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新常态孕育着革命性转变，意味着中国经济将“浴火重生”

新常态是全球性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结束了被称为“大稳定”的旧常态阶段

“新常态事实上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扬这样认为。

李扬说，新常态之前，全球曾处于一个被经济学界称为“大稳定”的旧常态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7年，延续了20多年。“大稳定时期，全球经济发展经历了少有的好时光。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低通胀率与低失业率并存，同时，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明显弱化。”

“2007年初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结束了大稳定的‘旧常态’，使全球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李扬分析，全球经济新常态有五大特征：

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波动。数据显示，1992年至2007年，欧元区GDP实际年均增长率为2.08%。而在2008年和2009年，其年均增速降至-2.03%。此后的2010年至2019年，预计其年均增速仅为1.12%。

“去杠杆”过程中出现两难。此次危机根本上是由于各类经济主体负债率过高引发的。经济从危机中恢复，要求降低债务率即去杠杆，但去杠杆过程却会产生经济收缩，反过来阻碍经济恢复。“这是因为，各经济主体获得新增资金后，往往将其用于偿还债务，而不是从事消费、生产和投资等‘正常’经济活动，从而导致经济收缩”，李扬说。

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在经济普遍放缓、失业率攀升的背景下，推行贸易保护往往成为不少国家的首选。

各国政策周期不同步。“当下，美、英等国在推行了若干轮量化宽松后开始退出，而欧洲和日本的量化宽松却方兴未艾”，李扬说，“这可能给国际投机资本从事‘息差交易’提供合适的温床，导致国际游资大规模跨境流动，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

全球治理出现真空。“2007年以来，几乎所有的全球治理机构和治理机制都已失灵。在全球经济新常态下，应致力于重塑全球治理机制”，李扬说。

结构性减速是主要特征

中国经济自2009年起进入新常态，四大因素导致结构性减速

李扬认为，中国经济自2009年起进入了新常态，其主要特征是结构性减速。据中国社科院预测，在2011年至2015年、2016年至2020年、2021年至2030年三个时段，中国潜在增长率区间分别为7.8%—8.7%、5.7%—6.6%、5.4%—6.3%。

李扬分析，导致结构性减速的因素主要有四个：

——资源配置效率下降。

过去30多年，我国大量劳动人口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等一次产业，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等二次产业转移，这带来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经济增速加快，出现了结构性加速现象。

“如今，制造业已近饱和，人口、资源等越来越多地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制造业。在中国，由于服务业多处低端，这种生产率差距更为明显。这样一来，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必将下降，从而带来经济增速下滑，此即结构性减速。”李扬说。

——要素供给效率下降。

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是支撑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并带动劳动参与率下降，传统意义上廉价劳动供给模式已经终结，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这就是近年来人们常说的人口红利消失，”李扬说。

再看资本投入，人口老龄化、传统工业化结束、消费率缓慢提高等因素，导致中国储蓄率开始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也将放缓。

“此外，资本回报率低、技术进步缓慢是我国经济的痼疾，至今未见显著改善”，李扬坦言。

——创新能力滞后。

时下，中国已越来越接近国际科技前沿。“这时，或者国外已没有系统的东西可供学习，或者面对咄咄逼人的竞争，发达经济体开始进行技术封锁。中国必须从依赖技术进口全面转向自主创新，而这一转变殊为不易”，李扬说。

——资源环境约束增强。

李扬说，资源环境一直被我们认为是可以“忽视”的外在要素，然而，雾霾在空中长年挥之不去，食品中重金属全面超标，饮用水全面污染等，都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挑战。这样，中国经济增长函数中就内生地增添了资源环境约束的负因素。

新常态带来新挑战

投资机制亟待完善，去杠杆化任务艰巨，城镇化面临转型，房地产市场形势逆转

李扬认为，新常态使得我国一些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水落石出”，并构成未来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挑战。他阐述了新常态下的四大挑战：

其一，投资机制亟待完善。

中国经济曾长期受困于“投资/增长/过剩”悖论，即增长高度依赖投资，而投资恰恰是造成产能过剩的渊薮。

鉴于消费在短期内难有较大增长，外需也不再会像过去那样为经济增长提供较大正贡献，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仍将高度依赖投资。“因此，新常态下仍然不能忽视投资的关键作用，应当认真研究投什么（投资领域）、谁来投（投资主体）、如何投（资金来源）等问题”，李扬说。

其二，去杠杆化任务艰巨。

“如果用实体经济部门总负债与GDP之比来计算杠杆率，我国的杠杆率已从2008年的170%快速上扬至2013年的215%”，李扬说，其中最需关注的是我国企业债务率过高的问题。2013年，我国企业债务与GDP之比高达113%，高于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国家，也超过90%的国际警戒线。

李扬认为，为了去杠杆，必须下决心扭转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同时，应进一步改革国有经济，控制其软预算约束下的高负债倾向，进一步管束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

其三，城镇化面临转型。

传统的城镇化主要是从“城里人”角度规划的城镇化，注重城市规模扩张，忽视广大“乡下人”的诉求，包括享受均等化的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实现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合理报酬，以及促进城乡就业、保持工农业协调发展等。

“新常态下，要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城乡一体化出发推进新型城镇化，其要义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李扬说。

其四，房地产市场形势逆转。

李扬认为，与此前不同，此次房地产市场下滑的触发因素不是来自政策面，而是来自城镇住房市场内在供求格局的深刻变化，其下降趋势可能持续3至5年。

“应对房地产市场调整的短期对策，是全面清理近年来重重叠叠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择其不当者和自相矛盾者而弃之，目的是还市场以本来面目。长期而言，需要加快进行房地产市场的‘顶层设计’。”李扬说。

新常态蕴含新动力

新常态再次带来了发展机遇，赋予战略机遇期全新的内容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新常态孕育着革命性转变”，李扬说，在全球范围内，新常态意味着供应链的重组、经济结构的调整、治理体系的重塑和大国关系的再造；在国内，新常态还意味着中国经济“浴火重生”。“走过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将从根本上摆脱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方式，走上追求质量、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李扬认为，新常态再次带来了发展机遇，并赋予战略机遇期全新的内容。

新常态有利于“挤水分”。

“我国经济中的水分，主要应从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寻找”，李扬说，如果投资不能顺利形成生产能力，变成“胡子工程”甚至“豆腐渣工程”，与这部分投资对应的增长率就是水分；如果投资形成了生产能力，但出现了产能过剩和产品积压，与此对应的增长率也是水分。“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投资增速减速将不断压缩、挤出这些水分。”

新常态有利于创新驱动。

新常态下，由于投资和出口等传统因素不再可以依赖，中国经济将被迫转向创新驱动的新轨道，这正是我们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结果。

新常态有利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李扬认为，新常态将弱化GDP考核机制，如此，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和投资冲动方能得到有效遏制，长期存在的“越位”“缺位”问题也才有了解决条件。

新常态也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

“在绷得不紧的宏观环境下，我们才有可能着手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现象，实质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李扬说，“另一方面，如果过于追求速度，就要高度依赖投资，这就会造成资本所有者在经济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过高，与此对应的就是劳动所有者收入占比过低，导致收入分配不公；这一格局若长期持续，会造成‘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没钱的人越来越没钱’等现象，使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固化。新常态下，速度不那么被看重，有利于减小收入分配差距和提高社会流动性，实现公平和包容性增长。”

新常态蕴含发展新动力。发现、挖掘、运用好这些动力，需要我们对旧常态下的发展方式进行革命性调整。“改革是新常态下的主旋律”，李扬说，“全球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各国也开始了‘改革竞争’。对改革认识最深刻、策略最完备、意志最坚定、效果最明显的国家，将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抢占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