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听一首歌。不过只有歌词：“baby你妈妈一直说我老土我就找了村口王师傅烫头她就不会再来拆散我俩……悠悠的唱着那 最炫的民族风 我忍不住去采 我忍不住要去摘你心太软心太软爱情不是想买就能卖最后知道真相的我 眼泪掉下来……baby你爸爸一直说我没用我就跟了王师傅学洗剪吹他就不会再来拆散我俩……my baby我们一起喝可乐可乐可乐可乐可乐还有芬达……小薇你可知道 我到底有多爱你你喜欢的韩庚 他根本配不上你……”
这首歌叫《杀马特遇见洗剪吹》，是一首流传已久的网络“神曲”。中间串烧的“民族风”、“心太软”、“爱情买卖”等，也是横扫“五线城市”、城乡结合部、山寨手机、理发店、县城广场、郊区超市的“神曲”。“杀马特”，是一个生活在我们身边，却久被遗忘、被遮蔽的群体。这首歌描述的就是一个完整、典型的“杀马特”形象。孤独杀马特，几人知我心？这首歌或已告诉我们许多。
关于城市“光怪陆离”的想象
不久前美国《外交政策》网站报道中国的“杀马特”现象，说杀马特是“迷失在中国城市化大潮中的年轻移民”，杀马特现象“折射了中国的阶层分化”，引起广泛关注。“杀马特”是英文单词“smart”的音译。“smart”有“聪明的、机灵的、漂亮的、时髦的、神气十足的”等意思，杀马特显然取其“时髦、神气”，乃至延伸出“另类、非主流”之意。近来在网络上遭到调侃的“杀马特”人群，主要指向90后农民工群体中的一些人。他们一般只受过中学教育，以初中、职高毕业为主。他们缺乏谋生技能，在大城市中从事收入很低的工作，比如“发廊小弟”、保安、快递员、服务员，以及富士康之类工厂的工人。
他们的另类、“前卫”主要体现在“惊悚”、“雷人”的发型、服饰、化妆等方面，比如像被雷电击中、根根直立的海胆头，蓬松如鸡窝如草垛的爆炸头，鸡冠头，还有“状如某种病毒分子结构”的发型，“反重力学规律”的发型，等等，普遍使用大量发蜡，染各种夸张的颜色，处处突破传统美学规律。发型之外，他们还经常描眼线化浓妆，挂铁链穿体环，奇装异服，极尽繁复，但都是廉价的地摊货。每人还必备一部画龙点睛的“神器”，即国产山寨手机，普遍热衷于在QQ空间里晒大量低像素的自拍照。他们的生活境况，则如外媒所描述：常常流连在中国大城市社会底层的小理发店、烟雾缭绕的网吧、路边摊，与围绕他们的亮堂堂的写字楼和奢华百货中心格格不入。
随着90后农民工群体的成长壮大，杀马特风格在他们中间迅速风行，城市杀马特现象由此愈加凸显，引人注目。但从文化渊源来看，“杀马特”并非90后农民工群体首创，他们热衷于这种风格，首先是出于模仿，即对他们心目中的城市人形象、“潮人”形象的模仿。模仿、流行之后又可能形成他们自身的特点，打上这个群体专属的烙印，这是文化传播的一般规律。
模仿背后的群体心理不难理解。因为他们开始把自己视为“城市人”，或者说渴望成为真正的城市人，所以至少在形象上、生活方式上要表现得像个“城市人”，而尽可能地不像乡下人。要做到尽可能地不像个乡下人，就要模仿最不像乡下人的城市人。循规蹈矩的小市民与乡下人的区别经常不明显，而城市中90年代以来形成的另类非主流年轻人群，则是他们看得见的、乡下绝无、而专属城市的形象，于是很自然地就成为他们的模仿对象。而这种形象，也符合大多对城市并没有深入了解的乡下人对城市的“光怪陆离”的想象，这种装扮风格于是在初踏入城市的年轻人中间具有相当的传染性。
个性觉醒时期的普遍性焦虑
中国城市中的“杀马特”亚文化的兴起，要早于90后农民工长成的年代。“杀马特”开始是属于城市街头青少年的。一般认为，这是受到日本80年代末兴起的“视觉系”摇滚音乐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另类文化。
中国的“杀马特”，与音乐已无任何关系，而成为一种主要属于青少年、带有街头文化色彩的另类时尚。一位“玩过几年非主流”的上海高中女生声称自己现在“超级讨厌杀马特”：“烫个爆炸头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啊！没文化没知识、恶心、幼稚、白痴……杀马特只会靠父母养， 那衰样能找到好工作！”她所痛斥的杀马特并非90后农民工，而是出身城市的青少年。她的话也道出了杀马特文化的一些秘密与问题。
中国的杀马特文化主要属于青少年，尤其是较下层的城市青少年，原因在于，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个性觉醒的时期，尊严与荣誉感觉醒的时期，人在这个阶段往往有一种普遍性的焦虑，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卓尔不凡，急欲通过种种方式表达自己独特的存在。而这一时期他们又普遍缺乏证明自己的资本。内在的东西不足，就靠外在的东西来标新立异，引起关注，申明个性。成绩优异的孩子有炫耀的资本，家庭优越的孩子也有炫耀的资本，甚至长相好的孩子也心气平和得多。而这一切都缺乏的孩子则更容易走上杀马特之路，标新立异，以表达个性，彰显存在。
比如，网上大量推销杀马特形象的发型屋广告，无一例外都是打“个性”牌，比如这样的解说词：“无比炫耀”、“超强个性”、“哥特摇滚范，潮流个性”、“发型回头率百分之百”，等等。而一个事业有成、成熟自信的人，自然无须用发型来证明自己。一惊一乍、夸张怪异往往源于匮乏，源自底气不足。
标新立异以显示个性，这是人在青少年时期的普遍现象。而对90后农民工来说，在这里出现一种叠加效应。首先，作为青少年，他们具有这个年龄阶段的共同心理需求与行为倾向；其次，与牛马般劳作一生的父辈不同，他们文化水平较高，从小生活相对优裕，个人尊严感因而也较强，更加追求个性之张扬，追求人之为人的生活。进入城市，一个丰富绚烂、充满吸引力的世界摆在他们面前，然而，经济、文化上的各种劣势所造成的巨大压力也扑面而来。于是，作为一种心理反弹，“杀马特”在他们中间也迅速扩大、流行起来。乃至，这个本来发生自城市青少年的亚文化现象，如今几乎成为90后农民工的一个标识符号。
中产阶级遇见洗剪吹
杀马特形象最典型的代表大概就是“发廊小弟”，理发店打工者，这一群体因工作关系，需要以年轻、时髦的外表示人，他们最早实现了“杀马特化”。前揭歌曲《杀马特遇见洗剪吹》的作者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来刻画杀马特形象，在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描写都很到位：“我”为改变“老土”的形象所以烫头，我要做个有用的人所以学洗剪吹，我们喝可乐喝芬达，这是我们能消费得起的物质时尚，我们的精神文化消费，则是“心太软”、“爱情买卖”、“最炫民族风”这类知识精英视为低俗的歌曲。而所有的杀马特，都离不开“洗剪吹”，因为杀马特的根本标志是发型，是由“洗剪吹”塑造出来的，“杀马特”就是“洗剪吹”。所以，越南杀马特风格的HKT组合，一进大陆，就被网友送上“洗剪吹三人组”的称号，被极尽调侃与嘲弄，比如“具有亲切的农村非主流和农业重金属摇滚范儿”、“欢迎来到中国，你们一定能在五线城市站稳脚跟并盘踞当地发廊排行榜首”、“看三位穿的鞋，我瞬间石化了！”，还有人惊呼被其“销魂照片”雷得“外焦里嫩，人仰马翻”。
杀马特形象，本身是二代农民工群体努力向城市文明靠拢的产物，是一种精神文化上的更新，但这种形象却遭到了“城市人”的恣意嘲讽，可以说这种更新并不成功，或者说远不到位。在城市知识阶层、中产阶层看来，这种时尚上的冒进，反而“暴露”了自身土气、俗气的“文化贫民”真相，变得“惊悚”、“雷人”而难以接受。
这一点倒也毋庸讳言，在“城镇化”成为深化改革重大战略目标的背景下，需要正视的是，农民工、新移民群体，不仅经济资本匮乏，文化资本同样匮乏。
文化资本，在布迪厄看来，甚至比经济资本更能标识、决定一个人的阶级归属。“文化物品更能表达社会区隔”，布迪厄强调，人们在文化实践、文化消费方面表现出来的趣味、审美偏好，才是把不同阶级区分开来的关键。这种趣味差别体现在对音乐、绘画、文学的喜好上，体现在对服装、家具、烹调等的选择上。所以，布迪厄用非工作性阅读、去剧院、听古典音乐、阅读《费加罗文学》等为指标区分社会等级。
审美趣味，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要密码。趣味相当的人，举手投足，心领神会，更容易成为朋友，结成圈子。趣味不同，则要么不理解，要么心生鄙夷，难以深入交往。文化资本还有更功利的一面，比如，父母是公务员的孩子从政更得心应手，父母经商的孩子，商业头脑也往往较好，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就耳濡目染这方面的信息，对这种文化极为熟悉，“子承父业”后，不需要特别帮助，他们就知道如何去找资源、拉人脉，按照这个行业游戏规则来玩。
对欲融入城市的二代农民工群体而言，文化资本上的劣势无疑是他们真正实现城市化的一道玻璃门，这种劣势可能比经济资本上的劣势更难以克服。因为，文化资本的获得与经济资本不同，它是个体在漫长的成长时期逐渐习得的，家庭是文化资本的始源，是文化资本再生产的最重要的场域。要弥补文化资本上的差距，需要漫长的教化过程，无法实现暴发户式的转变。归根结底，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杀马特现象凸显，也说明“人的城镇化”已成为紧迫的历史使命。
杀马特作为一种另类文化现象，一种青少年街头文化，可能永远不会消失，比如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街头嘻哈文化。但杀马特不应成为标识二代农民工群体的专用符号。这是中国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特定阶段的现象，是半城镇化时期的特殊现象。这个阶段应该尽快过去。让二代农民工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成为真正的城市人，是城镇化的目标，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实际上，中产阶级们“消费”杀马特，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相比成熟的现代文明，中国现在的各阶层大概都处于杀马特阶段。那些住在“夏威夷公馆”、“加州小镇”、“莱茵城”、“爱丁堡一号”里的中产阶级们，那些抱着速成手册学习酒会、舞会、音乐会礼仪的小资们，那些佩戴粗大金链、爱马仕、LV的土豪们，在西方人眼里，或许都是杀马特、洗剪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