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模式是一个国家公共活动的最基本组织设计和体制构建。一般认为，现代国家政治模式包括四个基本方面：一是民众与政府关系，民众主要通过组建政党组织化表达利益诉求，政党之间关系如何确定？二是政府官员选拔方式；三是议会、政府、司法之间关系；四是防止和纠正权力机构错误的监督机制[1]。围绕上述四个方面的不同设计即构成不同的政治模式。

根据中国政治领域发生的一些标志性事件，可以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政治模式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7年是中国政治模式1阶段、1978-2011年中国政治模式2阶段、2012年十八大至今是沿用中国政治模式2，探索政治模式3阶段。近年来，执政党高层多次强调积极稳步推动政治改革，民间学界则提出一些政治模式3的可能方案，争鸣探讨。

一、政治模式优劣的评价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高标准，在政治领域出于利益分化，不同群体对政治模式的评价不可避免带有主观性，然而归根到底要看实践成效。长期以来，国内外不乏其人惯用西方政治模式而不是西方政治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效果来评价中国的政治制度，将做为手段的政治模式当成目的，实属逻辑混乱、本末倒置。

1987年邓小平同志会见喀麦隆总统比亚时指出，要从国家政局是否稳定、生产力能否持续发展、能否增进人民团结改善人民生活等三方面来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优劣。一些学者做了更具体阐述，如甄小英提出政治模式的五个评价标准——（1）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2）能否切实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3）能否实现有序、广泛的政治参与，并保持国家政局稳定；（4）是否实现并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5）是否具有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上述评价标准属于定性评价标准，当然可以细化为一系列定量指标，如政府稳定性可以用政府更替周期来评价、社会安定团结情况可以采用犯罪率指标、科技发展水平可以采用专利论文知识型企业数量等指标评价、分配差距可以采用基尼系数、政府腐败情况可以用国际廉洁指数等一系列指标评价。

西方政治模式主张的多党制、普选在一个国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满足上述标准，就应该被其他政治模式取而代之。

二、探索中国政治模式3的必要性

（一）中国政治模式2存在权力过于集中的根本不足

中国政治模式2在发展生产力、政局稳定性两方面在全世界范围看均属表现突出。新中国成立65年来，从一个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火柴、自行车都依赖进口的老大弱国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大国，目前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位，产品技术含量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当然，肯定成绩不等于回避问题，中国政治模式2存在的两大问题是：（1）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住房、教育、医疗的不平等非常突出。（2）官员腐败严重。当代中国腐败到底多严重？1995年以来有10位中央委员被撤销职务，8人被曝贪腐，最近国家发改委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出2亿元贪金。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曾经根据最高检察院历年报告进行推算，认为2009年县处级官员腐败比例48%、厅局级官员40%，省部级33%,上述比例未必准确，但降低一半也是惊人的。

权力过于集中是中国政治模式2下出现大面积持续腐败的根本原因。“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并非某个党、某个国家存在的问题，任何组织、任何国家内部只要权力过于集中、民主不足，必然腐败横行。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执政党长期采用苏联体制，权力过于集中是党内很多积弊的根源。书记挂帅一把手，集中有余、民主不足。官员实行自上而下的层层任命制，以党代政、党管官员、党政不分，官员以权谋私空间很大。

中国政治模式2有很多权力监督制度设计，但实际效果不佳，屡屡出现越反越贪、边贪边升、正不压邪的怪现象[2]。师法苏联体制的中国政治模式2有其历史价值与历史必然性，因为在战争年代为了党的生存与战斗力，权力必须高度集中，军队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但和平时期权力过于集中弊大于利，和平时期的中国需要扬弃苏联体制[3]。

（二）西方政治模式在发展中国家表现欠佳

由于中国政治模式2在实践中暴露出若干不足，因此一直以来国内外有一批人（或因政治幼稚、或盲目崇洋媚外、或西方政治集团代言人、或属于国内利益集团等）大力鼓吹中国选择西方政治模式，采用多党制、进行普选。

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一书中强调普选、多党制为特点的西方政治模式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西方政治模式落地生根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采用普选、多党制后，政局不稳定、腐败横行。上世纪二战前后的菲律宾到90年代东欧、本世纪前10年的中亚诸国与伊拉克、阿富汗、埃及等国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者，失败远多于成功。印度经常被西方用于与中国比较，从社会经济教育的主要指标看，印度多数主要指标明显落后于中国。

三、中国政治模式3的一种顶层设计

1987年10月邓小平与匈牙利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会晤时建议：不要照搬西方的做法；不要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不要丢掉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大胆学习和借鉴别人的一切长处，逐步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4]。美国建国之初并没有照搬英国政治模式，而是从美国国情出发，费城制宪设计联邦制和三权分立体制结合的政体，且历经上百年发展（如谢斯起义、南北战争等），二战后才堪称成熟。在并不遥远的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美国政治腐败程度并不亚于当今中国，直到20世纪初期的进步运动才使得腐败有所收敛[5]。今天的美国统治阶层忘记美国也曾经贿选盛行、腐败盛行，刻舟求剑式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西方政治模式，实属数典忘祖。当然，美国的做法除了输出西方政治价值观的务虚考量外，更多基于地缘政治、瓦解竞争对手的美国国家利益赤裸裸务实功利考量。

简言之，政治制度之争是国家间最高层次的制度竞争。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振兴的民族，不但要发展经济，更要在政治制度设计与政治文明上有所突破与创新[6]，本文基于国内外政治实践的成败经验教训，提出一种设计如下。

（一）政党制度

1.政党数量的确定

政党代表一定社会阶层的利益，进入立法机构的政党数量过少，则社会阶层代表性不足，政党数量过多则党际竞争过大，难以形成多数党，决策效率低下，政局稳定性差。以色列各政党得票率有1.5％即可进入议会，建国60多年来，数百个党派参加议会竞选，发生了近200次内阁危机，政府频繁解散。以色列属小国，政府频繁解散对国家治理的影响远低于中国，中国社会难以承受政府频繁解散的负面后果。

划分社会阶层主要有经济收入、教育程度两个标准，特别是经济收入标准。经济学收入分配研究通常采用十分法，社会阶层划分10个左右足以代表绝大多数人，中国目前的政党数量已经比较合理，不必增加政党数量。

2.政党关系：立法机构席位法定

西方政治模式采用政党竞争性普选分配立法机构席位，这一制度设计的主要缺点是：（1）国家决策与治理效率不高。2008年印度财政部长奇丹巴兰姆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承认印度每一项决策都要经过冗长征询、辩论和审查程序，而中国决策效率非常高，印度无法相比。（2）各党为了拉选票，倾向于向选民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政治承诺，最终损害国家与选民自身的长期利益。希腊财政危机与多届政府为竞选获胜向国民承诺过多福利有很大关系。“为下次选举还是为下一代”是西方一些学者对多党制普选的尖锐批评。

中国政治模式2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优点是政府稳定性、国家治理效率比多党竞选制更高，是协商民主（共识民主）在政党制度设计中的具体体现。苏联解体时大谈“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撰文承认，中国之所以成功地应对金融危机，是因为其体制能够迅速作出重大决策并有效实施，至少在经济领域如此，而西方政治模式设计的竞争性政党制度容易出现各党互相否决对方政策，政党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制度性僵局——也就是所谓的“否决政治”。

建议：（1）人大、政协合并成新人大。（2）民主党派人大代表比例为25％。比例太小民主党派参政积极性低，过大则民主党派权力欲膨胀，试图谋求更大政治权力，激化权力斗争，立法机构内耗加剧，决策效率低下，出现美国式的“否决政治”，党派利益压过国家利益，政局稳定性与国家治理效率堪虞。（3）各党人员分流，一部分担任人大代表、一部分担任公务员、一部分分流入各党自身的党务机构，其余为群众党员。

（二）人大制度

1.人大职能以及与执政党关系

各级人大的主要任务是：（1）本级选区的各种法规立法；（2）批准、修改或者否决本级政府预算；（3）调研本级选区重要性法律法规执行情况；（4）调查违纪违法的本级人大代表、法官、政府官员；（5）监督本级选区各种选举与考试程序是否合规，确保选举与考试做为人才遴选核心机制顺利运转。

2.人大代表半专职

人大代表需要足够时间、精力才能做好代表工作。与此同时，人大代表需要考虑离职后的职业生涯，也不宜长期全职。

建议：（1）法官、政府各级各类人员、各党各级各类党内干部不得担任人大代表。（2）人大代表每年6个月集中履行职务，包括审议预算、监督各类公共选举与考试程序、检查执法情况等。（3）全国人大代表任期4年一届。省、县级人大代表3年一届，乡镇级2年一届。可连任两届，离任两届后可以再次参选，以提高人大代表来源的多元性和选举竞争公平性。（4）年龄过大体力精力有限，难以胜任繁重工作。全国人大代表年龄不能超过65岁，省级人大代表至少四分之三年龄不超60岁。县级人大代表至少四分之三年龄不超50岁。乡镇人大代表至少四分之三年龄不超45岁。

3.统计审计部门直属人大

人大需要全面把握政府运作信息，才能有效监督政府。统计、审计部门是政府运作信息最集中的两大核心部门。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指出 “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行于水，险也”。中国政治模式2的制度设计是统计、审计部门均属政府管辖，独立性难以保证。此外，人大要对政府预算进行评审，需要进行大量审计工作，而人大代表多数并非审计专业出身，人大需要专业机构支撑。

建议：（1）省级以下各级统计和审计机构独立于各级政府，人事提名权、专业指导权属上级统计审计部门，但任命权、罢免权属各级人大。（2）地方人大全体成员2/3以上赞成票可以提出罢免统计审计机构官员职务的动议，之后由上一级统计审计机构与地方人大联合调查处理。避免统计审计机构独立性过大，同时也避免人大权力过大。

习近平同志最近签署命令，解放军审计署由总后勤部划归中央军委建制，这一制度设计思路完全可以移用到政治模式设计。

（三）司法制度

中国政治模式2下法院人事权、财权不独立于政府，政府干扰较多。

建议：（1）司法系统内部实现垂直管理。省级以下法院人事权、财务权省级统筹，省级以下各级地方政府与各级法院在人事权、财务权方面完全脱钩。这一举措笔者2003年提出，目前国内一些地方开始试点。（2）为了防止法院内部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实行法官独立办案。法官是高度专业化的职业，法官独任审判，可以非常方便的考核法官业务水平和追究责任。

（四）政府：党政再一体化

党政分开是中国政治模式2的重要特点，初衷是制衡一把手权力过大，但实际运行并没有达到目的，主要表现为：（1）党政一把手容易出现争权夺利现象，内耗普遍。河南省平顶山市某国有企业曾经出现过党委书记开除厂长党籍，厂长开除党委书记厂籍的荒唐事件。（2）权责不对称，逻辑混乱，如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出问题究竟谁负责？校长重大决定要党委同意，党委是集体决策，几乎等于谁都不负责。如果书记负责，又何必实行“校长负责制”？（3）机构设置叠床架屋，大大增加财政支出。

建议重新实行中国政治模式1曾经长期采用的党政一体化制度， 在保证执政党领导权前提下，解决了机构重复设置问题。对于党政一体化存在的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问题，中国政治模式3有其他针对性制度设计。

（五）选举与考试制度

选举与考试制度是遴选各级各类立法、司法、 行政人员的最主要途径。各级人大代表通过基层选区选举、各级人大间接选举产生。法院领导职务通过考试、工作业绩、民主测评（准选举）等三结合考虑的方式产生。法官、公务员通过考试（极少数采用现行的高校毕业生选调）录取。各级官员是上下互动协商、上级部门考量与群众民意测评结合、选与举结合产生的方式，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选举，不过从民意测评低于某个比例不得任职的制度设计看，与传统选举并没有实质性差异，可以视为准选举。

必须严格选举与考试，对此有以下制度设计：各级法官、公务员全部集中到各省省会统一考试，县市级机构只能上报用人数量、用人岗位，彻底杜绝长期以来县市级尤其是县一级人事考试作弊盛行的局面。

选举容易出现贿选、不正当竞争甚至暴力威胁现象。近年来，我国国内各地选举尤其是村民基层选举中贿选现象并非罕见，2000年村委会选举高潮后，国内地方村委会选举普遍停滞不前，出现贿选、暴力选举。吉林省梨树县新风村是中国农村村委会“海选”发源地，某次违法选举后村民要求重选，结果几十户村民家柴火垛发生火灾，有的村民水稻灌浆时被人洒药，还有村民塑料大棚被人割破[7]。对此建议：（1）选举必须要有人大、纪委现场监督。（2）考试与选举作弊入刑。任何类型的公共选举、公共考试作弊行为，一律以97刑法第256条破坏选举罪入刑，刑期统一为2年，不得减刑。此外，将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纳入到破坏选举罪范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生效以后，纠纷很多，但各级法院基本不受理或按《治安条例》处理，处罚力度几乎为零，这是近年来各地村委会选举贿选、暴力威胁等不法现象颇为猖獗的原因之一。2013年7月加州San Diego社区学院学生Matthew Weaver为了当选学校学生会主席，在选举日用同学帐号登录，作弊投票，结果获刑1年。（3）考试与选举作弊者10年不得再参加任何公共选举与公共考试。

（六）公职人员的产生

本文“公职人员”指人大代表、法官与政府官员，下同。

1.公职人员的资格品行要求

各级法官、政府官员不能兼任人大代表职务，由各党群众党员担任，进一步放大人大对政府的监督有效度，也有利于增进各党党内民主。

人大代表、法官、官员道德水准理应超出社会平均水平，处于破产与欠债状态、有性骚扰记录、结婚次数超3次、婚外情、包养二奶、嫖妓、酗酒、赌博、吸毒以及各种犯罪记录者不得担任人大代表、法官、政府官员，一经查实自动免职。选举可能选出低素质人员，不如直接规定有上述特征的人不得担任公共职务。2009年印度民主改革协会（http://adrindia.org/）进行的一项统计显示，印度国会中有黑社会背景议员多达三成；543名国会议员当政5年间有128名被指控诉讼（其中84人被控谋杀）。

人大代表、法官、政府官员本人及子女只能有一个国籍即中国国籍，否则任职资格自动消灭，自动免职。类似的脚踩两只船、吃里扒外现象并非中国独有，2013年韩国开发研究院一份报告显示，拥有双重国籍的韩国外交官子女多达130名，其中拥有美国国籍的占90.8%[8]。

法官不隶属任何党派，只对宪法、法律负责。当然这一点可以逐步实现。

2.人大代表的产生

基层人大代表由该基层选区的群众选举产生，候选人由各党按行业、单位、教育程度、专业领域、性别、民族等因素比例推荐。基层人大代表直选，其余各级人大代表间接选举。

一人一票选举可以大范围、也可以小范围进行，大范围普选的弊端是：（1）时间与金钱成本很高。（2）选民理性冷漠。选民清楚自身一张选票改变整个选举可能性极小，西方投票率二战后一直不高，大约一半美国人不知道代表本区议员名字。（3）一些候选人为了当选，过度迎合选民，做出不切实际的承诺，损害国家利益。美国《纽约时报》2012年2月16日文章《Why China’s Political Model Is Superior》认为，在利益集团操纵下，美国选民投票支持不断降低税收和不断增加政府开支，有时甚至支持带来自我毁灭的对外战争。（4）多数选民对候选人并不了解，只能根据一些硬指标、外部指标如学历、现有职务、外表、口才、籍贯等进行投票。

相比之下，小范围一人一票选举，选民对候选人了解程度更高、心理距离更近，选举结果对选民的直接利益关系较大，也更多现场环节，不需要太多经费，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看长相、看口才之类的投票误差，实现“理性，平静，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的民主。

3.法官的产生

法官的唯一职责是依法判案，工作的专业性与指向性很强，且不能有政党倾向与政党利益诉求，考试录取即可。

4.政府官员的产生

习近平同志2013年在《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吏治为历代治国之要，如何提高官员（干部）任命质量是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任务。

中国政治模式2的官员任命制度存在两大弊端：（1）一把手权力过大，买官卖官，湖南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看票子厚度决定位置升迁”，他提名的县委书记在书记办公会、常委会上讨论时，没有人敢反对[9]。（2）拉票行为凸显。习近平同志2013年《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唯票取人，拉票或当老好人而得票高的人得到提拔。

建议：

第一，把遵纪守法、工作业绩第一，票数第二。防止遵纪守法、有能力、敢于负责、敢抓敢管的优秀官员因为得罪人而得票不高的异化现象，提高官员选任的正确率。

第二，完善投票规则，既要参考投票，又不能夸大投票。2001年刘润璞在吉林白城市[10]、王晓桦在河北大名县的经验是[11]：（1）民主推荐中推荐票数不过半、民主测评中不称职票超过三分之一的官员，不得提名。（2）常委无记名投票，结果当场宣布，赞成票超过半数为通过。（3）一年试用期，期满后群众称职票比例低于三分之二免职。（4）来自与拟提拔人员有紧密工作联系的单位或机构参与投票。上述措施成效显著，白城市委统计显示，通过票决制新提拔的228名县级领导官员中，有近20％的人选原来并不在组织部拟提拔官员名单之内。群众满意率和基本满意率均不低于95％。

政府官员主要由执政党党员担任，其他党派主要通过人大发挥监督与参政作用，避免政府内部出现不同政党之间的党派内耗，削弱政府行政效率。

（七）公职人员的监督

如何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有效监督人大代表、法官、政府官员等公职人员是政治模式设计的核心问题。中国政治模式2尽管纪委、监察检察、反贪局等监督部门众多，各种反腐倡廉教育活动频繁，鼓励民众举报违纪违法现象的规定也很多，但是由于群众监督成本太高，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如郭光允举报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8年、杨子青实名举报陕西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9年……，必须设计出成本更低、更有效的公职人员监督机制。

1.人大代表的监督

审计部门发现的情况由审计部门在全国统一违法违纪数据库录入信息，由中央纪委分配给下属纪委调查处理，上级人大、本级人大、纪委联合进行调查。人大代表所属党派的党内本级纪委自行发现案件、群众举报处理类似。

近年来媒体已多次报道一些人大代表滥用人大代表身份，涉黑、殴打公务员、欺压群众的案件。对此，允许警方在有证据的情况下直接拘留违法人大代表，同时通报上一级与同级人大、该代表所属党派本级纪委。由上一级人大、本级人大、该人大代表所属党派纪委、本级地方政府组成联合调查小组进行调查。一方面避免少数人大代表滥用身份作奸犯科，另一方面避免地方政府利用警察打压人大监督权。

2.法官的监督

贪渎法官中外均不乏其人，美国也不例外。 2010年美国国会弹劾路易斯安那州联邦地区法官Thomas Porteous与律师勾结做案分赃。更严重的是，波蒂厄斯律师辩护说波蒂厄斯的行为在当地法官十分普遍，只查办他一个人不公平[12]。

司法独立、法官独立办案不等于对法官放任不管、不进行合理监督，法官独立办案前提是对法官进行适度、有效的监督。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制度设计：（1）省级及以下人大全体成员2/3以上赞成票，可以提出罢免法官动议，但人大不能直接罢免法官，只能由上一级法院、本级人大组成联合调查委员会核实后进行罢免。（2）全国人大三分之二通过，可以罢免任何法官。（3）法官被罢免后不得再担任任何公职。

美国合众国法官会议颁布的法官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 FOR UNITED STATES JUDGES）中一些规定可以直接沿用，不必重复发明车轮，具体如：（1）法官不得兼任行政官员、议员以及除教学以外的其它营利性职务，不得有政党身份或从事政治活动。（2）法官不得参加有政府背景和公众事务有关的活动。（3）法官不允许参加政治活动、法律执业和经商活动（资本市场投资除外）。

3.政府官员的群众监督

各级官员的上级、纪委没有与官员朝夕相处，信息不对称，更何况存在下级贿赂上级、官官相护情况。“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为民做主”不如“让民做主”。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官员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各级纪委绝大部分反腐线索都来自群众举报。因此治吏之道是提升群众对各级官员的监督权，才能令贪官、懒官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上下互动消除“中梗阻”。

袁庚当年主政蛇口开发区，规定每年群众对管委会成员投票，不信任票过半者取消职务，包括袁庚。在袁庚离休前的10多年里，蛇口工业区的领导官员没有出现贪污受贿案件。袁庚离休，蛇口恢复由上而下的官员委任制后，贪污、受贿案时有发生，优秀官员虞德海离开蛇口后也成为巨贪[13]。假如每年都对官员进行一次群众测评，测评低于三分之二者就地降级甚至免职，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贪污现象自然会大幅度减少。

具体做法：由人大、纪委组成的小组对官员进行定期、通常一年为单位、由被测评对象的同事和上下级进行不记名投票的民意测评，当场统计结果、当场宣布、当场处理结果。测评表格罗列出具体的违纪违法行为，如被测评者有没有以下行为：本单位或者本部门财务不公开不透明、办公室面积超标、重大事项不征求群众意见、婚外情、离婚3次以上等，而不是笼统地一句“你认为某某某是否胜任职位”？

4.政府官员的纪委监督

各党内部纪委与组织部合并，各党纪委工作人员属于党务机构工作人员，不得担任本党常委以及各类公职。

纪委工作职责为：（1）接受党内外群众举报立案调查；（2）办理上级纪委分配违纪案件；（3）与人大组成联调会，调查担任人大代表、法官、政府官员职务的本党违纪违法党员。（4）监督党内选举、考试程序的程序合规性；（5）对不属于第3种情况的本党群众党员进行纪律管理。

近年来情妇反腐、小偷反腐、微博反腐案件众多，纪委懒政现象普遍存在，主要原因有二：（1）纪委向常委汇报工作，而腐败大多与一把手有关，胳膊扭不过大腿；（2）本地打击报复，某地调查前县委副书记贪腐的纪检官员，在其办公室身中11刀死亡，最后竟然被认定为自杀。

建议：（1）党章明确规定，和平时期各级纪委独立于常委，对党全委负责，战争时期对常委负责。（2）各党纪委以地级市为单位成立，各县与县级市取消纪委。今天的交通、通讯条件已经足以保持地级市对县一级的有效管理，纪委集中于地级市，更能摆脱人际关系羁绊与人身威胁，更独立办案。

此外，中国政治模式2调查违纪违法官员，采用先党内纪委处理，后移交法院的做法，造成党法大于国法的客观事实。建议政府官员违法违纪由人大、纪委组成联合调查委员会查处，充分体现人大监督作用、体现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也有助于防止各党内纪委与党委平行后权力过大。

（八）电子治理

以超级计算机、云计算、互联网、4G通讯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正不断推动电子治理的兴起。广泛、深入的运用各种信息技术，使高层与基层更有效互动，更精准打击中层基层的官僚主义与贪污腐败行为。以假军牌管理为例，2012式军车号牌实行网上注册、监控管理，军车过高速公路收费站通道时，射频系统自动识别车牌信息，无误后自动放行，否则第一时间报告部队警备部门处理，大大减少了假军牌的作假空间。互联网时代国家逐步失去了信息垄断权，政府执政过程应该公开化和透明化，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封闭封锁反而适得其反。

1.建立公职人员个人事项全国管理数据库

2010年有两例事件：第一件事是中央纪委、中组部联合通报原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副书记王亚丽编造虚假身份，一路升迁，最终竟然官拜石家庄团市委副书记。第二件事是河北省高院副院长刘宏因街头琐事纠纷被殴死亡，居然有四个女人争尸，都有合法结婚证。刘宏2002年荣立中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等六部委个人一等功。2003年当选“感动河北年度人物”。 2004年河北省检察院记一等功，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全国优秀侦查员”。一路腐败、一路获奖、一路升官，纪委、反贪局、检察院等各种监督机构形同虚设。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公职人员信息严重不透明。中央组织部已下发了《进一步做好领导官员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本文建议以IT技术手段大大增强监管力度，具体包括：（1）各级公职人员任职之初全部集中到省级机构统一采集。彻底杜绝一个人多个身份证、多个户口、多本护照现象。（2）采集信息包括每个人的出生时间、性别、指纹、三代直属亲友关系、户口、照片、各类收入与不动产、子女、配偶、婚姻情况等情况。（3）海关出入境机构、法院、公安、医院、房产等各部门数据库打通，以确保各种历史记录没有疏漏。（4）记录经办人信息，以便今后进行责任追溯。

2.建立公职人员违纪违法全国举报数据库

必要性在于：（1）一些纪委部门出于各种原因，应该立案的案件却不予立案。（2）目前要求举报者实名举报，固然可以减少诬陷行为，但与此同时对举报者保护力度严重不足，打击报复举报者屡见不鲜。

全国层面统一建立举报数据库有以下好处：

第一，可以更有效保护举报人，如举报人个人信息只能由省级以上纪委核心管理层访问，且只能访问不能修改删除、举报信息只能写入不能删改、浏览者登陆访问数据库后的任何操作将被全部记录，必须计算机摄像头拍摄后方可登陆，如此可以很容易追踪泄密者身份，大大提高举报人保护度。

第二，可以有效消除地方干扰，由中央纪委、省级纪委根据举报材料立案，直接分配下级纪委办案，各级纪委从过去对群众举报负责改为直接对上级负责，工作效率自然会有显著提高。

建议对举报属实的举报者进行一定数量经济奖励。对于举报不实的少数举报者约谈、拒绝再接受其举报信息。

3.深度应用IT信息技术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

信息不公开是各种监督机制牛栏拦猫、形同虚设的一大原因。长期以来，中国公共信息透明度很不理想，最近媒体报道全国16万人吃空饷，以月薪3000元计算一年吃掉57.6亿元、490亿福彩资金仅6亿用于福利事业、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都强烈呼唤公共信息公开。尽管已经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机关事务管理条例》，但实际执行情况不佳，2013年1月上海交大研究生雷闯先后向清华、北大等全国113所高校寄出信息公开申请信，最终只有成都大学在官方网站上详细公示2012年三公经费决算及预算[14]。此外，即使公民申请，政府仍然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选择性信息公开，“公开群众不关心的，群众关心的不公开”。

建议：

第一，除国防机密数据外，政府预算、一般性质的社会经济教育数据、各种违纪违法案件处理过程材料与结果、人大代表履职报告、法院判决材料等应该全部通过互联网实时（也就是材料一旦完成后24小时内发布）、详细公开。公民一次性注册实名、身份证、上传个人照片、说明数据用途即可无限制下载。以人大代表监督为例，连续2个月不在人大官方网站按时提交月度工作报告的人大代表，自动丧失资格，由上一次选举中得票次之的人大代表自动顶替。

第二，全国人大、国务院制定详细的各种信息公开标准格式，全国人大、国务院通过互联网和程序自动检查是否按时、按格式公开，以及检查公开数据量校验等，坐在北京就可以访问地方政府网站，有效监督全国各级政府、各单位的数据公开情况，考核纳入各级政府官员年度考核与升迁。

第三，以东北、华北、华东、中南、东南、西南、西北等大区为单位，设置各级人大、法院、政府网站的统一数据中心，或者以省为单位建立统一数据中心，这一制度设计的优点是：首先方便考核地方政府网站内容更新情况；其次大大提高政府官网的信息安全程度，最后大大节约管理成本，统一建立数据中心成本比各级政府自建成本低得多。

四、中国政治模式3的主要创新

与西方政治模式、中国政治模式2比较，本文提出的中国政治模式3有以下特点和创新：

第一，立法、司法、行政“交叉制衡”。 立法、司法、行政之间一方面保持必要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通过横向与纵向结合的联合调查、选举和考试程序合法性监督等制度设计彼此交叉制衡。以司法为例，司法机构省级以下独立于政府、省级以上隶属政府，由此保证司法具有一定独立性，与此同时，为了减少司法系统缺乏有效制衡成为新腐败源的可能性，允许人大在较高比例票数同意前提下可以提出罢免法官动议，但是人大不能单方面直接罢免法官，需要与上级法院联合调查罢免不称职法官。

第二，政党制度方面，政党数量适当，既充分代表社会各阶层，又避免政党数量过多，造成选举社会成本过高以及出现煽动民粹情绪、鼓吹极端主张的政治投机行为，保持政局的必要稳定性。其次，民主党派对各种选举与考试有现场监督权，既赋予民主党派实质性参政权力，更有效打击腐败，又不影响执政党执政地位。其三，各党人大席位根据各党历史贡献确定，选举竞争在党内进行而不是党际进行，各党不存在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选战，消除美国式的否决政治，确保国家重大决策效率。

第三，立法机构方面，统计审计直属人大是政府组织设计创新，有效加强人大对政府预算、社会经济管理工作的领导与监督，提高统计审计数据的可靠性。其次，人大代表实行半专职制度，更密切联系群众，解决人大代表职业发展的后顾之忧。人大代表由各党群众党员担任，在各党纪委之外的另一个角度强化了党内监督。

第四，官员任命方面最大特点是引入群众对官员的一年一评制度，同时并不过分夸大群众意见（群众称职票过半即可），群众路线与上级部门上下结合，上下互动、选与举结合，活而不乱、统而不死，通过群众罢免权有效打击中低级官员的腐败行为。将执政为民的理念、群众路线、鱼水关系在最重要的官员任命、吏治人事制度中充分体现，迫使政府官员对民众负责。

第五，强调广泛、深刻采用当代IT信息技术手段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尤其是使用IT信息技术提升政府各项工作透明度，加大对各级人大代表、各级官吏实际工作以及违纪违法行为的监督力度。

中国政治模式1、2在和平时期表现出来的不足是：党内外民主不足、党内集中有余，容易产生大量腐败。西方政治模式的不足是民主有余、集中不足、决策效率低下。最近，斯坦福大学教授福山撰文《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细剖美国政治制度存在的诸多流弊，备受关注，国内观察者网有全文翻译。中国政治模式3在稳定与竞争、独立与制衡、民主与集中、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等政治模式设计要素之间形成合理稳定点，民众有序、有效、有度参与国家治理，显著提高各级各类公职人员监督的有效性，有力打击腐败，确保政治秩序稳定、立法机构决策效率较高，国家治理能力良好。

当然，政治模式设计包括很多细节，如：（1）为了防止出现西方议会长期存在的拖延投票战术，应该对投票程序做出规定；（2）党内投票与人大投票之间的强制性统一，避免少数党员被收买后在人大做出与本党意志背离的投票；（3）事业单位各级各类干部如何参考前文相关规定执行等，这里不再展开，后续文章再叙。

五、改革路径

（一）设置政治改革特区：整体渐进、局部激进改革策略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社会，一旦局乱只会重演民国时期国内独裁或军阀割据，国外软弱无能、被动挨打的局面，因此政治改革只能增量展开，只能在确保社会秩序稳定、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最小前提下有序、小步快跑。政治改革要稳中求变，变中求稳，彻底杜绝一部分政治幼稚病患者、一小撮政治投机分子、一部分国家与民族分裂主义者的过激言行。邓小平同志提醒全党不要在发展民主上犯急躁病，他说：“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目前在上世纪80、90年代风靡一时的全盘西化派、多党竞选、普选制等激进主张已经边缘化，渐进改革成为主流观点[15]。 但是，出于对稳定的担忧而迟迟不进行改革，那么问题将会越积越多，最终积重难返。亨廷顿强调政治改革是技术活，亨廷顿认为土耳其凯末尔政改是精心顶层设计、自上而下政改成功的一个典范，亨廷顿称之为战略上费边主义和战术上闪电战相结合的策略[16]。

基于上述讨论，笔者认为设置中国政治改革可以设置政治改革特区，采取局部激进、全局稳定的策略最为可取。空间范围率先在县一级实行政治改革。县级官员的腐败对民众切身福祉有更为直接的负面影响，从而更为直接地对政府的合法性产生负面影响。此外，选取一县进行试点，改革成本和失败风险完全能够在国家控制之中。基本步骤可以如是设想：全国人大批准后，在东部、中部、西部各选取1-2个县，设置为政治改革特区进行全面试点。由决策层甄选若干个政改方案，分别、同步进行试点。打破一切顾忌，进行全新的而不是局部的、渐进的政治改革试点。所有人全部卧倒重新聘岗，不愿意参与改革的人可以买断工龄或者内退。

（二）建立法治仪轨

以往多届四中全会大多聚焦经济或党建，十八届四中全会则为法治主题,有诸多“第一次”：第一次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第一次明确党的四大职责是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第一次强调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协调，指出“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建议：

第一，国家领导人、全国人大委员会长、“两高”院长就职仪式引入国旗国徽下手按宪法宣誓、烈士墓献花等环节，进行电视或者互联网直播，凸显“党和国家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活动”的依法治国理念。目前部分地区已开展就职宣誓，但形式、内容不统一，国家层面也未出台具体规则，如程序与程序、宣誓内容是否差异化设置、着装要求等，建议国家出台统一宣誓规则。

第二，货币图案具有政治宣示与文化教化功能。日本1949年至今共有22人获得诺贝尔奖，全球领先、亚洲一骑绝尘。日元图案中学者比例非常高，1000元头像分别是著名学者伊藤博文和细菌学家野口英世、10000元头像是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福泽渝吉[17]。对此建议三点：我国100元人民币改为全国人民大团结、宪法与国旗、国徽等要素组合，昭示国体性质与法治理念。增加邓小平头像。适当增加著名学者或者群体如原子弹研究代表人物等图案。

（三）高层因素

社会进步既需要各阶层对自身合理权利的不懈诉求，同样也需要高层强力推动。英雄史观固然不对，但是完全否定英雄作用也不对。英雄与群众，鱼水关系缺一不可。古今中外例子非常多，彼得大帝推动了俄国现代化，没有彼得大帝，俄国现代化不能说不可能，但至少会推迟很多年或者错过改革最佳时机、邓小平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最近的例子是王岐山推动反腐风暴，全国纪委的人马没有变化，但是中央纪委书记一变，纪委工作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可以说，中国政治改革一大关键因素就是高层因素。

首先高层要掌握足够的改革资源，包括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军队、民意支持、个人记录良好等，毕竟反对政治改革的力量是强大的。

其次高层个人品格与改革意愿，即使掌握有相当的资源，但因循守成，不敢有所作为，缺乏魄力和开创性的性格自然难有作为。很多改革，非不能，实不愿，不是能不能、可以不可以，而是愿意不愿意。

其三，高层是否娴熟掌握改革艺术，既不能优柔寡断、也不能操之过急。

从十八大以来高层一系列言论与举措看，高层对政改的态度是积极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在国内外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改革方案中，高层做何选择？当然，学术界与民间的主要任务不是决策与选择，而是设计方案供选择。

六、结语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政治模式、经济模式暴露出诸多弊端，高层提出中国梦，中国梦需要政治模式、经济模式的制度支撑。在经济学领域，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当然有不同声音认为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低人力成本比较优势，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并非中国首创、也非中国独有[18]。在政治学领域，张维为在其三部曲著作提出中国模式，但张主要是总结、解释中国政治模式2，而不是系统设计新的中国政治模式。

中国政治模式3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最大价值是做为独立于、不同于西方政治模式的全新政治模式而出现，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做出贡献的一种努力与尝试。汉密尔顿等人在《联邦党人文集》提出的一个问题至今依然发人深省：“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和1776年的美国一样，站在一个历史交汇的门槛，谨以此文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1]潘维，怎样判断中国政治模式的成败，人民论坛，2011年第2期

[2]汪玉凯，中国政治模式的张力与生命力，同舟共进，2009年第2期

[3]袁刚，改革的手术刀应挥向哪里？，http://www.chinareform.org.cn/Explore/perspectives/201301/t20130116_159373.htm

[4]张维为，从东欧困境看中国模式，红旗文稿，2009年第23期

[5]赵海月，论美国立体分权的理念与模式，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年第9期

[6]贾立政，中国政治模式与标准问题，人民论坛，2011年第6期

[7]姚遥，海选发源地选不出村主任，谁之过？，新京报，2012-2-29

[8]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3_10_11_177663.shtml

[9]http://cpc.people.com.cn/pinglun ... 41220-25689471.html

[10]石东，一次成功的党内民主改革，吉林白城群众参与任免干部，财经，2003-7-28

[11]郭建光，一个县委书记的自我限权，中国青年报 2010-7-7

[12]方鲲鹏，模仿复制美国司法运作模式必定失败，乌有之乡，2011-11-26

[13]林丹，袁庚：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今晚报，2008年3月27日第7版

[14]http://news.sina.com.cn/c/2013-05-30/023927260889.shtml

[15]凤凰卫视.凤凰卫视记者专访戈尔巴乔夫：改变了世界，失去了国家，http://www.phoenixtv.com/home/news/review/200308/19/98641.html

[16]雪珥，晚清改革为何失败，http://hexun.com/blogeditor

[17]谢宗睿，日本人缘何频获诺贝尔奖，光明日报，2014/10/11

[18]苏哲，精英——民主模型：中国政治模式的经验描述与理论重构，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