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国学术热降降温、消消毒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国学术史研究风行，相关成果正如罗福惠教授所道，“多得无法统计”。甚至学术界之外的社会各界，也热捧不已。伴随着电影《黄金时代》上演，学术界与普通民众舆论呼应、话语互动，社会影响巨大。

民国学术热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该时段学术成就被夸张、放大了。不少学人缺乏对所研究对象的深入探究，雾里看花，颂扬有加，几至顶礼膜拜。一时间，不以国学见长者被捧成了国学大师，一些不时流露出稚气的作品则被奉为经典……

在今天看来，民国学术的确被高估了。对“民国学术热”的追捧，并非是建立在客观、宏观审视基础之上的科学结论。

目前学术界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相对于微观领域中丰富的点式成果，宏观领域中的研究则有失欠缺；研究者习惯于就事论事，缺乏宏大视野与长远眼光。尽管具体问题的研究是学术推进的基础和常态表征，不过，宏观把握与总结才能得出更有高度、更全面和更具指导意义的见解、结论。纵横寰宇内，像汤因比、韦伯那样着意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观整体描述的哲人型学术巨匠太少了，多的是剥茧抽丝、精雕细刻、管窥蠡测的小工。如此境况、氛围之下对民国学术的力挺，多多少少显得有失盲目。毕竟，学术界缺乏宏观审视民国学术，并予以纵向准确定位的努力。

其实，若能拉长视距，新见地将次第而生，正所谓“草色遥看近却无”。从解释学的意义看，学界需要新式解释框架，比如适当借鉴年鉴学派之长程历史观式。民国学者廖泰初曾批评民国时期治学“太狭隘，太专门，躲到牛角尖里去”，“见树木不见森林”。

纵向对比来看，与前清时期相较，民国时期的学术显得无根。前清承继我国历代学术传统积淀，研究成就达到了历史上相当高的水准。以乾嘉学派为例，可谓是人才济济，成果累累。但在某些方面，却被人为地否定甚至妖化，直接导致其学术成就被矮化、被淡化。再以《红楼梦》为例，实乃中国小说之最。试问，民国时期的小说，有哪一部可与之媲美？至于《四库全书》，涉经史子集，至今罕有其匹。民国时期引入西学，风生水起，反传统之声，震耳欲聋，结果是西学远未参透，传统又丢了不少，显得无根。

纵向对比新中国时期，民国时期只是西学引入中国后的咀嚼期，而非消化期。比如学科创设等，只是搭建了初步的粗框架而已。又如中西医，竟然流行取消中医，中西医不是取长补短的融合，而是非此即彼的不共戴天。西方的东西在我国被真真切切地消化吸收乃至发扬升华，则是数十年之后的事情了。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自我定位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在很多方面不还在西学吗？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为国人所额手称庆，而美国有的大学就拥有数十位获奖者。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民国时期的学术地位都不容高估。

1936年12月3日《申报》刊载何炳松之文《中华学艺社的责任和前途》称，“我们一面要商量旧学使之更加邃密，一面要涵养新知使之格外深沉，工作既繁，责任亦重”，“我国事事落后，学术的研究亦然。学术的研究本为各项事业进步的基础，所以我们非急起直追不可”。民国学人当局者清，有自知之明，后人焉能旁观者迷，草率造次？

今天我们回首民国学术，其所取得的成就当然应该予以认同、尊重，只是超越事实之上的夸大其辞、无中生有，不仅仅不是认同，不是尊重，而是相反。

民国学术热真的该降降温了！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民国学术热之所以盛行，评价失真，与部分学人的极端趋向及误导有关。处于前清、新中国之间的民国时期，政治腐败、民生凋敝、战争连绵、社会动荡，处于失序状态。一些学人基于对所谓“民国自由”的推崇，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拿民国学术说事，错解失序形态，一叶障目，刻意美化、歌唱，微博、博客等载体中更是极尽渲染之能事。在他们看来，民国无奴才，文人贤达堂堂正正，敢做敢当；民国有自由，极端言论可以公开发表。在这里，客观、全面、中立的学术研究立场被抛诸脑后，心中只有“小我”，只有所谓精英文化圈的狭隘的自由，而民众疾苦则不过是一片可以漠视的灰色的云。在他们眼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黑铁时代”，成为逝去的“黄金时代”。甚至还有一些人公然主张，希望回到民国去。以至于民国好还是现在好这个让人发笑、多此一举的伪命题，渐渐成了争议。知识界的这一灰色群体，直接助推了民国学术热，“民国”也借此成了热词。

为民国学术热降温，就是为了消炎，为了消毒。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