目的，国家改变了土改后重新确立的小农制，代之以农业集体化，以增强控制。对农业剩余的索取程度与财政对资金需求成正比，作为控制农业剩余的集体化行动也相应地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最后完全剥夺了农民根据他们所提供的土地、设备与牲畜等农业生产资料参与剩余分配的权力。在此过程中，国家对农业剩余的控制也进一步从最初的流通领域而转向对生产、流通领域的全面控制。统购统销剥夺了农民对其剩余产品的支配权，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将这一剥夺进一步加深。在这一工业剥夺农业的权力资源配置利益格局下，农民丧失了独立自主从事家庭生产经营的权力，农村则基本上断绝了其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为新时期的“三农”问题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思想上的激进和对形势的错误估计直接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对生产的发展带来了非常大的破坏，并导致财政不堪重负。为防止社会出现整体性危机，国家决定将重担大部分转到分散的农民身上。除强迫大跃进期间进入城市的2000多万农民回到农村外，还采取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格的户籍制度，制造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天然差别。国家第一次将中国的民众正式划分成了两个层级，一是由国家提供大量津贴的特权城市社会，一是其成员被拒于城市工作机会之外并遭受高度盘剥的农村社会。迁徙权的丧失，进一步将农村融入了国家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框架内。从此，农民的许多权益都在这一体制之下被剥夺了，一项临时性的财政政策在既得利益的驱动下演变成了长期的体制性顽疾，久久难以消解。而且也由于在公社制度下，生育成本的外在化和收益的内部化导致了我国人口的急剧膨胀，为我们今后留下了也许永远都无法摆脱的沉重负担。
国家在不断的财政要求之下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整个社会被高度政治化了，而这种政治化也掩盖和压制了当时业已十分严重的“三农”问题。诚如托克维尔所说：“当不平等成为社会的一般规则时，最大的不平等是不会引起注意的。” 这是一个总体性的社会，是财政体制高度集权的必然结果，甚至也可以说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时空上高度扩展的必然结果。它造成了农业和工业的对立、城市和农村的对立、国营工商业和私人工商业的对立，它们之间近似于一场零和搏奕，表现出了“第三世界发展主义”（Third World Developmentalism） 的全部特征。
这种极度扭曲的权力资源配置格局和严重的“三农”问题在政治神话破灭之后便凸显出来了。为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国家不得不通过改变权力资源的配置状态来进行利益调整。首先是提高农产品价格，在农村承认并推广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增加农业剩余。但是这些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原有体制下农村发展的不平等地位，农产品价格提高所产生的剩余很快就被工业品价格的更快提高所剥夺，所以几年之后农村就因政策的使用达到极限而在很长时间里都处于停滞状态。另外，从政府财政需要出发，国家也放松了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的产品供给有了极大的提高，摆脱了长期以来短缺经济的困扰。但由于财政体制所决定的城乡对立的“分裂型工业化”，使得我国在短短的时间内由“短缺经济”过渡到了“过剩经济”，农村购买力不足成为当前扩大内需、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障碍。
1978年以来的改革走的是利益边际调整的道路，它没有改变权力资源配置的格局，反而在市场的放大作用下将这一不平等的局面更加凸显化，孙立平、何清涟等对我国社会阶层的分析正表明了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社会正在由过去那种高度统一和集中、社会联带性极强的社会，转变为更多带有局部性、碎片化特征的社会” ，不仅如此，国家还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国家机器日渐钝化，“在实际生活中，它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不是作为自己的独特利益的代表，就是作为垄断集团的特殊利益的代表而活动” ，这使政策制定过程越来越以牺牲下层利益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为代价，而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也日渐丧失其作为社会公平代表的象征符号意义。
在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时代，农业尤其是处于被剥夺地位的农业所能提供的生活机会是十分有限的。即使农业和工业能够协调发展，农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小。虽然到目前为止，从农村涌向城市的农业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上亿人的规模，但由于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农民始终无法取得平等的身份，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相反，他们的工作和人身权利在种种籍口之下常常被剥夺，城市有关部门甚至以此作为创收的手段。包括社会保障体制在内的许多政策也都是专为城市社会设计的，农民被排除在这一社会结构之外。在我国的权力结构中，农民历来就是弱势群体，他们在集体化下失去占有农业剩余的自由，而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他们却仍然无法挣脱权力资源配置的不平等格局，其处境无异于西汉时的小农。农业成为农民自我消费、自我维持生存的一种自然经济活动，根本无法实现商业化，更无法与各种源自国家政权的乱收费势力进行抗衡。农民既不能从农业中获得其应有的利益，也不能在城市社会中享有平等的机会，他们为工业化、城市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本身却被排斥在现代化的文明成果之外，这样农民就在社会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中越来越多地沦为底层社会的成员 。可以预见，但却令人不安的是，当世贸组织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后，农村的处境可能又会回到十九世纪下半叶。
四、政策建议
农村税费改革不是简单的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而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工程。通过对财政史的分析，我们初步揭示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及这种体制下所产生的“三农”问题，分析的结果表明，只有在国家的财政体制从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转为公共型财政体制之后才有可能慢慢地得到解决。这一结论对于我们今天越来越将财政体制实现短期的经济增长目标来说，其意义尤为重要，因为正如布坎南所说：“如果个人和集团，包括政治家们，热衷于考虑操纵基本的财政制度以实现短期目标的可能性，讨价还价的因素就会很快地压倒效率方面的所有考虑” 。为此，我们建议：
一、建立工商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作为一个大国和传统的农业国家，我国不可能在未来继续以农业在世界上立足，必须建立起自己强大的工商业，但这种工商业不是在国家直接控制下的，而是受市场经济支配的。由于工商业主要集聚在城市，所以这条道路也是加快城市化的道路，与以往不同的是，它不应该只是少数人参与的过程，而是一个全民参与，尤其是广大农民参与的过程。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必须建立起工商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也就是模型四所示：a
二、改革我国财政体制的形成机制，实行民主财政。从我们目前的改革来看，财政体制并未摆脱王朝财政体制的特征，罗荣渠曾指出，“王朝财政制度的单一性决定了中国式的小农经济的自足发展体系的稳固性和在政治上重农抑商作为稳定社会秩序、防止民间势力增长的传统政策。” 我们要改变王朝财政体制下权力资源配置的单极格局，实现权力资源配置的多极化，我们就必须扩大政治参与，提高民主程度，改进财政体制产生的制度，因为“只有通过改进产生结果的制度，才能够改进配置或结果，而只有意识到了并理解了制度在整个民主过程中的适当作用，才能够改革制度” 。政治参与扩大所带来的压力足以化为改变传统的权力结构、推进财政体制下权力资源合理配置的动力。“财政制度是广义政治宪章的一个组成部分” ，财政体制是“立宪”层次上的制度安排，我们只有改变了财政体制得以产生的制度安排，实现民主财政，我们才可能走出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的阴影，建立起公共型财政体制。
三、实现农村地租和赋税的货币化。从对我国财政史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得知，实物地租和实物赋税是巩固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的社会基础、控制农村剩余最为直接的方式，也是从经济上加强对农村控制的最有效的手段。实物地租和实物赋税的货币化是农业生产商品化、市场化的结果，但同时也会极大地促进这一过程。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不能容纳这一变化，所以即使是货币化的改革也只是在新的形式下进行剩余榨取的手段，并形成财政货币化超过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歧型格局。改革已使我们具备了将实物地租和实物赋税货币化的生产力条件，不实行这种转变，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财政体制中工农业产品市场地位的不平等。正是因为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尽管有农产品的多次提价，但农民从中得到的好处却是十分的有限，从提价中得到的收益又被工业品更快的提价所剥夺。而在1990年代的国家粮食体制改革使本已有所松动的粮食市场重新被国家垄断，实物地租和实物赋税得到强化，现在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也依然未在实物地租和实物赋税的货币化方面有所动作。其实，农村要得到发展，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农业的市场化，农民负担政策上的减免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只是对农村矛盾的暂时缓和，相反，我们还可能在矛盾的缓和之下看不出问题的本质所在，农村也将在表面的平静中更加落后。实物地租和赋税的货币化将把农民推向市场，提高农民的商业意识，从而依据市场规律有效地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另外还要强调的一点是，对于粮食等重要的资源仍然排斥市场的参与，依靠行政进行抽取的方法会与当前正在推行的村民自治产生尖锐的冲突，使后者既无法为农民面对市场提供帮助，也无法保护农民不受国家代理人的侵害，更勿需说改变农民传统的依附心理了。
此外，作为配套措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也必须得到相应的推进（这些问题大家谈得很多了，这里从略），这样才能为农村的发展争得更多的权力资源，农民也才能得到更多的生活机会。除此，恐怕没有其他措施更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的“三农”问题，而只有“三农”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才会消失。这也许是我们需要借助农村税费改革或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所要解决的真正的问题。
作者单位：上海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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